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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外孙右卫仓曹参军庾承恭叙《唐故博陵崔公（藏之）夫人文水县君太原王氏墓志》，《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叁•千唐志斋〔壹〕》下册，第176页。
[128] 《唐故试太子左赞善大夫太原郭府君夫人清河县君房氏墓志文并叙》，《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中册，第557—558页。
[129] 外孙崔裕撰《唐故郑州原武县主簿京兆韦府君故赵郡李夫人墓志》，《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第467—468页。
[130] 子婿湖南观察推官试秘书省校书郎杨发述《唐故衢州刺史徐公（放）夫人晋陵县君河南元氏墓志》，《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叁•千唐志斋〔壹〕》下册，第220—221页。
[131] 进士吕贞俭撰《陈少公亡太夫人蒋氏墓志铭（并序）》，《唐文拾遗》卷29，载《全唐文》，第10704页；并见《唐代墓志汇编》，会昌001，第2210页；《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北京大学卷》第2册，第105页。
[132] 乡贡进士孙絿撰《王氏墓志铭并序》，《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专辑》，第388页。又载《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叁•千唐志斋〔壹〕》下册，第242页。
[133] 外孙乡贡进士郑嗣恭撰《唐故卢氏夫人墓志铭》，《唐代墓志汇编》，大中100，第2328页。
[134] 《唐故张府君（免）墓志铭》，《全唐文补遗》第7辑，第427—428页。
[135] 《唐故中散大夫荥阳郡长史崔府君故夫人文水县君太原王氏（京）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天宝216，第1681—1682页。
[136] 嗣子前行汝州叶县尉士源奉述《唐故郴州刺史赠使持节都督洪州诸军事洪州刺史张府君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建中001，第1820页。
[137] 内弟守河南县令郑元辅撰《唐故太常少卿清河崔公故夫人荥阳郑氏（正）合祔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元和044，第831—832页。
[138] 《唐故宣德郎试左骁卫胄曹参军天水赵公讳启故夫人（任氏）墓志铭并序》，《全唐文补遗》第9辑，第459页。
[下编]
唐代女性遗言研究
第一章
唐代女性遗言的执行
本章分佛教信仰女性、道教信仰女性和俗家女性三类，对唐代女性遗言的执行进行分类探讨。各种文献中记载唐代信仰佛、道二教的女性较多，特别是佛教，唐朝虽然号称三教并立，但对于儒教而言，宗教信仰色彩较淡，传统文献及墓志资料中并无提及女性信仰儒教者，故只能大致推断某位女性特别推崇儒家思想，因数量极少，故不作专门探讨，而是附于俗家女性遗言的执行部分。
有少数女性的遗言因内容不详，无法探讨，如上编第一章60号长安净影寺都维那义空（697—753）的遗言中提到“遗书分明，后莫愁恼”。更多一些的女性在遗言中仅表达其临终心态、对子女的担忧或对某些事情进行解释，因无须执行，故不必探讨。如上编第一章27号尼法澄（630—729）、55号尼实照（719—797）、69号裴棣（783—846）、第二章42号蒋道微（754—826）、第三章52号陈照（697—744）的遗言。另外，本章对唐代女性遗言的探讨，只对上编未出现的少数材料予以标注，对于来自上编的材料，不再一一出注，以避免重复，但会标明每一位女性在上编的编号，以便读者查阅。
第一节
唐代佛教信仰女性遗言的执行
宗教是源于人类对某种理想信念的追求，更是苦难的产物。这表现在唐代女性佛教信徒身上就是寡居女性信佛者较多，仅就上编遗言女性中年轻寡居信佛者就有至少9人，[1]中年寡居信佛者则更多。据上编附录4号试左骁卫胄曹参军事赵启夫人任氏（787—848）墓志铭，任氏婚后17年，其丈夫逝世，任氏服丧期间，“从心灰烬。慕释氏之宗，阗然淡服，绵历星纪”。第三章75号衢州刺史徐放夫人元氏（775—835），丈夫先于其18年逝世，三子先后殁世，她“悲伤怵迫”，遂信佛。而韶州刺史裴札（728—784）夫人路氏，则在丈夫亡后，“凭释氏之教，冥助幽泉，拯拔沉苦”。[2]
一、唐代比丘尼遗言的执行
比丘尼是女子出家受具足戒者之通称。具足戒，又称大戒、近圆戒，受持具足戒即正式取得比丘、比丘尼之资格。在唐代，受具足戒的女尼有的有隶属寺院，上编中共16位，包括：长安遗言女尼9位，[3]洛阳3位，[4]两京以外4位；[5]受具足戒而无隶属寺院的女尼有3位，[6]均卒于长安或洛阳之里第。以下仅对文献中记载遗言较详且需执行的16例女尼遗言的执行进行探讨，这部分遗言主要涉及安葬事宜。在圆寂之前，就自己身后的安葬问题提出要求或进行事先安排，包括安葬方式、安葬地点、薄葬与否、丧葬营办者等方面，还涉及陪葬物品、做功德等内容。其中，除2例对遗言的执行者未予以说明之外，其余14例遗言中，执行者的身份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比丘尼的弟子，二是其亲人。
（一）弟子执行师父的遗言
弟子执行比丘尼遗言之例有四，即来自洛阳安国寺二人，均遗言葬于龙门；来自长安崇敬寺一人，遗言薄葬；来自长安龙花寺一人，遗言不坟不塔，积土为坛，植尊胜幢，归葬故乡。上编[7]第二章30号大安国寺尼惠隐（659—734），始、洪诸军事三州刺史荣建绪孙女。开元二十二年（734），76岁涅槃，遗言曰：“吾缘师僧父母，并在龙门。可安吾于彼处，与尊者同一山也。”其弟子尼圆德“生事竭仁孝之心.礼葬尽精诚之志。追痛永远，建塔兹山”。第二章32号安国寺大德尼法真（730—813），怀州刺史裴恂之女，20岁“舍俗归道”，隶于安国寺。元和八年（813），84岁寂灭于精舍。其门弟子见用等“遵遗旨”，次年正月将其葬于河南县龙门山之宗谷。第一章54号长安崇敬寺临内外坛大德尼寂照（753—825），刑部郎中、郢州刺史崔婴季女。因“夙植因果，早悟真如，坚求出家，志不可夺”，受具戒于宝应寺敬僧录，住持崇敬寺50年。宝历元年（825），73岁终于本寺，僧腊52。“遗命以素□（辇？）载丧，不事华饰，简俭□制，垂于理□。弟子弘一、元真、弘济等，哀奉先旨，教无违者”。第一章56号龙花寺尼契义（753—818），司门郎中、眉州刺史韦衮长女。元和十三年（818），66岁化灭，“遗命不坟不塔，积土为坛，植尊胜幢其前”。生前曾与其诸弟言及归葬故乡，后如其所愿，其弟子比丘尼如壹等将师父葬于京兆府万年县洪固乡之毕原。以上四人均出身官宦世家、未曾婚育、高龄涅槃，一人卒于唐前期，三人卒于唐后期。她们的弟子执行了师父的遗言。
（二）亲人执行比丘尼的遗言
亲人执行比丘尼遗言者，较之弟子执行比丘尼遗言者的数量更多，这些遗言执行者的身份包括比丘尼的子嗣、姊弟、侄女等。
子嗣为遗言的执行人，只适合寡居后信佛女性。信州尼善悟遗言火葬、润州尼元应遗言丧葬据佛门仪式，以比丘尼身份下葬，均是由她们的子嗣负责执行。第三章62号信州怀玉山应天禅院尼禅大德善悟（837—879），本为高阳许实之妻，婚后20年丈夫逝世，41岁剃发受具戒为比丘尼。乾符六年（879），43岁归寂于应天禅院，“遗令火焚，从拘尸城之制也”。其嗣子许寇七“请收灵骨以起塔焉”。因时值唐末，“狂寇蚁聚”，许寇七“往回皆径其傍，一无惊畏”。这充分说明他是将亡母尸体予以焚化了的，并营塔于扬州江阳县道化坊谢楚地内，于次年七月归葬。第三章55号润州丹阳县昭代寺尼元应（737—790），本为东阳郡决曹掾李晋卿继室，大历晚期寡居后信佛为尼。贞元六年（790）冬，54岁卒于本寺。李晋卿前妻卢氏之子河南府密县尉李畅为继母占卜兆穴，从其遗令，“附于窀穸之事，率从苾刍之仪”。元应在丈夫逝世后出家为尼十余年，且卒于寺，但其安葬事宜是由继子操办的，说明她与俗家的关系比较密切。
无隶属寺院的受具戒比丘尼中，第二章23号刘会如（693—752）的遗言也是由其儿子执行的。她本为朝请郎韩氏之妻，天宝初，年过半百寡居。其后诣圣善寺大师弘正，受五百大戒，法号会如，微削发，尽褐衣，居家戴发修行。天宝十一载（752），60岁病逝于洛阳。病亟，遗嘱二子韩渐、韩益曰：“吾殁之后，以道流处之，择东原不毛之地，建西方清净之塔，瞻望而父，以安吾神，幽明之间，不失尔祀，此吾志也。”面对母亲的塔葬遗愿，“二子行以孝彰，情由理著，恭理命之有素，瞻先茔而未忍”，在彷徨抉择之际，晚上做梦也梦到此事，“以进退茶蓼，精诚寤寐，征六梦于冥寞，候二尊之安否”。最终，“异其前知，终寝后命”。并未遵守母亲的塔葬遗言，出于孝道的考虑，兼顾母亲在家出家的身份，采取了权宜折中的方式，将母亲归葬于父亲之旧茔，但以母亲“受戒故”，“同居异穴”而已。墓志并言“嗣子奉尊先之训，卒归卫人之祔，不废周公之典”。刘会如遗言塔葬，其子迫于世俗压力，将母亲葬入父亲旧茔，异穴而葬，并未完全遵守母亲的遗言。
有的女尼为未婚出家，其遗言由其姊弟或侄女负责执行。第一章43号长安济度寺尼法愿（601—663），龙朔三年（663），大渐之晨，谓诸亲属曰：“诚宜捐躯挚鸟，委形噬兽。”其墓志载，其姊弟虽然沉痛不忍，但仍依承遗约，丧事从简，以其年十月十七日营空于少陵原之侧。中国僧尼较少进行天葬，法愿出身于虔诚信仰佛教的兰陵萧氏家族，并没有婚嫁经历，不曾孕育子女，笄年便出家为尼，是坚定的佛教信徒，故提出天葬遗愿。她有持戒弟子近数十人，但仍是由其姊弟执行其遗言，且遗言的对象亦为亲属，充分说明她与俗家的关系更为密切，且其姊弟对法愿的选择能够理解，这与萧氏家族对佛教的信仰有关。第三章51号沙州尼灵惠（？—865）临终前，在其弟弟、外甥、侄子、官员及邻里等见证下郑重立下遗书，遗书的制定时间为咸通六年（865）十月，明确说明将仅有的家生婢子威娘赠予侄女潘娘，并无其他房资财产，后事亦令潘娘营办，诸人押署为验，以后“不许诸亲恡护”。她在病逝之前，以法律认可的遗嘱形式指定了丧葬营办者和奴婢继承人。因此，其遗言必定可以得到相应的执行，她不必担心无人为其主办丧事，而其所留下奴婢的归属，也不会在其死后，在诸位亲戚之间引起不必要的纷争。
另外，有两位受具足戒而无隶属寺院的比丘尼，材料中对遗言的执行人并未予明确说明，但应该为其亲人。第一章30号罗四无量（623—688），县主之女，本为在户部任职的刘府君之妻，寡居后皈依佛教，并“具戒总持”。临终遗命天葬“为平昔在日，□持具戒，灭度之后，令殉肌肤”。又从其墓志所云“敬奉遗言，而崇别塔”，铭文所载“敬遵遗教，建塔传芳”，可知她还遗言塔葬。其墓志并未说明奉行遗言者的身份，但载8年后，将其窆于京高阳原刘府君之茔东。其遗言执行人，很可能是其亲人，故其塔与丈夫坟茔相邻。有的优婆夷遗言广做功德。第二章73号剑州刺史郭府君（？—719）夫人元婉（680—746），40岁寡居，后于寿觉寺主惠猷禅师处受具足戒。预见到自己将亡，她“顾谓左右，广修功德。乃舍财宝，放家僮，转大藏经，发最上愿”。其墓志载其有希秀等八子，当是其遗言的执行人，其遗言既被写入墓志，说明是被诸子认可的，当得到遵守。
（三）弟子和亲人共同执行比丘尼的遗言
相当一部分比丘尼的遗言则由其弟子和亲人，或弟子兼亲人共同执行。第一章59号京师宣化寺尼坚行（649—724），遗嘱“令门人等造空施身”。9年后，坚行的亲弟大云僧志叶、弟子四禅、贤道、法空、净意等“收骨葬塔，以申仰答罔极之志”。坚行遗言的执行者为其亲弟和弟子，均为僧人，诸人共同负责执行坚行的遗嘱，对其行塔葬。第一章36号西京法云寺尼辩惠（702—754），幼年便承其父太子文学房温命斋度为沙弥尼。临终遗言“穿土为空，去棺薄窆”。次年二月，“迁座于城南毕原，禀前命也”。弟子侄女昭弘照等，“泣奉遗愿，敢违话言”。说明其临终前还指定了长安东南的毕原作为葬地。尼辩惠幼年出家，但卒于家，而非法云寺，且遗言之一为土葬，终其一生，应该都与世俗家庭维持了更为密切的关系。第二章31号东都安国寺尼清悟（755—805），黄门侍郎严武第二女。婚后一年，其丈夫便逝世，遂“归身释门”。大历六年（771）17岁得度，配主安国寺。永贞元年（805），51岁就化，遗言归葬龙门先茔，“以其年十月廿六日祔葬于龙门南土村，次先茔之左，遵旧志也”。其墓志中提到她有一弟子文亮，是其伯兄之女，作为其侄女兼弟子，是遗嘱的适合执行人，当是其遗嘱执行人。
从唐代比丘尼遗言执行者的身份可知，比丘尼虽然出家，但和俗家仍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不少比丘尼死后，她们的亲人负责营办或者参与了其丧葬事宜。
（四）遗言执行者未知
长安尼释然遗言葬于长安毕原祖母坟茔之旁、洛阳尼体微遗言归葬龙门和薄葬，均得到执行，只是其墓志铭中对遗言的执行者未予以说明。第一章47号长安资敬寺临坛大德尼释然（732—766），左仆射、冀国公裴冕之女，自幼出家。永泰二年（766）七月，35岁寝疾终于当寺。当月，从其先志，将其“安神于毕原，近魏国先祖夫人之茔”。第三章35号洛阳修行寺主尼体微（720—791），自幼向佛，30岁出家，72岁卒于孟州河阴县。遗言归葬龙门、薄葬。两年后，遵其遗志，“返葬于龙门天竺寺西原高顶，延望先师茔塔。及约为葬事，务从省俭”。
以上16例比丘尼的遗言，有15例均得到女尼弟子或家人的执行，仅第二章23号刘会如（693—752）的塔葬遗言，未得到其儿子的执行，只是将父母异穴安葬而已。
二、优婆夷遗言的执行
优婆夷指亲近三宝，受三皈、持五戒、施行善法之女众。三皈即皈依佛、法、僧。五戒即在家男女所受持之五种制戒：一杀生，二偷盗，三邪淫，四妄语，五饮酒。她们虽为佛教信众，并无隶属寺院，多有自己的法号。第一章22号行蜀州金堤府左果毅都尉张晕夫人姚氏（722—788）临终时十分挂念儿女，其“恤于仲女”的原因就是“仲女久披缁服，竟无房院住持”，也就是并无隶属寺院。[8]笔者将文献中说明女性持戒行者判断为优婆夷。因史料所限，优婆夷遗言者较少，笔者找到6例，5位来自洛阳，1位来自怀州，全部生活于唐前期。其中，有两例对遗言的执行者未予明确说明，其余4例遗言中，执行者的身份为其儿子，除了亲生之子，有的优婆夷的继子也参与了遗言的执行。
（一）儿子执行母亲的遗言
优婆夷遗言塔葬天宝时期有一例，得到儿子的遵守。第二章17号清江郡太守夫人吴嘉（675—751），法号金刚藏。丈夫殁世后，断荤膻，“侨寓荆蛮，抚育童孺”。“久积戒行，深入禅寂，尤契东山。”天宝十载（751），77岁病逝，临终顾谓诸子，遗愿塔葬归真，不与丈夫同穴合葬，“可于天竺伽蓝傍建宝塔，因依净界，迁寝吾身”。五子雍丘丞昭、阳武主簿向、壶关丞皓、左骁卫兵曹用、丹杨郡司仓昕，于当年底将母亲归葬于龙门乡之原。铭文曰：“凿龙之北，大路之西。爰建灵塔，密迩招提。”这说明诸子遵嘱塔葬，并未将其与父亲合祔安葬。
一些优婆夷基于佛教戒行，遗言不与丈夫合葬，这方面的例子有三，均发生于唐前期；有的同时还提出归葬祖茔、薄葬等遗言，诸子均遵照执行。第二章63号唐高祖窦皇后挽郎周绍业之妻赵璧（627—702），寡居信佛，76岁卒于武周末期。临终之际，“以府君倾逝年深，又持戒行，遗嘱不令合葬坟陇，还归旧茔”。因其长子汉州司户参军周道冲先已卒，次子益州温江县令周道济“尊奉先言，不敢违失”，25年后，将母亲“窆于河南府河南县平乐乡邙山之原”。其所指“还归旧茔”当指赵家祖茔。第三章36号魏州司马卢璥继室李晋（653—725），有三子：继子御史卢微明与黄门侍郎卢藏用，所生子汴州浚仪县令卢若虚。她73岁病逝于怀州武德县丞廨宇，因“崇信释典，深悟泡幻”，遗令：“不须祔葬，全吾平生戒行焉。时服充敛送终，唯须俭省。祠祭不得用肉。”李氏因遵佛教戒律，遗言不与丈夫祔葬、薄葬。其丈夫卢璥早于武周时期卒于魏州官舍，临终遗言薄葬，并对薄葬的衣服、明器提出了明确要求。[9]或者夫妻在薄葬方面达成共识。其子卢微明等遵奉母亲遗言，当年十月将母亲“迁归洛城东北，厝于先茔之旁”。当是葬于卢璥坟茔之侧。第二章3号始宁郡诺水县令郑思九夫人陈氏（？—743），因其夫先卒，“聿修梵行”，天宝初遗训：“吾生受清戒，死必异坟。”其墓志对其遗言的表述直接用了“遗训”二字，足以说明陈氏因受佛教戒律之故要求“死必异坟”的不容置疑。其嗣子遵嘱，次月葬母于渑池县之东原郑公坟之右地。上述三例优婆夷不与丈夫合葬的遗言，均发生于8世纪前半期，均得到儿子的理解和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