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聚落的考古学研究(9)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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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发掘报告》，《考古》1975年第4期；郑绍宗：《热河兴隆发现的战国生产工具铸范》，《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夏鼐、殷玮璋：《湖北铜绿山古铜矿》，《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②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发掘报告》，《考古》1975年第4期。
③于嘉方：《淄川市南韩村发现战国墓》，《考古》1988年第5期。
④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82页；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569、400页。
阴，见一丈人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洼，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絜水若抽，数如法汤，其名曰槔’。”又《天运》：“且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桔槔可能是子贡在楚地所见的新生事物。从《庄子》的记述看，春秋时期桔槔还只是在少数地区应用。战国应是桔槔推广利用的时期，汉代画像材料上的汲水图中，桔槔已十分常见。
4.收获用具
收获是农业生产的末端环节。庄稼成熟并不意味着大功告成，收获环节也至关重要。《汉书•食货志上》：“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王祯《农书•农桑通诀•收获篇》引古语：“收麦如救火”，并解释说：“若稍迟缓，一值阴雨，即为灾伤。迁延过时，秋苗亦误锄治。”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收获用具有镰和铚，只是材质在不断变化，由石、蚌到铜再到铁。
镰：镰是主要的收割工具，长条形，刃、背微曲或弯如新月，也有短体者。战国时期的镰还是生铁浇铸的，无銎，装柄时需要绑缚，有的在缚柄部位预留小孔以便穿钉加固。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出土的带銎铜镰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金属带登镰，长16.1厘米(见图1-2)①。吉林桦甸战国墓出土的铁镰末端有栏和凹口以利装柄，身长27.5、最宽5厘米(图1-7，15)②。河南辉县固围村大墓所出铁镰，体稍直，长24.1厘米，末端翻卷，也是考虑了装柄的需要(图1-7，16)3。还有一种镰，刃口作锯齿状，镰体正面有平行斜线纹通达刃口，此型镰在春秋战国铜镰中较为多见。
铚：铚也是收割的工具，由早期的石刀发展而来。《说文•金部》：“铚，获禾短镰也。”《管子•轻重乙》中镰、铚并举，说明它们属同一类用具。铚是掐穗工具。《史记•夏本纪》：“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裴驷《集解》引孔安国：“所铚刈，谓禾穗。”《小尔雅•广物》：“禾穗谓之颖，截颖谓之铚。”今称手镰、爪镰或掐刀。与镰相比，铚的形体短而宽，形状接近半月形，背部往往有一二个小孔，以双孔为主，便于穿绳套在手上割取禾穗。如辽宁宽甸燕国墓出土的铁铚，圆弧背，背部双孔，刃部稍内凹，长13、宽4厘米(图1-7，12)④。
5.加工工具
战国时期，商周时期的脱粒去壳工具石磨盘、石磨棒和石杵、石臼仍见使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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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3期。
②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桦甸西荒山屯青铜短剑墓》，《东北考古与历史》第1期，文物出版社，1982年。
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91～92页。
④许玉林：《辽宁宽甸发现战国时期燕国的明刀钱和铁农具》，《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
过磨盘、磨棒已明显减少。这里重点说一下春秋战国新出现的脱粒去壳工具连耞。
连耞：连耞为木质脱粒工具，无实物出土。它由早期手持的脱粒木杖演变而来，大约发生于春秋时期，战国时期成为常用农器。《国语•齐语》管仲对桓公说：农之用，“耒耜、枷、芟”。连枷(耞)长柄一端以短横轴连接短木棍或编联树枝为敲杆，操作者持柄抡起连耞，使敲杆绕短轴旋转，向前拍打铺在地上的禾穗，以脱粒去壳。自春秋战国以至现代，连耞之制未有大的变化，并一直是得力的脱粒去壳工具。
石磨：旋转石磨由石磨盘发展而来，文献称硙。石磨盘从何时发展成为旋转石磨，目前尚无法说明，但从考古发现的春秋战国石磨盘数量逐步减少的情况看，也可以大致推测旋转石磨至迟出现于战国。战国是我国历史上大变革的时期。《世本•作篇》：“公输作石硙。”《说文•石部》：“硙，石靡也，从石岂声。古者公输班作硙。”“石靡，石硙也。”《墨子•耕柱篇》说：“不可胜食也，见人之作饼。”饼显然是磨面具出现以后的事物。陕西临潼县武屯公社(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秦故都栎阳遗址出土石磨下扇一件，直径55.5厘米，中置铁芯，铁芯周围10厘米范围光素无齿，再向外至边缘密排七圈枣核形齿窝①。栎阳为战国晚期秦国都城，西汉初期曾为汉的临时都城，公元前200年刘邦移驾长安后，栎阳仍是西汉重要城址。出土的石磨据其形态可定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②我国手推旋转石磨的出现也验证了马克思学说的正确性。
(二)汉代农具
铁制农具在汉代已成为农夫不可或缺的用器。桓宽《盐铁论•水旱篇》：“铁器，民之大用也。”《农耕篇》：“铁器者，农夫之生死也。”又《汉书•食货志下》：“铁，田农之本。”汉代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铁农具的广泛使用。辅以木、石工具，传统农业所应有的一整套农具在汉代均已具备，并且汉代还出现传动机械装置的加工器具，使农业生产在更高层次上得到发展。刘熙《释名•释用器》记录的汉代农具有镰、耒、耜、犁、檀(櫌)、锄、枷(耞)、锸、把(杷)、拂、耨、鑮、𨪋、鉪、铚15种。有的农具虽未见文献记载或实物出土，但可以根据画像等材料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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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秦都栎阳遗址初步勘察记》，《文物》1966年第1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44页。
1.畜力用具
在传统农业时期，畜力在大田生产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故后世方志常将其放在农具的首位来介绍。如民国年间修《河南通志稿》农具卷“豫省农民所习用”的七类农具中，以畜力用具为首，主要的驾牛、服牛用具有革骨鞊、靽、牛鞅、夹板丝、纼、绁、羁、縻、套盘、套滑、牛杆、搂肚、搭背等等①。这些用具虽不与犁架连结为一体，但与犁架相互配合使用，是牛耕中不可缺少的物品。汉代已是牛耕开始推广的时期，牛耕中的畜力用具虽然没有后世所见那样齐全，考古工作也不可能发现这类木、麻、皮质的用具，但从汉画像石牛耕图中也能略知一二。
就汉画牛耕图像中所见，有架在牛项之上的杠、牵引犁架的绳索和驱牛的鞭等。杠即是衡，一般作为犁具部件，约在魏晋时期发展为轭，轭为畜力用具，故在此将杠也看作畜力用具。我国很早就有给牛穿鼻的做法，战国文献始有明确记载，《庄子•秋水》：“落(络)马首，穿牛鼻。”穿牛鼻之物为桊，也作棬。《说文》：“桊，牛鼻环也。”桊从木，可能汉代所谓牛鼻环为竹木弯折制成。汉代已经有了成熟的穿牛鼻的技术，画像石牛耕图中牛桊表现得十分明显。有了牛桊，服牛便是一项驾轻就熟的工作，故牛耕图上很少有专门的服牛人员。在二牛抬杠图上，多见一根短绳连接二牛之桊，扶犁者扬鞭驱使，任牛前行，而不需再牵拉牛缰，可见牛桊作用之大。
2.农田整治用具
(1)耕垦、起土用具
犁：汉代仍使用套装在木叶犁底上的V形铁犁，但有所改进，其上口加宽，侧翼加长、后延，锋角变小，更利于刺土。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V形犁，高12.6、侧刃长16、后宽22.3厘米(图1-9，2)②。大概受凹形锸、锄等的影响，汉代新出现“凹”字形尖头铁口犁③。
西汉时期铁犁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出现了承装铁口犁的全铁犁。全铁犁前低后高，后端有等腰三角形或扁圆形的盎，V形铁口犁先装在大铁犁的头上，再随铁犁一起套装在较短的木犁底上。这样，V形的铁犁就成了铁犁的头，我们称为铁口犁、犁冠、铧冠、犁头等等。犁冠铁质优于铁犁的主体部分，用坏可以调换。山东滕县(今滕州市)长城村出土的三角形大铁犁，边长48、后宽45厘米，后端有等腰三角形的銎(图1-9，3)④。陕西陇县高楼村出土的带V形犁冠的大铁犁，舌形，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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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陈斌：《<河南通志稿•农具〉卷析》，《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②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88页。
③陕西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发现的汉代铁铧和鳞土》，《文物》1966年第1期。
④庄冬明：《滕县长城村发现汉代铁农具十余件》，《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3期。

 

 

 

 

 

 

 

图1-9 秦汉铁农具
1.陇县高楼村铁犁2.洛阳烧沟V形犁3.滕州长城村三角犁4.长安韦兆村带壁犁5.礼泉王相村铁犁6.河南渑池搂铧7.崇安汉城铁耙8.洛阳伊川半圆锄9.巩义铁生沟直銎䦆10.鹤壁鹿楼村直銎䦆 11.长武六角锄12.洛阳烧沟铁镰13.成都龙泉驿铁镰14.南阳瓦房庄横釜䦆15.巩义铁生沟横銎䦆16.陇县秦代铁铲 17.成都牧马山䥽镰18.贵港罗泊湾铁锸 19.长沙马王堆锸
39.5、后宽37.7、高14.3厘米(图1-9，1)①。陕西临潼鱼池遗址出土了秦代的全铁犁铧②。考古发现的汉代V形犁冠常常是几件一组套合在一起，存放、携带和取用都很方便。
汉代铁犁自西汉中期以后出土数量明显增多，出土地遍及全国，其中又以陕西、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出土为多，边远的贵州、云南、福建、广西、宁夏、新疆等地亦有出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中地区的富平、蓝田、蒲城、兴平、长安、礼泉、西安、咸阳、陇县等地发现大铁铧、小铧、铧冠、犁镜等农具六七十件，其中礼泉出土西汉时期套有铧冠和马鞍形犁壁的完整铁犁铧③。1975年西安西郊一个铁农具窖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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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陕西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发现的汉代铁铧和鳞土》，《文物》1966年第1期。
②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陕西临潼鱼池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
③陕西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发现的汉代铁铧和瞬土》，《文物》1966年第1期。
中发现大小铁铧、犁镜等农具85件①；长武出土铁铧冠4件及铲、锄、镰等多件②。2014年，安徽利辛丹凤村一西汉灰坑(窖藏)中出土V形铁犁6件③。山东滕州、安丘、安徽寿县、河北保定、石家庄、承德、甘肃古浪等地都发现东汉时期的大铁铧。除了铁犁铧实物，犁具模型、铸范和相关图像也多有发现。河南巩义铁生沟④、南阳宛城和郑州古荥镇⑤出土大量V形铁口犁和犁范。山东莱芜⑥、山西襄汾⑦、辽宁辽阳三道壕⑧、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汉城⑨以及内蒙古、河北、江苏、安徽、贵州、广西、甘肃、新疆等省区发现的犁以V形铁口犁为主。广东佛山水田模型中有V形犁的形象⑩。甘肃武威磨嘴子东汉墓出土木牛、木犁，犁头涂黑呈尖状，以示铁犁⑪。汉画像农耕图上的犁头多作三角形。另外，云南等地还出土铜犁⑫。
犁壁：西汉新出现了犁壁。犁壁又称罐土、壁土，现在还有犁镜、犁面、犁耳、犁盆等名目。犁镜是安装在铁犁背上起开沟窜垡、翻土作垄作用的重要部件，由于长期与土摩擦，光亮鉴人，故后世常叫犁镜。犁壁是铁犁铧上的附件，不能单独使用。过去的犁具只能开沟，有了犁壁就可以翻土了。犁壁的使用是汉代铁犁具上的一大发明，不过犁镜的发现尚不普遍，主要见于陕西、河南、山东、安徽等地，甘肃、宁夏等地也有发现，有的单独出土，有的安在铁犁铧上。陕西礼县、陇县、咸阳等地还发现装有犁壁和犁冠的铁犁。陕西长安县(西安市长安区)韦兆村出土的背附犁壁的舌形铁犁铧，犁壁呈菱形而缺一角，缺的一角内弧以便置于犁背上(图1-9，4)。礼泉王相村发现的带犁冠和犁壁的铁犁呈三角形，犁壁为马鞍形(图1-9，5)⑬。犁冠和铁犁可以单独使用，没有铁犁，犁冠也可以像战国时期那样直接装在木叶犁底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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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建国以来陕西省文物考古的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②刘庆柱：《陕西长武出土汉代铁器》，《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③任一龙：《安徽利辛丹凤村汉代窖藏》，《大众考古》2014年第12期。
④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巩县铁生沟》，文物出版社，1962年，第31页；赵青云、李京华、韩汝玢、邱亮辉、柯俊：《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铸遗址再探讨》，《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⑤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从南阳宛城遗址出土汉代犁铧模和铸范看犁铧的铸造工艺过程》，《文物》1965年第7期。
⑥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莱芜县西汉农具铁范》，《文物》1977年第7期。
⑦襄汾县文化馆：《山西襄汾发现汉代铁器》，《考古》1978年第2期。
⑧黄展岳：《近年出土的战国两汉铁器》，《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⑨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试掘》，《考古》1960年第10期；福建省博物馆：《崇安城村汉城探掘报告》，《文物》1985年第11期；福建省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崇安汉城北岗一号建筑遗址》，《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
⑩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考古》1964年第9期。
⑪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