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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88~397页。
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泌阳县下河湾冶铁遗址调查报告》,《华夏考古》2009年第4期。
③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巩县铁生沟》,文物出版社,1962年,第5~26页。
率高,又节省造型材料和金属液,非常适合于小型铸件的批量生产,车马器、带扣、钱币等铜器的铸造使用尤多。1990~1996年,在汉长安城西市冶铸遗址出土大量叠铸陶范,可铸器类有圆形轴套、六角承、马衔、带扣、车喜、器托和其他构件等。如90CHH2:2为带扣范,现存范片14层,一次可得铸件70枚①。1974年,河南省博物馆在河南温县招贤村汉河内郡温县故城外发现东汉时期的冶炼工场遗址,其中有烘范窑1座,窑室内保存500多套已烘好待用的叠铸范,根据范腔形状判断,待叠铸的器物种类有车马器、带扣、权等16类36种器形,都属小型器件②。目前虽然不见农具的叠范,但可以推测,在叠铸技术成熟且推广应用的时期,农业生产中的小型工具如镰、铚等的铸造中也会有所使用。
效率的提高还体现在对铸件的再处理工艺中。根据铁生沟退火脱碳炉残存炉壁等推算,其炉容约1立方米,如以铁铲为例,每炉脱碳3天,一次可对2000件左右的铁铲进行柔化处理③。
汉代冶铁遗址普遍出土犁、铲、䦆、锸、镰等铁农具或其铸范,生产铁农具是政府主导下的冶铁工场的主要任务。汉代铁农具,零星的发现遍布全国各地,简举数量较多的发现如下:1957年辽宁抚顺莲花堡遗址出土西汉初期铁䦆60余件,其中完整和较完整的26件,锄2件,镰2件和掐刀(铚)2件④;1958年河南临汝夏店西汉冶铁遗址发现保存基本完整的大小铁䦆300余件⑤;1958~1959年河南巩义市铁生沟冶铁遗址出土铁䦆、锸、锄、铲等农具75件⑥;1975年西安西郊一铁农具窖藏中发现大小铁铧、犁镜等农具85件⑦;1991年陕西咸阳张家湾阳陵从葬坑发现铁锸88件⑧;1980年福建崇安汉城发现铁锸25件⑨;2007年荆州谢家桥西汉墓出土铁锸20件,出土时捆扎在一起⑩。像这样集中的发现是汉代以前遗址所没有的。
冶铁技术的进步和冶铸效率的提高,适应了铁农具普及和推广的形势,保证了汉代农业生产的发展。《汉书•食货志下》:“铁,田农之本。”桓宽《盐铁论•水旱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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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振东、李毓芳:《1996年汉长安城冶铸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7期。
②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冶金史》编写组:《汉代叠铸:温县烘范窑的发掘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4页。
③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考古四十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63~464页。
④王增新:《辽宁抚顺市莲花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6期。
⑤倪自励:《河南临汝夏店发现汉代炼铁遗址一处》,《文物》1960年第1期。
⑥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巩县铁生沟》,文物出版社,1962年,第30~33页。
⑦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建国以来陕西省文物考古的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⑧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92年第4期。
⑨杨琮:《福建崇安城村汉代城址出土的铁农具》,《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⑩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谢家桥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4期。
“铁器,民之大用也。”《农耕篇》:“铁器者,农夫之生死也。”都把铁农具看作农业生产的决定因素。
二 以铁农具为主的农具类型
农具的分类是依据生产的环节进行的,分类反映了农具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反映了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我们在上一节将商周农具按照“农田整治和种植”“田间管理”“收获”“加工”四个环节进行叙述,这样的分类对后世也大体适用。按照功能或在生产各环节中发挥的作用分类,虽然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情况,但对于一个农业生产过程比较完善的时代,其大类上应是基本一致的。由于生产工具的演进和耕作技术的提高,在一些具体环节中的细节方面会有所变化,有时也会多出一些工具类型,如汉代的专用播种农具——耧车是战国时期所没有的,按农具所分的生产环节中自然也随之多出了相应的“播种”环节。将农具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和按生产环节划分农具的方法,能够反映一个时期农具的系统性和耕作技术、方式上的进步性,也能够反映出不同农具类型在生产中的重要性和发展中的活跃程度。虽然不能说目前没有发现的类型就代表没有其对应的环节,如没有商周时期的播种工具出土并不说明商周农业生产就没有播种环节,这只是就目前所知的工具来说的。但是有足够充分的材料进行农具类型或环节区分的时期,也必然说明该类农具或该生产环节在该时期已有了充分的发展。我们依据农业生产的环节,将铁农具和少量木、石农具分为耕垦农具、播种农具、中耕农具、灌溉用具、收获用具和加工工具,对每种农具的用途和形制变化做简要的考订和说明,通过对前后时期农业生产工具体现的环节的对比,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传统农业整套农技逐渐形成和完善的过程。
(一)战国农具
考古发现的战国铁农具有犁、䦆、锸、铲、锄、耙(多齿䦆)、镰、铚等。严格来说,它们是农具的关键部件,是铁头或套刃,除了铚,都需要与木质的柄、架结合才能形成可用的农具。这样认识,我们看到和想到的就不能仅是考古发现的铁质部件,而应考虑到它们与木质部件结合的方式与方法,在头脑中形成的是完整可用的农器具,并且也要想到,在没有金属套头的时期,它们是生产中实际应用的同样类型的木农具。根据它们在农业生产中的主要作用,战国时期的农具大体可分为五大类。
1.农田整治用具
(1)耕垦、起土用具
耕垦、起土是农业生产的第一环节,也是最为重要的环节。翻耕土壤、起土开沟不但是农田作亩和播种之需要,还能疏松土质,预防害虫,也便于肥料迅速分解,并可使作物根系易于展开,吸收养分。因此,耕垦、起土农具就显得非常重要,考古发现的该类农具数量和种类也最多。
犁:犁是由耜脱胎而来的。先秦文献已见有犁,如《管子•轻重甲》:“今君躬犁垦田,耕发草土,得其谷矣。”有时犁还沿用着“耒”或“耒耜”的名称。商代已出现三角形的铜犁。中国农业博物馆陈列有甘肃天水发现的战国时期的三角形大铜犁。战国已使用铁犁,但数量不多,一般是呈V形的铁口犁,两翼外侧为锋刃,内侧有凹槽,使用时套装在木犁底上与犁架相连。犁架无存,只有铁犁头遗留下来,故称为铁口犁。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大墓出土的铁口犁,V形,两翼向后展开,两翼结合部略见凸起,以起加固作用。夹角120°,边长17.9厘米,重465克(图1-7,1、2)①。这种犁只能用来破土划沟,而无法翻土作垄。另外,云南滇文化流行三角尖叶状铜犁②。
䦆:䦆是一种横斫式挖土工具,即《国语•齐语》“铸锄夷斤剛”之剛。商周时期有青铜馔,春秋战国又出现了铁䦆。在战国各类铁农具中,铁䦆的出土数量最多,分布也广,包括了当时秦、燕、齐、楚等国的一些地区,并远及吴越。战国铁䦆的形制有两种:
一种是直銎的,它继承了商周时期青铜䦆的形制,形状像长条铁板,装曲柄或先直装木叶再用榫卯与横的直柄相连,又称蹠䦆。河北平山战国中晚期中山王墓出土8件直銎铁馔,一件长15.8、銎端宽5.3、刃端宽4.6厘米(图1-7,3)③。
另一种是横銎的,銎眼在铁䦆的一端,直接横向安装木柄使用,又称斫䦆。河北唐山东欢坨遗址出土的战国中晚期的横銎䦆长25.2、宽6.5厘米,背部微曲,釜部高于䦆面,以便纳柄和强化釜部(图1-7,4)④。
横銎䦆装柄方便,较直銎䦆晚出。无论是直銎还是横銎,使用时都是横斫刨土。䦆以刨挖为主,也可用作中耕松土和除草,今日长江三峡一带民间还称斫䦆为挖锄,也说明了䦆、锄功用的相通性。
锸:锸是翻土开沟的重要工具。战国时期的锸有两种形制:长方形或“一”字形铁锸,又叫直口锸,其上下两长边,下边为刃,上边有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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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91页。
②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夫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③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譬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34~335页。
④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唐山市文物管理处:《唐山东欢坨战国遗址发掘报告》,《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96页。
形的銎。銎用来含纳木叶,以木叶连接长柄。河南辉县固围村①、郑州二里岗②、湖北江陵③等地均有出土,高6~7、刃宽12~13厘米。河南新郑郑韩故城战国冷藏室遗址出土的铁锸长12、高5.5、厚0~3.5厘米(图1-7,5)④。此种锸虽是早期较原始的一种,装柄方式复杂,但以其形制简单、灵便,直到西汉早期还在使用。
“凹”字形锸,又叫凹口锸,盎在内凹部,装柄时可从三面包住木叶的下部,使铁锸和木叶、木柄的结合更加牢固,轻巧而省铁材。铁锸刃口又有尖、弧、近平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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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82页。报告称“长方形锄刃”或“铁口锄”。
②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73页。
③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④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韩故城内战国时期地下冷藏室遗迹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1年第2期。
湖北宜昌前坪战国墓出土的凹口锸有尖圆形刃,长11、宽15厘米(图1-7,7)①。湖南资兴旧市战国墓出土铁锸17件,有尖刃锸1件,余为弧刃外侈锸(图1-7,6)②。湖北宜昌路家河战国遗址出土的一件高9.6、刃宽12、銎部宽8.4厘米③。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大墓同时有直口和凹口两种锸出土④。
(2)碎土、耙平用具
碎土块、平高低是种植前的必要环节。考古发现的战国时期的碎土、耙平器只有耙。
耙:耙是带齿的碎土工具,常见有二齿、三齿、五齿三种。耙的上端有一长方銎,横向装柄,柄与耙面垂直。三种耙在河北易县燕下都有发现,二齿耙高11.7厘米,三齿耙高15.2厘米(图1-7,9),五齿耙高11.4厘米(图1-7,10)⑤。河北兴隆还发现五齿耙的铸范⑥。耙是破土、碎土的工具,由于它也可用于挖土,尤其在黏湿地中更具优势,常与䦆同用,故又称为多齿䦆。因此,耙也可看作是起土工具。
耰:经典多作“櫌”,是木质的碎土工具。虽然没有战国时期的实物出土,但从文献记载看,它是战国乃至整个先秦两汉时期常用的碎土农具。《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桀溺耰而不辍。”《国语•齐语》:“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时雨。”韦昭注:“耰,摩平也。”《吕氏春秋•简选》:“锄櫌白梃,可以胜人之长铋利兵。”高诱注:“櫌,椎;梃,杖也。”《史记•秦始皇本纪》:“鉏櫌白梃”,“组櫌棘矜”。《说文•木部》:“櫌,摩田器也。”以《论语》、《国语》例之,櫌应为破土和摩平器,而不应当是覆种用具。
2.中耕用具
中耕属作物种植以后的田间管理,主要目的是除草,也是抗旱保墒和改善作物生长环境的措施。它确立于商周时期,工具有石铲、铜镈等,春秋战国有锄、铋、耨等。尽管文献中的名称各异,但都不外乎锄和铲两类。
锄:锄是主要的中耕农具,使用方法与其他农具的最大不同是,持柄伸向前方再向后朝劳动者面前拉动,这种操作方式由此决定了其装柄的方式。战国铁锄主要有两种形制。
六角形锄,锄身呈六角梯形,以长底边为刃口,长边对面的短边下方有长方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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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湖北省博物馆:《宜昌前坪战国两汉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②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旧市战国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原报告称为锄。
③长江水利委员会:《宜昌路家河》,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7页。
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82页。
⑤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燕下都第22号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5年第11期。
⑥郑绍宗:《热河兴隆发现的战国生产工具铸范》,《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
横銎,用于横装锄柄。锄面、背平整,只有銎部凸出锄面以增加釜的强度。河北易县燕下都、河北兴隆、湖北大冶铜绿山等地有出土①。燕下都44号墓出土的锄,宽18、高9厘米(图1-7,11)②。与六角形锄相近的有圆肩锄,由六角形锄发展变化而来,结构类六角形锄,背部圆弧,整体近半圆形。山东淄川南韩村战国墓出土的圆肩铁锄,刃宽22.8、高10.5厘米(图1-7,8)③。
“凹”字形圆刃铁锄,又称为圆刃铁锄,类“凹”字形锸而弧刃外侈,两侧銎部后延较长,装木叶再连曲柄使用。这样的“凹”字形锄与䦆也没有截然的分别。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盗洞内同时出土锛和锄两种工具的全器,皆为曲柄。锄长11厘米(连木叶部分),柄长46.5厘米,是一种短柄工具。铁头部分虽与凹口锸形制相近,但器形小,用途和装柄方式也不同(图1-8)。天星观楚墓下葬年代约在公元340年前后,根据盗洞中出土的陶器、铁器等判断,被盗时间约在战国晚期至秦④。
铲:铲是除草工具,由商周的钱(镈)发展而来,为布钱所取形仿造。使用时双手执短柄向前推削,铲地除草。战国铁铲为方形或近梯形主体附加一个长銎,两肩圆弧,刃口平直或微弧,通长12厘米左右,刃宽10厘米左右。河南辉县固围村、河北易县燕下都等都有较多出土(图1-7,13、14)⑤。
3.灌溉用具
农田灌溉在田间管理环节中居于重要地位,尤其在北方地区,它关系到作物的生长和收成。我国自新石器时代使用井灌,至迟到春秋时期又发明了桔槔。桔槔的使用表明井灌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新时期。《庄子•天地》:“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