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聚落的考古学研究(5)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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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西省：《试论扶风出土的商周青铜生产工具及相关问题》，《农业考古》1992年第1期。
②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289页。
③白云翔：《殷代西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考古学观察》，《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走”出去的，我们可以说用农具来挖坑，而不好说是用挖坑的工具来种田。
(二)青铜农具的发现及其意义
小型的青铜农具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见使用，主要发现于西北地区齐家文化遗址。1975年甘肃广河齐家坪出土铜䦆1件①，1976年甘肃临夏魏家台子出土铜铚1件②，甘肃省博物馆还展出1件出土于广河齐家文化遗址的铜镰。这些发现虽然数量很少，但足以成为夏商周时期青铜农具的先声。已进入夏代纪年的二里头文化和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农具，目前所知，除二里头遗址出土1件外③，1976年甘肃玉门火烧沟还出土了镰1件、锄1件、䦆5件④。目前发现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农具(含传世品)，以陈振中《先秦青铜生产工具》⑤统计为基础，补充其未收录的材料，结果如下表(表1-2)：
表1-2 考古发现的商周青铜农具
耒 耜 镰 铚 铲 锄 鎒 䦆 锸 犁
商代 1 21 61 1 44 16 150 3 2
西周 5 28 9 1 90 49 295
东周 24 28 137 16 321 414 53 413 14 4
表中补入的材料有：1979年河南罗山天湖商代晚期墓出土“凹”字形锸(M27：14)和长方銎窄身铲(M9：4)各1件⑥；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晚期大墓出土铜锸、犁各2件，䦆、耒、耜、铚各1件，铲12件，镰5件⑦。
商代、西周青铜农具的数量虽然与考古出土的同时期的石、蚌类农具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从商代到西周再到东周，青铜农具数量不断增长的趋势却是十分明显的。如果把春秋和战国青铜农具的发现情况分开来看，这个增长的趋势应该在战国中期以前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原因是铁农具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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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②田毓璋：《甘肃临夏发现齐家文化骨柄铜刃刀》，《文物》1983年第1期。器为铜刃镶嵌在弧形动物肋骨一侧所开的槽中，明显为铚。
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5期。原报告称铜锛。
④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42页；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⑤陈振中：《先秦青铜生产工具》，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⑥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省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⑦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15～123页。
从铜农具类型上看，䦆占绝对优势，而镰、铚、铲等小型农具在商代、西周时期的总量并不大，到东周数量大增，这可能是由于商代、西周时期石、蚌质的镰、铚还大量使用，东周时期金属的利刃器开始代替石、蚌质的镰和链的缘故。
商周有青铜农具存在和使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关于商周时期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问题，学术界展开过长期的激烈讨论。早在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中即说：“青铜贵美，在古代不用以铸耕具，偶尔有所谓青铜犁錧的发现，有的是出于误会，有的则顶多只能是仪仗品而已。”①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绪论”中说：“当时的农业工具还未普遍地使用青铜铸造，因为当时的生产方式是奴隶占有制的生产方式，奴隶们本身没有从事生产的兴趣，他们常常破坏劳动工具，因此奴隶主不肯给他们较贵重的农具来改善他们的生产条件。同时青铜的农具虽然比石制的较为经久和锐利，但补充起来比石头困难得多，作为青铜合金的铜和锡原料是比较稀少的，铸造也比较困难。至于合用的石头到处皆是，制造石头农具也还方便。”②于省吾也说：“因为自由农固无力制作青铜农具，从事耕作的奴隶亦自不允许用贵重的农具。”针对1953年在安阳殷墟发现的一件青铜铲，他说：“即使是农具，即使再多发现几把，也影响不着商代曾经普遍使用着蚌制的和石制农具这一事实。”③1960年唐兰发文认为，商周青铜农具曾大量使用，但已被回收再熔铸④。
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青铜农具极少发现，人们多对商周使用青铜农具持怀疑态度，并试图对商周很少用铜农具的原因做出解释。20世纪80年代的讨论则集中在商周是否大量使用铜农具的问题上。1977年，安徽贵池县徽家冲东周窖藏中发现青铜农具鎒、蚌镰等多件，另有兵器和生活用具。窖藏品多已残毁并与铜坯共出。李学勤认为，窖藏中的铜农具是作为废铜等待回炉而储存的，农具不堪再用即予回炉，加之上古不以农具随葬，正可以解释过去考古发掘中很少发现青铜农具的原因⑤。关于东周窖藏情况的推论，极易造成商周青铜农具曾普遍存在的模糊认识。徐学书等也用“废旧青铜器回熔改铸新器”来解释商周遗址青铜农具罕见的现象⑥。其实，在铁器广泛使用的汉代，同样存在旧铁回炉的问题。汉代大部分时间实行盐铁官营，在主要产铁地区设铁官，而在不产铁的县设小铁官。小铁官无铁可炼，一般由县令、长兼任，其职责是管理旧铁回收和再铸新器。可以说汉代的盐铁官营真正做到了无孔不入。在汉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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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沫若：《奴隶制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32页。
②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绪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③于省吾：《驳唐兰先生“关于商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历史研究》1958年第8期。
④唐兰：《中国古代社会使用青铜农器的初步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总第2期，1960年。
⑤李学勤：《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文物》1980年第8期。
⑥徐学书：《商周青铜农具研究》，《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
严格管理的旧铁回收再铸政策下，仍然给我们现在的考古工作留下了众多包括铁农具在内的铁器，那么青铜时代的回炉再铸又为什么会让我们“很少发现青铜农具”呢？这很难说得过去。使用得多才会有较多的遗存和留给后世较多的发现机会，道理是浅显的，除了20世纪50年代郑州商城南关外铸铜遗址发现过䦆范①，迄今很少有关于商周农具铸范的报道，也可辅助说明这一道理。有人认为，在商周是否使用青铜农具的讨论中，“双方学者所依据的考古发掘的所谓‘青铜农具’，绝大多数不是农业工具，而是奴隶主阶级生前带在身边的手工工具、侍弄花草的小型器具以及削制钻刻的文具。有一部分则是奴隶主阶级‘藉田’、‘开镰收获’等带有礼仪性质的‘农业礼器’。大批奴隶在田间劳动的农具依然是木、石、骨、蚌制作的‘耒耜’、镰刀等”②。
白云翔对商周时期的青铜农具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评价，认为，“在殷代和西周，确实存在青铜农具，但绝没有大量或普遍使用，更没有取代各种非金属农具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③。陈振中考证文献中上古的“钱”即铲，并由商周青铜铲的考古发现说明它们“在生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由铜锯和铜铲的数量对比推理出“殷代和西周王朝统治中心区大量使用青铜铲”④，白云翔发表《殷代西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之考古学再观察》予以反驳⑤。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晚期大墓出土青铜工具䦆、锸、犁、铲、耒、耜、镰、铚以及斧、斨、锛、凿、刀、锥、砧等123件，其中农具就有25件⑥，燃起了人们对于商周青铜农具的热情。但这样的发现并不普遍，对于商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讨论还会继续下去。
白云翔在《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一文提出了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发展和演进的三个阶段，即“商代以前的非金属农具阶段；商代西周以各种非金属农具为主、非金属农具和金属农具并用的阶段；春秋时期非金属农具、青铜农具和铁农具并用的阶段”，指出“即使到了春秋时期，青铜农具也并未能取代各种非金属农具，只是随着铁农具的产生，才开始了各种非金属农具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⑦春秋时期的青铜农具较商代、西周时稍有增多，如成批出土的有：河南淅川二号楚墓出土䦆、锛、镰等26件⑧；湖北襄阳山湾四座楚墓出土斧、锛、镰、削、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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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河南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②欧谭生：《河南信阳地区农业考古启示录》，《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③白云翔：《殷代西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考古学观察》，《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④陈振中：《青铜农具钱》，《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
⑤白云翔：《殷代西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考古学再观察》，《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⑥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15～123页。
⑦白云翔：《我国青铜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⑧河南省丹江库文物发掘队：《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文物》1980年第10期。
等10件①；1984年安徽涡阳出土一陶罐青铜器，内有生产工具93件，其中农具81件，有镰55件，铚1件，锸17件，䦆8件，其他为兵器剑、矛、镞及手工业工具斧、锛、钻头、削等②。但是，铜农具增长的趋势到春秋中期就逐渐被铁器发展的形势掩盖了。
青铜时代在农业生产中使用的铜农具的量是很难把握的，但可以把它们所发挥的作用进行适当的界定。我认为商周“以各种非金属农具为主、非金属农具和金属农具并用”的说法虽然不错，但仍给人以夸大青铜农具地位和作用的印象。通过石、蚌农具和青铜农具的对比，就可以发现青铜农具在商周绝对不占优势，这还没有把不易被考古发现的大量的木质农具考虑在内。因此，所谓的青铜农具与非金属农具的“并用”也只能是少量使用，而不能理解为对等的或等量的使用，商周时期的农业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并未因青铜农具的使用引起大的变化。尽管如此，青铜农具的意义仍需特别指出。
我以为，商周青铜农具的重要意义主要不是体现在经济方面，而是在技术方面。青铜农具最初仿形于石、骨农具，如石、骨铲有与铜铲形似者。江苏溧阳博物馆展出的一件马家浜文化的石铲，后端带一截面呈圆形的实心短柄，极似后来铜铲的长鉴。张朝智发现江西新干商代晚期大墓的铜耒(图1-1，2)与河姆渡遗址的骨耜(耒)(图1-1，1)形状十分相似，推测与河姆渡文化同处于长江中下游的吴城文化也应有骨耜类农具③。新干的铜耒有椭圆形銎，形制与骨耒基本相同，实际上只是将骨耒上端由扁平实心改为椭圆釜。这一点小小的改造在石、骨器上是绝难办到的。石、骨农具在使用中有诸多不便，除了刃厚不利和不耐久等缺点，最大的不便在于装柄困难。新石器时代的石、骨器大都采用绑缚的办法装柄，如河姆渡的骨耜。石犁则可能用木钉钉在木板(犁底)上。这样的安装费时费力，使用中还极易松动、滑脱，要经常停下来绑缚、调整、加固，更不方便用力。而用青铜铸造农具就可以铸出纳柄的釜，有了纳柄的盎，安装方便快捷，柄与器身的结合牢固耐久，方便用力，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铜农具的出现带来了农具装柄(安装)方式上的重大变革，这正是商周铜农具最重要的意义所在。虽然这个技术上的革新由于铜农具的使用有限还没有产生较大的经济意义，但给以后的金属农具的发展开拓了天地，指明了方向。
在商周铜农具中，䦆、铲、耒(耜)、犁、锸都是有銎的。䦆、铲、耒(耜)是竖銎，铲、耒(耜)装直柄使用，䦆需要先在釜内装木板，再通过榫卯连接横柄。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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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
②杨玉彬、刘海超：《安徽涡阳县出土的东周青铜器》，《考古》2006年第9期。
③张朝智：《试探新干青铜农具内涵及有无在吴城大量使用问题》，《农业考古》2014年第1期。
为“凹”字形，内有凹槽，将木叶从三面包住，再连接竖向长柄。犁可以直接套装在木犁底上。铚在使用时以绳缚于手指以割取禾穗，沿用至今，民间又称爪镰，是无需装柄的农具。商代、西周时期的铜镰还未发现有带銎的，目前发现的几例早期有銎铜镰都是春秋时期的，如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出土的带銎铜镰(图1-2)①。方便装柄的有銎铜镰出现得相对迟缓，铸造困难是原因之一。另外，扁平、体小的铜镰装柄本来就较方便，劈开木柄的一端夹住铜镰后部，然后沿上下将柄绑紧，即可牢固地将镰与柄结合在一起，而且收割也比掘土省力，镰头不易松动。有的铜镰后端接柄部位带穿孔，也是方便绑缚后穿钉加固。这些都是铜镰的加銎不如其他铜农具那样迫切的原因。
这里还要特别说一下商周时期的铜犁。在商周铜农具中，铜犁发现得最少。目前所见的商代铜犁只有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晚期墓出土的两件。两件犁皆呈等腰三角形，“两侧薄刃微带弧度，正面中部拱起，背面平齐，形成截面为钝角等腰三角形的銎部。犁的两面均以三角形为框，内饰状若简体式兽面的云雷纹和目纹，正面阳文，背面阴文，线条较粗疏”。一件(XDM：342)长10.7、肩宽13.7、銎高1.9厘米(图1-3，1)。另一件(XDM：343)长9.7、肩宽12.7、銎高1.6厘米，銎部正中有一穿孔(图1-3，2)②。铜犁体小而轻薄，不像是实用的犁。由于犁面饰有商代青铜器常见的云雷纹，中部三角形内布置兽面纹，有人认为是属于祭祀礼仪上用的东西③，这与郭沫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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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3期。
②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15～118页。
③(日)渡部武撰，张力军、王琳译：《中国传统犁及其技术传播》，《古今农业》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