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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干铜犁的三角形制取形于石犁，云雷纹、兽面纹取形于早期石犁或青铜礼器的图案纹饰，但它的三角形墨是没有样本参考的，这是在铜犁上的发明创造！在商周青铜农具中，铜犁发挥的实际生产上的作用可以说微不足道，但是带銎铜犁的发明，预示着犁具发展史上一场革命的到来。有了銎，就可以方便地将犁安装到木质犁底上，在犁地过程中，铜犁与犁底的结合会越来越紧，铜犁用坏后也方便更换。由于有了铜犁上的发明创造，经过春秋战国至西汉，金属犁逐渐增大了翻土的功能，并最终在西汉时期出现了全铁犁铧和犁镜，完成了配套齐全的犁具技术的革新。
带銎铜农具是商代的一大发明，青铜农具虽然没有引起经济领域的重大变化，但为春秋战国金属农具的推广和农业经济的大发展提供了技术引导，因此商周青铜农具在技术变革上的意义远远大于经济发展的意义。
青铜工具的使用和发生在青铜农具上的技术革新还可能影响到不易被发现的木质农具上，尤其是小型青铜手工工具的广泛应用对于木质农具的制作有重大的影响。
四 从木农具认识青铜手工工具的意义
任何时期，生产领域都缺少不了木质工具，愈是时代久远，木质工具发挥的作用愈大。但是由于古代木质工具不易留存下来，又常常让人们忽略它曾有过的重要意义。
根据考古发现的遗迹判断，史前至夏商周时期至少有木耒、木耜、木𣔙(锨)三类木质农具①。目前没有发现商代的青铜双齿工具，殷墟孝民屯H116坑壁上留下的工具挖痕，齿长6厘米，宽5厘米，两齿间距5厘米，无疑是一种双齿的木耒留下的2。耜由史前时期的尖头木棒发展而来，单刃较窄，考古发掘中不易根据遗迹来判断。1984年发掘的安阳殷墟武官村北地M260，墓壁未经拍打处可见清晰的挖土工具的痕迹，“一类为双齿工具(耒)，齿痕长20～25、宽3～4、二齿间距6～8厘米；一类为䦆类，刃宽4厘米左右。在墓道填土中曾发现一件石䦆，残长13.4、宽4、厚2.5、刃宽3.5厘米，可能是被遗弃的挖墓工具”。墓室西南角的填土中整齐排列着8件木锨 (图1-4)，木锨“皆已朽成白色粉末，背部鼓起似勺，弧刃，是一种铲土工具。锨头长20～30、宽17～19、柄长105～120、柄宽3～5厘米”③。双齿木耒的痕迹在史前时期的灰坑和夏商时期的窖穴、墓葬中多有发现，而木锨(㮑)的遗迹还是第一次发现。这为研究商代木器工具的类型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材料。
木制工具在商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青铜时代青铜手工工具的广泛应用，无疑对制作精准、有效而得心应手的轻便木质农具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木质农具制作的效率也会大大提高。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青铜生产工具中，无论种类还是数量，手工业工具都数倍于农具。在陈振中《先秦青铜生产工具》一书中收录的青铜工具7441件，绝大多数都是斧、锛、凿、刀、锉、钻、锥、锯、针等手工工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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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宝成：《先秦时期的木制农具》，《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65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殷墟259、260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报告写作“𣔙”，实即今日之锨。
们也大都是砍挖、削制木锨等木农具的得力工具。另外，斧、锛、凿、锯等虽不能说是农具，但在开垦田土时清除杂树方面有时也会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讨论青铜农具和农业发展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青铜手工工具对于农业的意义。
五 商周农业生产中的农具体系
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发现的青铜农业生产工具数量会越来越多，但相对于商周时期的农业生产来说，这些铜农具还是十分有限，完全不能应对当时农业发展的需要，光靠这些铜农具当然无法完成正常的农业生产。但是，青铜农具之外，传统的石、蚌、骨器和经过改良了的木制农具，它们一起构成了商周农业生产各环节的完整的工具体系，保证了农业生产在更高一个层次的持续发展。
(一)农田整治用具
进行农田开垦、作亩和开沟种植的工具有犁、䦆、耒、耜、锸(锨)等。
犁虽然重要，但发现数量很少，石犁之外，确切的商代铜犁只有新干大洋洲商代晚期大墓出土的2件，两件铜犁均三角形，两边刃，后端有三角形的鉴(见图1-3)，便于套在犁架的木犁底上。可以推想，木犁是石犁、铜犁外非常重要而常用的耕田用具，只是木质工具难以发现罢了。
䦆的数量较多，有石、铜或木䦆。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的青铜䦆在各类铜农具中是数量最多的(见表1-2)，长条形，上端稍宽，有长方形盘口，整体厚重。江西新干商墓出土的䦆长墨双肩，直体狭刃(图1-5，4)，是较少见的形制。新石器时代有利用鹿角的形状顺势做成的角镐，在青铜斧、锛、凿、刀等成为得力手工工具的时期，利用树枝的自然形状将其修削成顺手的䦆也应是很容易的事。
耒、耜或锸(锨)也是常见的起土工具。未是歧头两刃的农具，耜为单刃器，徐中舒先生考订甚详①。到汉代，这些农具的名实出现了混乱，单刃起土农器称臿(锸)或耜的都是后世所说的锨或锹一类的农具。耒、耜或锸的材质都有木有铜，铜器少见安阳殷墟发现木锨遗迹，属锸或耜类工具。江西新干商墓出土的1件铜耒(见图1-1，2)，歧头双齿。河南罗山蟒张后李M27出土的铜锸(图1-5，1)和新干商墓的2件铜锸(图1-5，2)都是“凹”字形的，内侧有凹形槽含纳木叶以连接木柄②。新干商墓还出土梯形弧刃铜耜1件(图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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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中舒：《耒耜考》，《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
②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县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19页。
甲骨卜辞有垦田、协田和耕耤的记录：
“癸亥贞，王令多尹垦田于西，受年。”(《合集》33209)“己巳，王[令]刚垦田……”(《合集》33210)
垦字像两手弄土形，省略了手中所持的工具，或释圣。《说文•土部》：“汝、颍之间，谓致力于地曰圣。从又土，读若兔鹿窟。”段玉裁注：“致力必以手，故其字从又土，会意。”
“[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十一月。”(《合集》1)
“……曰协田，其受年。”(《合集》2)
协字作 或 ，所从三力正像木耒省歧头之形，徐中舒已有详尽考证①。
“丙辰卜，争贞，乎耤于陮，受有年。”(《合集》9504)
“庚子卜，贞，王其观耤，更往。十二月。”(《合集》9500)
耤为耤田之耤，作 ，像一人持耒而耕。所用农具皆能从考古发现的相关遗迹中得到印证。木制耒、耜是商代常见常用的农具。
(二)田间管理用具
田间管理包括中耕除草、灌溉、施肥和灭虫(蝗)等，这些在甲骨卜辞中都有所反映②。中耕除草的工具主要有铲。考古发现的商代、西周青铜农具中，铲的数量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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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中舒：《耒耜考》，《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
②彭邦炯：《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96～422页。
于䦆。陈振中甚至从铜铲的发现和广泛使用，认为商周已经大量使用青铜农具①。《诗经•周颂•臣工》：“命我众人，痔乃钱镈，奄观铚艾。”钱、镈皆为铲类工具，春秋时期三晋和周王畿地区流行的货币空首布就是仿形于青铜镈。为货币所仿形，说明铜铲至春秋时期已是十分重要和非常多见的农业工具。
商周时期的青铜铲也属小型农具之列。妇好墓出土7件，有长、短两种，短的11厘米左右，正是除草所用之铲②。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铜铲12件，釜呈椭圆或方形，一般长13.5、宽11.2厘米，最大的一件长17.8、宽13.4厘米(图1-5，5、6、7)。这种铲装短柄可以中耕松土，也可以前推除草。
铲之外还有锄，在陈振中《先秦青铜生产工具》中，收录的铜锄数量与䦆相近(有些在归类上可能存在模糊和混乱情况，但尚不至影响数量的对比)。当然，并不排除徒手或其他不借助工具的除草方式。至于灌溉、驱蝗、施肥等田间管理有哪些相应的工具，目前尚无法确定。
(三)收获用具
收获工具有石、骨、蚌和铜质的镰和铚，石、蚌镰(铚)占绝大为数。1929～1932年殷墟发掘的七处灰坑中共出土石镰3640把件，其中有444件出自一个灰坑之中③。蚌镰发现的数量虽不及石镰多，但因其轻便易得，在生产中发挥的效能很大，以至成为农字构形中的偏旁部件。铜镰有平刃(或内弧刃)和齿刃两种，外形也有所不同。现在重庆三峡库区使用的铁镰仍分为两种刃口，齿刃镰常用于割谷，而平刃镰常用于割草。商代的石、蚌镰刀未必有这样严明的分工。
镰刀需装柄使用，连秸收割，而铚则是直接抓在手上以掐取禾穗。《说文•金部》：“铚，获禾短镰也。”从镰和链的大量存在可以知道，当时收获的形式有连秸秆割取和仅掐取禾穗两种。同样，徒手拔出禾秸或摘取禾穗也应是常用的方法。
(四)加工用具
作物收获以后脱粒去壳，使用的工具主要是杵、臼。甲骨文“秦”字作 ，像两手抱杵舂禾之形，是脱粒动作的会意。夏商到西周时期的石杵、石臼发现较多，山西永济东马铺头、翼城感军二里头文化遗址各出土石杵1件④，内蒙古赤峰蜘蛛山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夏商时期)发现石杵2件⑤。据陈文华先生所做索引，截止到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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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振中：《青铜农具钱》，《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03页。
③石璋如：《第七次殷墟发掘：E区工作报告》，《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1933年。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80年第3期。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见于报道的商代、西周石杵24件、石臼8件，春秋时期的石杵5件，石臼3件(表
1-3)。另外，河南安阳商代晚期妇好墓出土玉杵、玉臼各1件①。由于石杵、石臼较为普遍地使用，它也被做成模型用于随葬。河南罗山蟒张后李周代墓(M29)出土陶杵、臼1套，陶杵“上勾下扁”粘在陶臼上②。
石磨盘、磨棒在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诸多文化遗址都有发现，尤以磁山、裴李岗文化最为典型。商代的磨盘、磨棒也有发现。1959年甘肃永靖莲花台辛店文化遗址出土圆形石研磨器2件，圆角长方形石磨盘6件③。1973年，沈阳新乐遗址出土商周时期的石磨盘5件，石磨棒21件。石磨盘一般两面均有磨面，磨棒以一个磨面的居多，少数有两三个磨面④。1976年，吉林磐石吉昌春秋石棺墓出土石磨盘1件，两面磨平，其中一面下凹⑤。有的遗址石磨棒与石杵共出⑥。新疆、青海等地也有发现。
表1-3 商周石杵、石臼出土情况
时代 地点 石杵 石臼
商代 河南 10 4
河北 1
山东 1
甘肃 5
江苏 1
商周
辽宁 2
河北 1
贵州 1
山东 1
西周 江苏 1
新疆 4
春秋 湖北 1
安徽 1
内蒙古 3 3
小计 2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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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②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县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莲花台文化遗址》，《考古》1980年第4期。
④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⑤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磐石吉昌小西山石棺墓》，《考古》1984年第1期。
⑥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甲骨文中有字作 (《甲》3915)、 (《甲》2613)、 (《燕》194)、 (《后2•22•8》)等形，像持杖或藤条打麦脱粒。以杖击麦，可以脱粒，反复击之，亦能去壳。这种方法简便易行，至今仍见使用。打麦杖或藤条虽然简单，也可以看作是脱粒的工具。
以上只是根据农业生产环节对工具进行的大致划分，有些工具适应面较广，如铲可能还用于起土。妇好墓出土7件青铜铲①，铲身有长、短两种。短的只有11.4厘米，应为装短柄前推铲草的得力工具。长的有17厘米，装长柄后挖土应很方便。新干商墓的铜铲也有大、小两种。耒、耜、䦆、锸也常用于土作工程，镰可以割禾，也可以割草，等等。但是，有了这些农具类型，商代农业生产过程中便形成了完整的农具系统，可以顺利进行农业生产活动，保障了商周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二节 战国至两汉时期的农具
战国时期进入我国历史上的铁器时代，石、骨、蚌等农具逐渐退出生产领域，但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却是从战国中期开始的。这一变化经历了自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的漫长过程。战国秦汉时期，铁农具逐渐推广和普及，出现了铁犁、铁锄、铁耧铧等新型的农具。铁农具种类和数量的增加伴随着农耕技术和农耕方式的变革，使该时期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了大的提升，带来了农业发展的新气象。在上一节中，我已按农业生产的环节对商周农具进行了大致的分类和叙述。依据农具在各生产环节上的作用进行的分类，反映了它们各自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而生产环节的完善与农具类型的齐备密切相关，因此农具的分类也揭示出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情况。战国到两汉时期农业生产的过程不断完善，对应的农具体系也更加完备、有效。新的农具类型和经过改进的传统农具在各生产环节上都发挥作用，开创了传统农业社会初期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