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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肉辰声。”辰亦兼义。《释名•释形体》：“唇，缘也，口之缘也。”又指圆形器之外圈，《考工记•陶人》：“陶人为颜，实三酬，厚半寸，唇寸。”蛤蚌上、下两片硬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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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04～205页。
②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1590页。
③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86页。
合，开合自如，有时蚌肉外吐，像人之唇舌。唇字从辰最初的意像得义，盖来自古人对自然界中蛤蚌的细致观察。
简单说来，辰即后来之蜃，由于其外壳坚硬，唇弧刃薄，持之方便并且得之较易，自史前时期人们就一直用它作收割或捻掐禾穗的镰刀，有的在背部磨一二穿孔便于系缚手指，有的将其刃口磨成锯齿状。这类蚌镰早在江西万年仙人洞1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就已有大量出土，可见传统悠久。辰与农业的密切关系已由农字字形中得见，无论是农字从帅或从林，都离不开辰，可以说无辰不成农。在蚌器广泛使用的上古农业社会中，人们看到辰(蜃)自然会想到农，辰器俨然成了农作的代名词，从而使蚌壳逐渐有了类似农业符号的意义。
以辰为星名，也完全是由于辰(蜃)与农业的密切关系。辰与农与星辰间的联系在史前时期文化中就已有充分的表现。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M45)人骨架左、右两侧发现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图案，墓主北侧有蚌塑三角形图案，三角形东侧横置两根胫骨①。冯时分析认为，整个图案组合以及墓葬本身的形制表现的是天圆地方、二陆、北斗等天象，它“将中国二十八宿体系的滥觞期及古老的盖天说的产生年代大大地提前了。这有助于对中国天文学体系的客观认识”②。陆思贤结合M45之南的两组蚌塑考察分析，认为第一组(M45)为二分图，M45之南20米的第二组有蚌塑龙、虎、鹿、蜘蛛和一件石斧的图形，为冬至图，再南25米的第三组蚌塑人骑龙和蚌塑虎、飞禽、圆圈纹等图形，为夏至图。西水坡是一处远古时期的农业天文观测基地③。农业、天文、蚌壳发生了如此亲密的联系，这一切绝不是偶然的。
为什么要用蚌壳来摆塑？蚌壳是农业的符号，农业活动离不开对天象(日月星辰)的观察，以蚌壳(辰)作为表现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天象观念的道具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久之，又以辰为星之总名，谓星辰，日月星为三辰(而不是大辰星之专名)。看来用蚌壳来摆塑与天象有关的图案是上古之世人们的着意选择，而不是随意的或偶然的所为。从蚌器留在农字上的印记、农业与天文的关系、天文与蚌的关联，我们可以体会蚌壳在早期农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该是多么的重要！
在没有先进的计时手段的上古时代，要顺利进行农业生产和日常的生活，观天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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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濮阳市博物馆、濮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
②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年第3期。在他所著的《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六章第四节“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诸遗迹的天文学研究”中有更详尽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③陆思贤：《濮阳西水坡出土仰韶文化的三组蚌图是四时天象图》，《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主人的人格与神格》，《华夏考古》1999年第3期。
以确定季节和农时是多数人都具备的寻常技能。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对上古时代的人来说，天文现象一点都不陌生，它常在身边，就如同他们手中的蚌壳农具一样寻常。
农字以及与农相关的天象图案的表现，留下了上古时代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蚌器的痕迹，也可以说是无蚌不成农。下面我们再看几个从辰的农作字。
辱，《说文•辰部》：“耻也，从寸在辰下，失耕时，于封疆上戮之也。辰者，农之时也。故房星为辰，田候也。”许慎虽未达其本义，但仍以农事说解之。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字形中绝不见失时之义也……辱字从辰从寸，寸谓手。盖上古之世，尚无金铁，故手持摩锐之蜃以芸除秽草，所谓耨也。”
蓐，《说文•蓐部》：“陈草复生也，从帅辱声。”甲骨文蓐或从林，“像手持辰除草之形。辰为农具，即蚌镰。蓐为薅、农之初文。”①卜辞中用为地名或方国名，未见用其本义者。郭沫若说：“ 实农字，与蓐字形全同，蓐、农幽冬对转也。”②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按语：“蓐在卜辞与薅为字一。”③
薅，《说文•蓐部》：“薅，披田草也，从蓐好省声。”李孝定谓：“蓐、薅当本一字，蓐训陈草复生，薅训披田草，其义本相因，草复生故须披去之也。就字形言，小篆之别，在于有女无女，古文盖当有作 者，古文偏旁从人从女无别，人形偏旁又往往与手形脱离另置一侧，又往往省去人形而但存手形，于是有蓐、薅之别矣。辰为农器，手执农器而除草，薅之义也。”④
褥，《说文•木部》：“薅器也，从木辱声。鎒，或从金。”段注：“蓐部曰：‘薅，披去田草也。’耨者，所以披去之器也。”《国语•齐语》：“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时雨。时雨即至，挟其枪刈桭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广韵•候韵》引《纂文》：“耨如铲，柄长三尺，刃广二寸，以刺地除草。”槈又作耨，《释名•释用器》：“耨，似锄，妪耨禾也。”《吕氏春秋•任地》：“其耨六寸，所以间禾也。”高诱注：“耨，所以芸苗也。”
以上字皆关乎农事，其义都是由所从之辰来表示的。凡从辰得义或得声之字，其义多与农事或天文现象相关，或由与农事、天文相关联的意义引申而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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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60页。
②郭沫若：《卜辞通纂别录之一考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二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77页。
③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第一卷第239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
④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第一卷第237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
二 考古发现的石、蚌、骨农具
由以上文字本身的考订，似乎反映商代的农事主要是用蚌类工具来完成的，而根据考古发现的农具类型，商代还较多地使用石或骨质农具，特别是石器。商代石器发现数量众多，如安阳殷墟第二至七次发掘出土石镰3640件，其中宫殿区一窖穴(E181)中出土444件①；小屯村北大连坑B14及其稍北的堆积中一次出土石镰上千件，有些有使用痕迹②。这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殷墟甲骨文字形所揭示的是造字之初的真实情况，汉字发展至商代晚期的成系统、成篇章的甲骨文，其间经历了成百上千年，有的字形所描绘的事物甚至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如(酉)代表的器形不见于商代，而颇类仰韶文化的尖底瓶③。农字的构形可能与商代早中期的实际更相契合。第二，石器的种类繁多，石斧、石锛、石凿等与农事关系都不密切，而蚌器类型主要是刀、镰、铚，都是农事活动的工具，带有很强的专用性，故“农”字构形以蚌不以石。考古发现的石、骨、蚌和铜质农具中，仍以石、蚌器为大宗。表1-1是商代遗址出土石、蚌、骨农具的情况，每一类农具中都有铲、镰和铚三种，以镰和铚为主④。表中涉及的是有石、蚌或骨质农具出土的遗址，以便于比较。数据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反映了多和少的总趋势。
表1-1中所列举的只是报告中数字和器类比较明确的遗址，有的报告对不同质料的工具未加分别，统而述之，本文未加收录，如1958～1961年殷墟发掘出土的工具除石斧17件，还有石、骨、蚌铲24件，石、蚌铚刀59件，石、蚌镰刀250件⑤。只有石斧数量是明确的。有的遗址出土蚌农具虽多，但报告只给出一个概数，如1957年河北邯郸龟台西周遗址“出土生产工具中最具特色的是数十件蚌镰”⑥，这就不好做统计使用。无论是石器还是骨、蚌器，工具类型都较单一，主要为小型的铲、镰和铚，镰、铚都用于收割，可归为一类。蚌器虽比石器总量要少，但仍然十分可观。铜质农具开始使用，但数量极为有限，尚不至影响到农业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问题，更未形成替代旧式农具的趋势。石器、骨器等没有出现新的形式，石、蚌、骨器之间的对比也不会出现大的变化，因此，以石器、蚌器为主(其中石器尤为重要)进行农业生产，是整个商代社会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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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石璋如：《第七次殷墟发掘：E区工作报告》，《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1933年。
②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总结》，《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1933年。
③王晖：《从甲骨文金文与考古资料的比较看汉字起源时代》，《考古学报》2013年第3期。
④根据白云翔《殷代西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之考古学再观察》附表整理，《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332页。
⑥北京大学、河北省文化局邯郸考古发掘队：《1957年邯郸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10期。
西周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商代遗址中，很少有蚌器数量超过石器的例子，而在西周遗址中，如长安张家坡和磁县下潘汪，蚌器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石器。蚌器总量大于石器的情况也可能是由于所统计的遗址数量少造成的。按常理推测，西周铜农具会比商代多见，而四个遗址皆无铜农器出土，这种情况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虽然我们不能据此得出西周没有青铜农具的结论，同样也不能据此认为蚌器是最主要的农具，但它揭示了西周时期青铜农具仍然少见和蚌器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基本事实。
表1-1 商、西周时期石、蚌、骨质农具比较
时代 地点 石器 蚌器 骨器 铜器 出处
商代
郑州南关外 28 22 2 《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柘城孟庄 36 16 2 《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辉县琉璃阁 18 1 《辉县发掘报告》
郑州二里冈 122 31 16 《郑州二里冈》
黄陂盘龙城 9 《文物》1976年第1期
磁县下七垣 179 50 22 《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藁城台西村 445 77 40 2 《藁城台商代遗址》
安阳高楼庄 7 19 《考古》1963年第4期
安阳大司空 5 2 铲1 《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年
殷墟西区 5 《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罗山天湖 2 铲1，锸1 《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孟县洞溪 42 16 《考古》1961年第1期
小计 898 234 84 5
西周 长安张家坡 93 173 82 《沣西发掘报告》
长安客省庄 69 21 61 《沣西发掘报告》
扶风云塘 18 8 7 《文物》1980年第4期
磁县下潘汪 44 117 4 《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小计 224 319 154
认识到石、蚌、骨器的大量存在并不是要否定商周农业的发展，事实上，商周时期的农耕技术如垄作、施肥、灌溉等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三 关于商周青铜农具的讨论
商周是我国的青铜时代，特别是西周属青铜时代的繁荣期，但考古出土的商周时期的铜农具却十分少见。商周时期青铜冶铸技术通过礼乐器和兵器与国家政治发生密切的关联，而与生产类的活动特别是农业生产似乎关系不大。但这不影响我们对青铜时代的认定，因为商周时期的兵器和包括手工工具在内的部分生产工具还是以青铜为主的，考古学对考古时代划分的依据是所有生产工具和兵器的主要质料。这里只讨论与商周时期铜农具相关的问题。
(一)铜农具概念的一点说明
首先需要明确一下农具的概念。中国古代常见的农具有䦆、铲、锸、耒、耜、犁、锄、镰、铚等等，有时同一种工具在不同时期或不同情境又有不同的名称，如商周称铲为镈，耒和耜都是锸类工具，而唐代陆龟蒙《耒耜经》中的耒耜说的是犁。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不同质料的农具有䦆、铲(镈)、锸、犁、镰、铚。有人认为，商周农具中有些被称为䦆的其实应为斧，虽说斧也可用于农作之中，但充其量是农具的一种辅助工具①。斧是用纵向刃砍劈的工具，而䦆是用横向刃刨挖的农具，二者在使用方法和用途上有很大不同，这主要取决装柄的方式。先秦至汉代的一些套刃工具在没有发现木柄和完整器的情况下的确很难推测其装柄和使用的方法，也就难以判定其主要用途、使用方法和名称。但是商周时期的一种长条形、一端有刃另一端带长方墨的工具明确为䦆，可称为直銎䦆，如湖北黄陂盘龙城、河南郑州南关外商代青铜䦆②，长度大都超过15厘米，通过长方銎间接装横向长柄使用。青铜䦆在商代已经出现了，这是不容混淆的。
又有学者认为，目前所见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农具中，犁、镰等可以看作是专门的农具，但为数较多的䦆、铲、锸等基本上是土作工具。这些土作工具用于农业耕作自然是农具，但它们更常用于筑城、建房、挖掘窖穴和墓坑等土建作业，因此不宜把它们一概视为农具③。我以为不应做这样的划分。在古代，单一用途的工具是很少的，而䦆、铲、锸等这些工具用于农业生产是普遍的、常态的，它们是一年之中农时必备、平常也用的工具，因为农耕年复一年没有完成和终结之时。虽然䦆、铲也用于土作工程，但并不是长期的，而是不定期的和阶段性的。另外，商周乃至整个古代社会除少数专业的技术人员，并没有一个专门从事土作的劳动阶层，房室、窖穴和墓坑等的修建都是由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来完成的，大型的工程如城池自然要靠征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劳动者服徭役来完成。战国时期，《孟子》等提出“使民以时”，所说的“民”都是农业劳动者。他们用䦆、铲、锸农作，又带上它们进行土作，或者说有些人用其农耕，另有些人正用它们施工，这都是极正常的事，终究它们都是在农田中使用和从农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