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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陕西作物组合演变
1.夏商时期
遗存出土次数：粟2、黍1、大豆1、小麦1、高粱1。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王家嘴地点出土先周作物(粒数)：粟583、小麦 120、黍94、大豆37、稻 (龙山)②。
综合排序：粟、小麦、黍、大豆、稻、高粱，大豆以下难分先后。
2.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遗存出土次数：粟2、麦2、黍1、稻1、大豆1。
3.汉代
汉代作物遗存出土次数：粟8、黍7、麦4、稻4、高粱3、大豆2、麻1。
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出土陶瓮13 件，其中11件装满粮食：粟4、黍2、高粱2、青稞1、荞麦1、大麦1③。
赵志军对西安地区23座西汉中期到东汉中期墓葬出土的45件陶仓中9个农作物品种进行鉴定和分析，结果如下 (表5-9)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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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冯时：《商代麦作考》，《东亚古物》A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② 周原考古队：《周原遗址(王家嘴地点)尝试性浮选的结果及初步分析》，《文物》2004年第10期。
③ 咸阳市博物馆：《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考古》1979年第2期。其“谷子”与“糜子”分列， 显然后者指的是黍。
④ 赵志军：《西安地区两汉墓葬出土陶仓内植物遗存的鉴定和分析》，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东汉墓》附录一，文物出版社，2009年。
表5-9 陕西西安汉墓陶仓中作物出土比例
陶仓(45件) 百分比 (%) 墓葬 (23 座) 百分比 (%)
粟 20 44 14 64
黍 13 29 11 50
大豆 5 11 5 23
小豆 4 8 4 18
大麦 3 7 3 13
小麦 1 2 1 5
稻谷 2 4 2 9
大麻 2 4 2 9
薏苡 1 2 1 5
无论是基于陶仓还是墓葬的统计都显示了同样的数量对比结果，依次为：粟、黍、大豆、小豆、大麦、稻谷、大麻、小麦、薏苡。大豆、小豆分居第三、四位，可以把两者合并来看。大麦居第五，小麦较少，考古报告和文献中说的麦应该也包含有大、小麦，不妨合而计之，麦仍居豆之后。这样就可以排序为：粟、黍、豆、麦、稻、麻、薏苡。
这个结果与前面出土次数和咸阳马泉汉墓陶瓮表示的情况有较大的不同，没有高粱，而豆的出土机会较大。高粱是汉代文献出现较少的作物，参考西安汉墓陶仓内作物的发现情况，可以把它放到后面。战国时期，大豆地位上升，文献菽粟连言(详后本节之“五谷考述”)，至汉代应是重要作物之一。而据《汉书•食货志》董仲舒上书武帝曰：“《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夏商至战国，麦仅少于粟，正是“于五谷最重麦与禾”时期的情形。而汉代“关中俗不好种麦”，令其位次下降，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否跌至豆之后则是需要斟酌的。按出土次数和对西安汉墓陶仓作物的统计，汉代排在前五位的作物还是相同的。陕西有高粱，这也是不能忽视的。综合考虑，可以采用赵志军的统计结果，再加进高粱，排序为：粟、黍、豆、麦、稻、高粱、麻、薏苡。
陕西的情形早期同河南基本相同，夏商以粟、麦、黍、稻、豆、高粱为基本组合，高粱比河南种植要早。西周的发现次数少，又没有遗址浮选出的作物组合可资比较排列，但也有粟出土。春秋战国同夏商相似，只是缺少高粱，有粟、麦、黍、稻、豆。前两种作物的种植仍然是继续了夏商时期的形势，其他的作物根据夏商和汉代的情况也可以想知。到汉代，黍同河南一样上升到第二位，大豆种植明显增多，但能否超过麦还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我认为，汉代陕西地区的作物种植结构同河南还是基本一样的，不过陕西的高粱可能要比河南种得多一些，而且有青稞、荞麦、薏苡的种植。
(三)山东作物组合演变
1.夏商时期
遗存出土次数： 粟3、黍3、稻3、豆3、麦3、麻1。
山东商代作物遗存出土于济南大辛庄，根据2003年、2005年的采样分析结果(表5-10)①，按照概率优先原则，其排序为：粟、黍、稻、小麦、大豆、大麻。烟台照格庄岳石文化遗址出土的粟占绝对优势，粒数和出土概率分别为7505、83.8%，其次是黍 (421、32.5%)、小麦 (16、7.5%)、稻(4、5%)、大豆 (4、5%)、大麦 (1、1.25%)②。小麦和稻、大豆的出土概率相差不大，考虑到稻在龙山时代在山东半岛即已有较多的种植，而小麦和大豆才刚刚传入，故仍可按大辛庄的出土情况来排定。
表5-10 山东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出土作物
商代
数量(粒) 占出土作物% 出土概率%
粟 5602 79.9 69.7
黍 70 1 18.2
稻 44 0.6 11.5
小麦 22 0.3 3.6
大豆 7 0.1 1.8
大麻 110 1.6 0.6
2.西周时期
山东高青陈庄西周遗址出土粟、黍、小麦、水稻、大豆和稻，最多的是粟，共24264粒，其次是黍，1420粒。小麦虽然出土不多，所占百分比很低，但出土概率比较高，仅次于黍，远高于大豆和水稻(表5-11)③。按出土概率将山东高青陈庄出土的作物排序为：粟、黍、小麦、大豆、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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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雪香、方辉：《从济南大辛庄遗址浮选结果看商代农业经济》，《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② 靳桂云、赵敏、王传明等：《山东烟台照格庄岳石文化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东方考古》第6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③ 靳桂云、王传明、郑同修等：《山东高青陈庄遗址炭化种子果实研究》，《南方文物》2012年第1期。
表5-11 山东高青陈庄西周遗址出土作物
西周时期
数量 (粒) 占出土作物% 出土概率%
粟 24264 94 97.3
黍 1420 5.5 68
小麦 82 0.3 46.7
大豆 57 0.2 26.7
稻 1
3.春秋战国
山东即墨北阡大汶口到周代遗址出土作物，“周代”按春秋战国时期来分析。为便于观察前后作物的变化，将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出土情况也列在下表5-12①。即墨北阡周代作物出土数量和出土概率一致，排序为：粟、小麦、黍、大豆、大麦、稻。
表5-12 山东即墨北阡大汶口到周代遗址出土作物
大汶口文化早期 周代
数量 (粒) 占出土作物% 出土概率% 数量 (粒) 占出土作物% 出土概率%
粟 36 42.9 23.8 2043 54.2 86
黍 48 57.1 39.7 229 6.1 40
小麦 1398 37.1 83
大麦 19 0.5 10
大豆 69 1.8 17
稻谷 11 0.29 5
4. 汉代
山东汉代只有粟 (3次)和黍 (1次)两种作物出土，无法作详细分析的依据。
高青陈庄西周时期旱作的粟、黍、麦、大豆是山东地区常见作物的代表，粟为大宗，黍居第二，这样的局面延续了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种植形势。稻自龙山时代在山东即已有较多种植，夏商有所增加，在西周时期虽有种植，但数量不多，同其他作物比较中可以看出，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仍然是作物组合中最少的品种。周代小麦一跃成为第二位的作物，出土概率达83%，大大超过了黍的地位，反映了小麦大推广的形势。大豆、大麦也有种植，还没有或较少种植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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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等：《山东即墨市北阡遗址2007年发掘简报》附靳桂云、王育茜：《北阡遗址2007年出土炭化植物遗存分析》，《考古》2011年第11期。
(四)安徽作物组合演变
1.夏商时期
2012年11月至2013年1月，安徽大学考古系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位于淮河中游的宿州杨家堡遗址，浮选出大汶口文化到汉代的作物遗存，大汶口文化晚期有稻、粟、黍的炭化种子，龙山文化时期出土有稻，岳石文化(夏商)和战国晚期至汉代炭化种子的出土情况见表 5-13①：
表5-13 安徽宿州杨家堡遗址出土作物
岳石文化 战国晚期至汉代
数量(粒) 占出土作物% 出土概率% 数量(粒) 占出土作物% 出土概率%
粟 24 16 100 25 28.1 100
稻 53 35 81.6 10 11.2 81.6
小麦 48 32 50 11 12.4 50
黍 8 5 33.3
大豆属 8 5 50 24 26.9 50
杨家堡遗址出土的作物遗存中，稻的粒数最多，但出土概率低于粟近20%。报告中对于“大豆属”没有明确的界定，这是目前所见淮河流域最早的“大豆属”的报道，有待进一定认定，可以暂不考虑。安徽目前尚未见夏商时期作物遗存的其他报道，以出土概率为主，杨家堡遗址的出土情况反映的作物排序为：粟、稻、小麦、黍。
2.两周时期
安徽发现西周时期的稻2次，春秋战国时期的麦2次、稻1次、粟1次。虽然小麦可能在春秋战国时期有所增加，但总体仍可以看出稻作的优势。
位于淮河流域的六安霍邱遗址西周至春秋早中期地层中出土的炭化稻、粟和小麦，可作为淮河流域作物的代表(表5-14)②。霍邱遗址作物遗存从出土概率和数量都强烈反映了稻、粟、麦的组合次序。
3. 汉代
安徽汉代作物遗存出土的总次数为：稻4、粟3、黍1、小麦1、大豆1、大麻1、薏苡1。
安徽宿州杨家堡遗址出土的战国晚期至汉代作物遗存可以看作是汉代作物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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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程至杰、杨玉璋、袁增箭等：《安徽宿州杨堡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江汉考古》2016年第1期。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霍邱堰台：淮河流域周代聚落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82～488页。
反映，其排序仍然为：粟、稻、小麦，也有黍、大豆和薏苡的种植。报告说发现的战国晚期至汉代的炭化植物遗存数量较少，主要原因是取样单位少。
表5-14 安徽霍邱堰台遗址出土作物
西周至春秋早中期
数量 (粒) 占出土作物% 出土概率%
稻 50578 99.6 72.2
粟 156 28.3
小麦 60 10.1
粟、麦都发现于长江以北地区，汉代稻发现4次，分别见于宿州杨家堡遗址、六安双墩汉墓①、霍山西汉墓②和寿县东汉墓③，都处于淮河流域。粟3次，发现于前述除寿县东汉墓外的三处地点。在小麦种植更为普遍的时期，这里自然有一定的麦作，汉代淮河流域的作物仍然继续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形势。淮河流域的小麦种植还可以从尹湾汉简《集簿》的记载来印证。东海郡“[侯]国邑居园田廿一万一千六百五十□□”，“种宿麦十万七千三百 [八]十□顷，多前千九百廿顷八十二亩”④。园田总数应为顷，东海郡一年中有一半左右的农田种越冬小麦。连云港东海县尹湾西汉墓出土《集簿》简牍的M6埋葬于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⑤，这个记录可以代表西汉中晚期淮河流域及以北地区的小麦种植形势。
综合以上分析，汉代安徽长江以北地区作物结构为：稻、粟、麦、黍、大豆、大麻，稻和粟总体上可能不相上下。
(五)四川作物组合演变
四川出土的西周作物的次数为：粟2、稻2，若按成都金沙遗址金牛区5号C 地点商末周初和西周时期地层中出土作物数量，排序为：稻171、粟58⑥。春秋战国作物的出土次数：粟2、黍1、稻1、大麦1。该时期作物还可对照阆中郑家坝十二桥文化地层的浮选结果做进一步的分析(表5-15)。十二桥文化分布于川西地区成都平原，年代约在公元前1200～公元前600年，郑家坝遗址作物的出土情况代表了该地区商末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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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汪景辉、杨立新：《安徽六安双墩一号汉墓考古发掘获重大发现》，《中国文物报》2007年2月28日第4版。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霍山县文物管理所：《安徽霍山县西汉木椁墓》，《文物》1991年第9期。
③ 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寿县博物馆：《安徽寿县茶菴马家古堆东汉墓》，《考古》1966年第3期。
④ 连云港市博物馆：《尹湾汉墓简牍释文选》，《文物》1996年第8期。
⑤ 连云港市博物馆：《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8期。
⑥ 姜铭、赵德云、黄伟、赵志军：《四川成都城乡一体化工程金牛区5号C 地点考古出土植物遗存分析报告》，《南方文物》2011年第3期。
秋中期作物种植形势，按出土数量和概率，粟都是占绝对优势的作物，其次是黍和稻，种植大麦，但不多。
报告作者按粟、黍小粒作物同稻米用千粒重进行了换算①，取得三种作物的比重分别是粟66%、稻22%、黍12%，这样，三种作物的排列就是：粟、稻、黍。郑家坝遗址的黍是稻的近4倍，出土概率是稻的1.75倍，而折算后稻所占比重竟比黍多出了10个百分点。仔细想来，这个折算后的结果反映的应该是它们作为粮食的比重(例)，就像计划经济时代吃公家粮的人每月供应30斤粮食，其中有面粉若干，大米若干，各占一定的比重，而不管它们粒数的多少。而出土概率重在揭示出土机会，反映的是当时的种植情况，种植得广，出土的概率也就大。如果要取得可供比较的更加细致而科学的数据，当时各作物的亩产情况、每穗粒数、重量甚至每亩株数等都构成影响因素，这样折算起来要复杂得多。我认为，郑家坝遗址的作物出土概率完全说明问题，当地作物组合顺序就是粟、黍、稻、大麦。这说明川西地区仍属以旱作为主的农业区，但稻的种植同北方相比要多出很多。
表5-15 四川阆中郑家坝遗址出土作物
西周至春秋中期
种子数量(粒) 占出土作物% 出土概率% 经千粒重换算后%
粟 3050 81.2 98.34 66
黍 563 18.46 83.98 12
稻 142 3.78 48.07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