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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只发现粟(2次)和稻(1次)，粟仍是主要的作物之一，也就是说，直到汉代这里依然保持着旱作为主的传统。
四川自西周到汉代都是以粟为主要的种植作物，只有西周金沙遗址金牛区5号C地点的浮选结果反映了以稻为大宗作物的格局，可能反映的是金沙一个地点的种植情况，或者是采样浮选的地点距离稻田或存稻场所较近的缘故。十二桥文化的郑家坝遗址中粟在农作物组合中占绝对优势，其次是黍，稻的出土概率也达48.07%。汉代作物的出土次数也是粟多于稻。因此，四川地区(主要是成都平原)旱作的粟一直就是优势的作物，粟和稻是两种重要的作物，其次才是黍和大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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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靳桂云等：《山东胶州赵家庄遗址龙山文化炭化植物遗存研究》，《科技考古》第三辑，第43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粟、稻千粒之比为8.08：1， 千粒体积之比为7.42：1。
(六)云南作物组合演变
云南作物遗存的出土情况是：
西周和春秋战国：稻1、粟1、麦1。
云南剑川海门口青铜时期遗址第三次发掘出土的作物，按报告描述的出土多少排列①：
一期(距今5000～3900年)： 稻、粟；
二期(距今3800～3200年)： 稻、粟、麦；
三期(距今3100～2500年)： 稻、粟、麦、稗。
云南自夏商到春秋作物组合的情况比较一致，以稻为主，粟次之，最后才是麦等。
(七)其他地区作物组合演变
吉林省西周作物：粟2、大豆1；春秋战国：粟1。西周到春秋战国都有粟出土，是粟作农业区，也是大豆种植较早的地区，可以代表东北地区的作物种植情形。
位于长江以南江西中部的新干牛城遗址商代到西周早期的建筑基址中，浮选出了稻、粟和黍的炭化种子 (表5-16)。粟的数量虽然最多，但出土概率不及水稻，黍只有2粒②，因此这里的作物组合顺序为：稻、粟、黍。春秋战国有稻(2次)和大麻(1次)，汉代有稻(1次)。可以反映江西中部地区是稻作为主，但粟作在商代、西周占有一定的优势。东周时期有大麻种植。汉代仍以稻为主，其他作物的情况不明。
表5-16 江西新干牛城遗址出土作物
商代至西周早期
种子数量(粒) 占出土作物% 出土概率%
粟 694 72.7 44.4
黍 2 0.2 1.9
稻 258 27 62
湖北省出土西周稻2次，春秋战国稻2、粟1次，汉代稻6、粟5、大豆2次；湖南省出土春秋战国稻1次，出土汉代稻1、大豆2、粟1、黍1、麦1、大麻2次；可以反映两湖地区先秦至两汉都以稻作为主，兼有旱作的粟类作物，东周以后也种大豆、大麻等。
位于黄河上游的甘肃官亭盆地辛店文化地层发现粟、黍和大小麦，出土数量和出土概率如下：粟439、100%， 黍483、100%； 大麦64、88%， 小麦11、12.5%， 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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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剑川县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2009年第8期。
② 陈雪香、周广明、宫玮：《江西新干牛城2006～2008年度浮选植物遗存初步分析》，《江汉考古》2015年第3期。
麻子出土，报告没有列举数量①，想必是很少的。青铜时代甘肃官亭盆地作物组合是黍、粟、大麦、小麦，与以粟作和麦作为主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陕西、河南、山东虽然一致，但内部结构有所不同，黍居第一，而大麦种植较多。
限于材料，其他地区不再详析。
把以上分析排列结果表述于表5-17。上节已经说过，前期有的作物，后期也不会消失，因此，出土作物少而不能前后连贯的情况大致可以根据前一期已有的作物来补足。河南、陕西两地作物组合演变情况一致，说明黄河中游地区自夏商起就是一个作物分布区。黄河下游的山东同黄河中游基本相同，种植作物的种类也大体相同，只是早期(夏商到西周)小麦的推广力度不大，种植时间也晚于河南、陕西两地，可以看作是单独的作物区。如果从大的方面讲，也可以与黄河中游地区连为一体成为一个大的分布区，即黄河中下游地区，大区之内小有差异。黄河上游地区以甘肃为代表，作物种类与中下游大体相同，种植的内部结构即不同作物的数量有所差异，大麦种植较中下游地区为多。
安徽长江以北地区为代表的淮河流域，先秦两汉时期一直以种稻为主，至迟到春秋战国，小麦推广到淮河流域，形成稻、麦、粟的组合。
表5-17 部分地区作物组合演变
夏商 西周 春秋战国 汉代
河南 粟、麦、黍、稻、豆 粟、麦、黍、稻、豆 粟、黍、麦、麻、稻、豆、高粱
陕西 粟、小麦、黍、稻、大豆、高粱 粟 粟、麦、黍、稻、大豆 粟、黍、豆、麦、稻、高粱、麻、薏苡
山东 粟、黍、稻、麦、豆 粟、黍、小麦、大豆、稻 粟、小麦、黍、大豆、大麦、稻 粟、黍
安徽 粟、稻、黍 稻 稻、小麦、粟 稻、粟、小麦、黍、豆、麻
四川 粟、稻 粟、稻、黍、大麦 粟、稻
云南 粟、稻、麦 粟、稻、麦
吉林 粟、大豆 粟 粟
江西 稻、粟、黍 稻、麻 稻
湖北 稻 稻、粟 稻、粟、大豆
湖南 稻 稻、大豆、粟、麦、麻
甘肃 黍、粟、大麦、小麦、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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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小虎：《青海官亭盆地植物考古调查收获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3期。
西南地区的成都平原则始终以粟作为主，兼种水稻，并有少量的黍和大麦，表现出旱作、稻作兼营的形势。云南以稻为主，兼营粟、麦。
长江以南地区无疑是以稻作为主业的，但出土材料反映，有的地方 (如江西、湖南等)以稻为主，兼种旱作，甚至湖南在汉代已有麦、麻、大豆等北方作物。
三 五谷考述
农作物的时空分布和组合情况反映的是它们随时代变化而形成的布局与结构特点，从中也可以看出这几种主要作物在不同时期都存在地位的微妙变化。这实际上是它们与当时人们生活密切程度的一种表现。常种常食和对解决温饱、丰富生活有重要意义的作物自然也是人们经常提到和倍受关注的，先秦两汉文献频繁出现和较为固定的词汇“五谷”就是典型的例子。五谷是指五种具体的谷物吗？它是上面列述的先秦两汉时期主要作物中的哪五种？先从大豆地位的变化说起。
(一)大豆地位的上升
大豆在所有作物中是一种很特殊的谷物，有必要单独加以分析。在我国早期农作物中，大豆的驯化栽培相对较晚，先秦两汉时期的遗存出土也不多。它是所有谷物中粒型较大的粮食作物，如果仅从发现数量或出土概率上做比较，它可能算不上很重要的作物，而前面作物时空分布和各地组合情况揭示，它在先秦到两汉一直都处于不断推广的过程中。夏商时期还是大豆种植的起始阶段，春秋战国时，至少在东北的吉林和黄河中下游的陕西、河南、山西、山东等地都种大豆，成为这些地方作物组合中的重要成员。在山东，春秋战国时大豆的种植一度超过了大麦和水稻，成为仅次于黍的作物。汉代，大豆又成为两湖地区作物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豆传播的形势明显，预示其地位的不断上升。大豆遗存的考古观察诠释了文献中所反映的大豆地位的不断变化。
20世纪50年代，于省吾先生考释出甲骨文中的大豆，字形象米粒溢于器外，隶定为 字。 字从米 声。《说文•米部》：“蘖，牙米也。”段玉裁注曰：“芽米者，生芽之米也。凡黍稷稻粱米已出于糠者不芽，麦豆亦得云米。” 同厚，上古音与豆同属侯部，与幽部之菽亦通。以声纽求之，叔、豆舌头音，与厚音为舌喉之转。字为菽豆之初文，“商人称 ，周人称菽，秦汉以后称豆”。①菽豆字以米为义符，则是商人以豆为粮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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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
卜辞多有贞占“受菽年”例①，而且同版之上往往与“受黍年”对贞，反映了对于菽、黍收成的关注，也是商代以大豆为粮的反映。
金文中尗(菽)是大豆植株的形象，上为豆苗，下为根系，或像长满根瘤状，可谓观察细致，刻画精到。我们无法统计金文中菽的出现和使用情况，但可以从稍后的《诗经》中一窥大豆 (菽)的地位。
《诗经•豳风•七月》：“六月食郁及奠，七月亨葵及菽。”“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
《鲁颂•閟宫》：“黍稷重穋，植穉菽麦。”
《诗经•小雅•小宛》：“中原有菽， 庶民采之。”
《诗经•小雅•小明》：“岁聿云莫， 采萧获菽。”
《诗经•小雅•采菽》：“采菽采菽， 筐之筥之。”
《大雅•生民》：“艺之荏菽，荏菽旆旆。”
在《诗经》时代(西周至春秋中期)，菽已与粟、黍、麦、麻等粮食作物相提并论。有人根据《诗经》中的“采菽”文字，认为西周春秋时期的菽尚为野生大豆，故以采摘言之。大豆子、叶皆可为食，先秦时期确也常采豆叶煮食。《战国策•韩策一》：“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藿羹，即豆叶菜汤。故采菽不必就是采豆，更不能从字面上理解为采野豆。《春秋•定公元年》：“冬十月，殒霜杀菽。”孔颖达疏：“菽者，大豆之苗。”《吕氏春秋•审时》：“得时之菽，长茎而短足，其荚二七为族。”也指大豆的苗。采食豆叶，必在其青嫩而又不妨生长和结荚之时。后世还有采卖豆叶的传统，现在豆叶菜还是山西平定县有名的土特产。采豆叶为羹，大概也属《管子•禁藏》所说的“果蓏素食”中物，虽是蔬食、粗食，但可补正粮之不足。当然古代也可能有像今天采青豆煮食的做法。
大豆子、叶可食，加快了推广的步伐。春秋战国时期，大豆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初学记》卷二七《草部》引《周书》：“凡禾，麦居东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以五种谷物为四方之标示，大豆居北，可能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大豆是北方地区的优势作物。春秋战国作物遗存的出土显示，粟是除南方外各地重要的谷物，而战国文献中常常菽、粟连言，菽排在粟的前边，成为一时的习惯用法。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菽粟深藏，而积怨于百姓。”
《墨子•尚贤》：“贤者治邑也，蚤出莫(暮)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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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彭邦炯：《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58～69页。
多而民足乎食。”
《孟子•尽心上》：“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荀子•王制》：“工贾不耕田而足乎菽粟。”
《战国策•齐策四》：“君之厩马百乘，无不被绣衣而食菽粟者。”
《管子•重令》：“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韩宣子曰：‘吾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
战国重菽、粟，文献中菽粟连言，几乎成为固定的词语，菽粟一起成了粮食的代称，说明菽与粟是战国时期人们的基本食粮，这似乎与考古发现的情况不太相符。前面已经说了，大豆是大粒型作物，一棵大豆和一穗谷子遗落在地层中被后世发现的机会无法比较，我们当然也不能用发现的粒数来确定它在食粮中的比重，这一点倒是大豆较为特殊的地方。可以肯定，大豆是战国时期常见、易得的食粮，是广大平民最普通的主要食物之一。当时人是把大豆当作粗粮素食来看待的。《战国策•韩策》：“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文献也常以“啜菽饮水”来形容贫民简朴的生活。《荀子•天论》：“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是节然也。”《礼记•檀弓下》：“孔子曰：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韩非子•喻老》：“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以“象箸玉杯”反衬“菽藿”之粗贱，主要是因为豆为常见易得之物。
春秋战国时期的大豆被发现的机会确实也明显多了起来。河南登封王城岗、山西侯马晋城、山东即墨北阡以及贵州赫章都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大豆。山西侯马晋城储存粮食的窖穴内出土的黄豆“保存良好，粒粒分明”①。加上早在夏商、西周时期就已开始种植大豆的陕西、吉林等省份，战国时期大豆已遍及东北、黄河流域和西南地区，其他尚无大豆遗存报道的北方地区应该也是大豆产区，只是没有上述地方种植得多，被后世发现的机会相对较少而已。
在种植大豆的不同地区，大豆作物的重要性也存在一定差异，《战国策•韩策》说韩地所种“非麦而豆”，粟、黍也没有麦、豆多，这在黄河流域应该是适应了“韩地险恶”具体地理形势的局部现象，在这里更见大豆之重要。
粟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唐宋时期都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优势作物，但战国时期的文献和遗存出土情况表明，菽此时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明显上升，粟和菽成为普通百姓生活中的主粮。以菽和粟为主粮的情况可能存在很长的时期，宋代京西南路的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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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文管会侯马工作站工作的总收获》，《考古》1959年第5期。
州(今河南唐河)水稻种植面积扩大，“昔之菽粟者多化而为稌”①。《说文•禾部》：“稌，稻也。”但汉代以后的“菽粟”可以有具体所指，也可以是旱作作物的代称。南宋陆游《秋夕书事》诗：“秋来欢喜事，菽粟有新储。”
汉代大豆是百姓之常食，其作为下物粗食的认识没有改变。《淮南子•齐俗训》：“贫人……含菽饮水以充肠。”《主术训》：“民有糟糠菽粟不接于口者。”东汉袁康、吴平《越绝书•计倪内经》：“己货之户曰大豆，为下物。”由于大豆易植和其为广大平民、贫民食源的特点，它在汉代得到进一步推广。《氾胜之书》：“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谨计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田之本也。”规定“计家口数种大豆，人率五亩”，并将此看成是“田之本”。西汉人对大豆重要性的认识推动了大豆的种植，也促进了大豆制品的利用和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