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聚落的考古学研究(28)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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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番禺区文管会办公室：《番禺汉墓》，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01页。
②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431页。
③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考古》1964年第9期。
④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番禺区文管会办公室：《番禺汉墓》，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99页。
⑤凉山州博物馆：《四川凉山西昌发现东汉、蜀汉墓》，《考古》1990年第5期。


图3-5 汉墓出土的陶水田模型
1.勉县老道寺水田2.番禺M10水田3.西昌周屯水田4.佛山澜石水田5.番禺M13水田 6.兴义M8水田
呈长方形，水塘被塘坝横向分割于一端，内有阴线刻鱼纹四尾，另一端由水渠纵向分为两格，水渠与塘坝相交处有进水孔相通。两格田的中段又分别由弯曲的小田埂划分为左右两块，也就是大田之内有小田四块，其中三块中有阴线刻的鲶鱼各一尾和田螺等物，田块中都有象征秧墩的小孔眼。弯曲田埂的使用表明小田包括它们的外边界都是不规则形的①。
圆盘状的水田模型多见于贵州和云南两地，四川和重庆也有少量发现。这是一种较小田块的表现形式，圆盘之内多以田埂或塘坝分为水塘和水田，塘内有水生的动植物，水田又以细田埂分为几小块。
贵州兴义汉墓出土的圆形盆底状水田模型(M8：32)，口径44.5、边高8.4厘米，盆内大半为稻田，田上有刻划整齐的稻秧，小半为水塘，塘内有鱼两尾，荷叶一片，荷花一朵，莲蓬一枝，菱角一个。稻田分四块，以拐折田埂相隔，除一方形小田外，其余三块皆不规则。田埂一端留有通水缺口，田、塘间堰坝的中段有通水涵洞一个，涵洞上立一小鸟，展翅翘尾。盆内周壁刻划大致等距的树木九株(图3-5，6)2。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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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京博物院：《四川彭山汉代崖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41～42页。
②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兴义、兴仁汉墓》，《文物》1979年第5期。
圆形的田地是不多见的，我认为，尽管田内分割小田块的田埂是平直的，但总体的外形做成圆盘，说明外部是不规则的，可以把这类模型看作不规则形田的一种。有人认为，圆形模型表达的正是山间盆地的情况，与云贵地区地理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贵州自古“地无三里平”，云南山地、高原占全省面积的93%以上，仅6%为星罗棋布的山间盆地②。但看作山间盆地也未免太大了些。我们曾在重庆云阳魏晋墓中也发掘出同样的模型，看来其分布也是较广的，只是相对于其他形状的田，数量少了许多。
四 关于梯田的一点看法
需要指出的是，以往被认作梯田的模型其实代表的是西南地区典型的不规则形水田的一种。四川乐山市车子乡崖墓出土一方东汉中晚期的水田模型，外形作长方形，长54、宽41厘米，中段由一稍宽的田埂平分为左、右两半，田埂中间有一供流水的缺口，两边田又由细田埂分割为大小不等的呈鱼鳞状分布的田块，一侧13块，一侧12块，田中有排列整齐象征秧墩的小孔，细田埂上也都有供流水的缺口(图3-6，1)③。这是坡地常见的水田类型，虽然从大范围看有一定的坡度，但相邻小田块之间并无太明显的高低差别，或仅足以流水而已，它们相互间不形成梯级关系，也没有层次感，所以不能称为梯田，如把这类“缓斜度的平原上”的田块看成“另一类型的‘广义’的梯田”④，显然是把梯田扩大化了。梯田是层间有明显的高差，各层随山体弯曲，不会形成像水田模型上那样的鱼鳞状布局。鱼鳞状布局的水田现在我们还可以在西南稻区随处看到，这是水田类型特有的景观，类似的田景在旱作地区是很难出现的。
《汜胜之书》“种稻”对稻田的要求是：“区不欲大，大则深浅不适。”大的田块不易整成一个水平面，灌水后自然会深浅不一。但是若将大田整成若干相连的小块水田，即使大田是在山坡上，也可以通过小田块中分解较大的坡度，在较小面积范围内使田块保持水平，小田灌水后深浅一致。前述水田类型大田中隔出数量不等的不规则形小田块，包括鱼鳞状布局的水田，表现的都是总体为坡田而小田自身水平的例子。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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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贵州省考古研究所：《贵州兴仁交乐汉墓发掘报告》，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
②赵小帆：《贵州出土的汉代陂塘模型》，《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
③乐山崖墓博物馆藏，转见罗二虎：《汉代模型明器中的水田类型》，《考古》2003年第4期。
④梁家勉：《中国梯田考》，倪根金主编：《梁家勉农史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
图3-6 四川东汉墓出土的水田模型
1.鱼鳞状布局的水田模型2.梯田模型
坡地平整水田，自古及今都会使用同样的做法，在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地区，这样的水田处处可见。
被认为是汉代梯田模型的材料仅见于四川都江堰市崇义乡东汉墓，该墓出的一方石质水田模型，虽仅存田的一角，仍可见水塘及塘内的雕刻的鱼形和田螺，水塘由塘坝分隔为左、右两部分。水塘一侧为逐级下降的三层梯田，就像台阶一样(图3-6，2)①。但是该梯田模型的最上部设置大面积的水塘或水田却不是常见的形式，这到底是不是汉代西南地区出现的梯田，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在经过先秦时期的大田发展过程之后，汉代进入田块形式多样化的时期，这是农业生产大发展时期所有的景象，是社会人口增加、田地广为垦辟的结果，也与汉代土地买卖和私有化的进程相一致。
汉代北方地区的旱作田亩以规整的方形、长方形为多见。规整的田块便于耕种和管理，在西南地区汉墓出土的田地模型中，有一种长方形小田块和不规则形田块相邻同处于一大田中的情况也说明，在水田类型中，人们也会尽可能地规划出规整的田块。相对于旱田，水田的类型更为丰富，旱田以直边为主，水田多见弯曲的田坝，这是因地制宜的结果，而不是南、北方农业生产上的风俗。弯曲的不规则的田块不利于耕种和管理，只是同旱田相比，同样的不规则田，插秧要比旱作种植的不利因素要小一些。
汉代的田块形式，虽然在现在一些地区仍可看到，但在耕作和种植技术等方面却有了很大的变化。农田形式存在的社会背景与农民的劳动、生活和乡村组织形式等等都是密切相关的问题，只有进行综合的讨论，才会有较深入的认识。在初步了解了汉代的农田形态之后，下一步的工作该是对田间管理相关环节和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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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转见罗二虎：《汉代模型明器中的水田类型》，《考古》2003年第4期。

第四章 农田灌溉和水利技术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如何处理好水的问题决定着农业生产能否正常进行。先秦时期，农田畎亩的做法最初是以解决内涝问题为出发点的，田内畎沟和垄台相间的结构形式和“上田弃亩，下田弃畎”做法在保证作物的正常生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古人改造农田的形式和内部结构，以应对旱、涝不均的自然天气，不断尝试脱离靠天吃饭的状况。畎是最基础的农田水利设施。农田水利就是灌、排结合的工程，畎既是排涝沟道，同时也是灌溉的小渠，因此，农田的作亩其实就是农田水利的一种基础形式。《周礼•考工记》：“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甽。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万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于川，各载其名。”由甽到遂到沟、洫、浍、川，也就是由小到大，形成北方旱地农田理想化的水利网络。又据《周礼•地官•司徒•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沟洫同道路相结合，由径到珍、涂、道、路，也是由小到大，形成支配沟洫和农田布局的道路系统。道路和沟洫就像是农田的骨架，是农田规划和农业生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对水利建设和道路布局的设想虽然就像孟子的井田理想一样流于纸上谈兵，但也说明了先秦时期人们已把水利和道路的建设纳入到整个国家体系的规划中，反映出对水利的高度重视。文献中记述的沟渠网络重在对地上水源的规划和利用方面，事实上，我国古代农田水利还包括对地下水的利用。农田的整治与水的利用密切结合，上一章中也涉及水、旱状况对农田形态和农田区划的影响，本章接着谈先秦两汉利用水源进行灌溉的具有代表性的技术成就。
第一节 水井灌溉
掘井取水灌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江苏苏州地区马家浜文化的水田遗迹都有与之配套的水沟、水塘、水井或蓄水坑等灌溉设施，不过早期的塘、井区分不大，都较浅，只是依习惯按其开口的大小称为塘或井。在生产规模不大、农田小型化的时期，它们在解决农业生产用水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先秦两汉，虽然生产规模扩大和大型水利工程兴起，但由于缺少相应的取水工具和技术的革新，井灌仍发挥着巨大作用，不可替代。井灌和塘灌分别是北方旱作和南方水田农业生产体系中富有特色的灌溉方式。这一时期在凿井技术上取得的进步较为显著，井的发展反映了人们对于井水的依赖。
一 水井的演变
凿井获取水源是井灌得以实现的基础。我国凿井的技术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相当成熟，出现土井和各种木构水井。南方地区由于地下水位较高，掘井取水的历史要比北方早。江南地区马家浜文化遗址多发现水井，水井分布密集，井坑一般都较浅，如苏州唯亭草鞋山水田区的灌溉用井，口大底小，口径0.5米左右，深只有1.5～2米，有的水井中部还留有台阶①，可以从地面或下到井下取水。苏州昆山绰墩遗址崧泽文化的10口水井，口径0.54～1.26、深0.76～2.5米②。早期的土井粗糙简单而不规则。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文化第三期发现木构水井，为方形竖井，边长2、井深1.35米。根据出土的圆木分布情况，推测当时是在原有的水坑中部打入四排木桩组成方形木墙，挖掉排桩内的泥土，在排桩内顶套一个方形木框固定排桩。井口也有相应的加固措施，水井上有简单的井亭。水井年代为距今约6000～5600年③。这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有井亭的水井。上海松江县汤庙村遗址下层发现崧泽文化晚期水井4口，均为直筒形，井壁残留芦苇印痕，呈纵向排列，间距4～5厘米，井中都出土朽蚀的残竹片和草木灰，推测以芦苇贴壁，以竹片条为圈状箍支撑井壁④。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竹圈井。浙江嘉善新港发现良渚文化晚期的木筒水井，井筒断面呈椭圆形，长径63、短径45厘
米，残高1.63米，系用原木剖为两半，挖空后拼合并用长榫固定而成。井底铺有过滤、净化井水的贝壳层⑤。
北方地区发现的早期水井相对较少，水井多系龙山时代的。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的1口水井，断面呈圆角方形，口大底小，深11米，井壁用木棍榫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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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邹厚本、谷建祥、李民昌等：《江苏草鞋山马家浜文化水田的发现》，载严文明、安田喜宪：《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
②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昆山绰墩遗址》，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39～41页。
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94、371页。
④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松江县汤庙村遗址》，《考古》1985年第7期。
⑤陆耀华、朱瑞明：《浙江嘉善新港发现良渚文化木筒水井》，《文物》1984年第2期。
的方形木框支护，上下依次堆叠46层，形同木壁，使水井成为牢固的整体①。水井位于房屋附近，当为生活用井。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2口水井属于局部木构井。早期水井作圆形，口径在3米以上，深13～15米，近底部有残高1.6米的木构痕迹。木构部分为圆木搭叠，平面近方形。晚期水井的形制、口径、深度与早期水井相似，只是井内木构部分增加了立桩。木构距井底残高3米，四面各有立木2～5根，四周又有多层横木与之相交，形成一个近方形的木框结构2。木框架只设于井筒下部，略高于当时的水面，既可以支护井壁、澄清水质，又节省了木材和劳力，可以看作是井盘的前身。陶寺文化已进入夏代纪年范畴。汤阴白营和陶寺水井的深度与木构技术表明，北方地区在龙山文化晚期到夏代造井技术已相当成熟，达到这样的水平需要很长的时期，反映出北方地区悠久的凿井历史。
商周时期，随着城市和人口的增多以及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水井在旧有的土井和木构井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但数量大增，也出现了新的形式。许多井发现于建筑遗址附近或手工业作坊区，明显是日常生活和手工业用井。我们可以从这些井的结构形式发现商周造井技术的进步。
商周时期的井仍以土井为主，木构或竹构井的数量有所增加，至迟到春秋中期出现了陶圈井。江西九江神墩发现商代水井2口，井口为椭圆形，井深8.35、7.95米，井内均发现杂乱的井架遗迹。一号井底还发现由木框、竹席、竹框等组成的滤水设施③。德安陈家墩发现商末周初水井11口，10号井直径3米，井壁斜直，井深9米，出土带榫卯结构的木框架，可能为局部的井壁支护木框④。木构井井底多设有井盘。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早期和晚期水井均有在井底设井盘的现象，早期水井(J2)井口椭圆形，井底呈圆角长方形，井底有内外两层由圆木叠压而成的“井”字形托盘。晚期水井(J1)井底有每边四五层圆木搭成的“井”字形托盘，井盘内外插30余根加固用的大小木桩⑤。春秋战国时期的水井可以举湖北江陵楚都纪南城(郢)例子。纪南城内居住遗址和手工业作坊区水井密集，水井种类齐全，较全面地反映了该时期水井利用和造井技术上的发展状况。纪南城调查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水井400余口，尤以城内东北部龙桥河西段手工业作坊遗址区最为密集。1975～1979年，在长约1000、宽约60米范围内发现水井256座，包括土井71座、陶圈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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