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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高天麟、张岱海、高炜：《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年代分期》，《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
③江西省文物工作队、九江市博物馆：《江西九江神墩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7年第4期。
④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德安县博物馆：《陈家墩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00年第3期。
⑤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2～34页。
176座、木圈井3座、竹圈井5座，还有一批水井没来得及统计就被洪水淹没了①。城内西部位于新桥河低洼地中部偏东的松柏发现陶圈井15座、土井3座②。1987年纪南城西部新桥村鱼池发现水井29座，其中土井17座、陶圈井11座、木圈井1座③。这些井都较深，大部分未清理到底。土井均为圆筒形竖坑，井壁光滑，由于长期使用，口大于底。陶圈井的井圈多置于井坑的上半部，个别井下部有竹、苇等编织物以过滤和防淤。井圈壁有两个或多个圆孔渗水，最下一层的井圈一般有插入井坑土壁内的“井”“=”“十”形木架(井盘)承托。以新桥鱼池J1为例，该井坑直径1、深6.3米。陶井圈直径80、高70厘米。井上部有井圈8节，下部上下1.1米高不设井圈以利渗水。1965年松柏余家湾发掘的一座陶圈井，5节陶圈相叠置于井坑上半部，最下一层陶圈的外壁另套有竹井圈并直至井底。竹井圈以竹条纵横交错编结而成。这是陶、竹复合井的例子。龙桥河西段发现的木圈井，系将对剖的原木各挖凿成半圆形拼合成椭圆形井圈，然后置于井坑上半部，下有平行托木。有的木圈井在木圈外还套有竹编井圈。竹圈井则用较硬的竹子或柳条为竖直的经，以较柔软的作纬，编结成井圈贴于井坑壁上④。
纪南城井的时代，根据其所在遗址和出土的遗物分析，大部分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有的可能早至春秋中期。1975～1976年，纪南城松柏东30号建筑遗址早、晚两期均发现水井，早期有陶圈井1口(仅揭出井口，未发掘)；晚期有水井12口，其中土井1口、陶圈井11口。遗址的年代为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始建年代可能早到春秋中期⑤。该遗址水井类型较单一，但也反映出从早到晚陶圈井增多的趋势。
纪南城水井中，陶圈井占了绝对优势，说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陶圈井已经广为流行。土井数量不多，但仍算常见类型。竹圈井构筑复杂，发现较少。而2012年纪南镇高台村发掘战国水井88口，其中有竹圈井68口、陶圈井6口、陶圈和竹圈结合的水井13口(上部为陶圈，下部为竹圈)、楠木圈井1口⑥。由纪南城出土各类水井的构成看，战国时期以流行陶圈井为主，土井较少，地方类型的竹木圈井占一定数量(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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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下)》，《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报告中各类井的数字之和与总数相符。
②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考古资料汇编》，1980年10月。
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纪南城新桥遗址》，《考古学报》1995年第4期。
④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下)》，《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⑤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下)》，《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⑥刘建业：《荆州市荆州区高台战国古井群》，《中国考古学年鉴•2013》，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333页。
表4-1 湖北江陵楚都纪南城内发现的部分水井
土井 陶圈井 木圈井 竹圈井
龙桥河西段 71 176 3 5
新桥河松柏 3 15
新桥河鱼池 17 11 1
松柏东 1 12
高台村 19 1 68
小计 92 233 5 73
战国时期木构水井的营造技术更加成熟。如湖南湘西里耶古城内建于战国至秦、废弃于秦末的一号井，以井内出土3.7万余枚秦简而闻名，该井深14.27米，井壁以层层木框相叠，形成木圈井，井上有井台及井亭建筑的遗迹①。同时期北方地区，陶圈井也已经出现，如河南南阳宛城发现战国中晚期陶圈井3口②，河北邢台曹演庄遗址战国文化层发现的“瓦井”也是陶圈井③。北方仍以土井为主要形式，木构水井以木框相叠形成井筒，没有南方地区因地制宜的竹、苇井。纪南城水井的类型可能无法代表当时水井的普遍情况，都城内较早和较多地使用新型且成本较高的水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陶圈井的数量在其地方尚未超过土井，而像以掏空树干制作井筒的情况又是极少的现象。
汉代是砖井发育和发展的时期。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发现的水井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砖井。该井以扇形砖砌壁，直径0.86、深8.8米，井底铺小石子和细砂，上面再平铺5块石板。根据井中出土的南越国时期遗物，表明该井毁于南越国灭亡以后④，井的建造和使用的年代应为汉初。砖井在汉初出现，它牢固耐久，渗水性好，但营造较为复杂，故在西汉时期还未很快普及开来。南越国宫苑遗址共发现水井15口，有秦代土井1口，南越国土井2口、砖井1口，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陶圈井2口，东汉晚期土井4口、砖井2口、木方井3口。木方井以木板构筑方形井框护壁⑤。属于西汉时期的砖井只有1口，土井和陶圈井仍是主要的形式。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发现水井11口，其中有土井1口、木构井5口、陶圈井4口和上部用长方砖围筑、下接陶管的复合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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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6年，第38～50页。
②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市宛城遗址战国水井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3年第3期。
③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邢台曹演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④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办公室：《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1995～199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9期。
⑤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宫苑遗址：1995、1997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363～395页。
口。该遗址出土汉初“半两”钱和新莽“大泉五十”“货泉”等①。三道壕村落遗址的水井分布情况也说明，在小砖开始普及的西汉时期，有的地方还未使用砖井。而该遗址在6处居址之间发现砖窑7座，复合井上部的用砖即与其附近的一、二号砖窑的产品相同，可见是否使用砖井并不取决于材料的供应问题。类似的砖和陶圈结合的井还见于西汉长安未央宫遗址，未央宫的水井深8.3米，上部就有7米是以券砖砌筑的，下部0.85米叠放4节陶井圈②，已经是以砖为主的复合井，也可以称之为砖井了。
目前所知的西汉时期的小砖井还有河南内黄三杨庄西汉晚期村落遗址的2口水井。位于二号庭院大门外东南约9米的一口砖砌水井，井口内径0.85～0.95米，因向下只清理到距井口3.2米、21层砖，井深不详。从大门到水井之间有碎砖、碎瓦铺的小道3。河南登封阳城遗址发现的汉代水井以石块砌成，深达7米，结构与砖井相同④。
西汉是砖井初步发展的时期，从南越国宫苑和三杨庄所见砖井的构造看，西汉时期的砖井营造技术已比较成熟。西汉晚期到东汉是砖井推广普及的时期，小砖井的数量和类型增多，分布广泛。1951～1952年，河南泌阳清理东汉晚期到六朝时期的古井11口，除1座为陶圈井(“圆筒形瓦井”)，其余均为砖井。这些井都较深，发掘到底的只有1口。根据形制结构的不同，泌阳砖井可分为五种：
竖立楔形子母砖井1口，井口圆形，直径约1米，以两头带相错子母榫的楔形砖竖立薄面向里券成，每层用砖36块，上下两层砖相应，两砖子母口正相吻合。子榫向上，母榫向下(图4-1，1)。
五角形砖井1口，每层用5个整砖横立摆成五角形，相邻两砖之间用一个半截砖作横立相夹，下一层仍是同样券法，但下一层的平砖和上一层的横立砖相应(图4-1，2)。
八角形砖井1口，每层用8块砖圈成，上下层相错(图4-1，3)。
弧形砖券井3口，弧形砖，无子母榫。8个弧形砖横立相接形成筒形，上下错缝叠砌(图4-1，4)。
弧形子母榫砖券井3口，结构同弧形砖券井，每层用8个弧形子母榫砖横立排列券成圆形井筒，砖为横向弧形，两端分别带半圆形凹凸母、子榫，横向两两相扣，形成牢固的井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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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194页。
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黄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第二处庭院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第3期。
④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315页。
另外还有碎砖券井1口。这些井的时代除弧形子母榫砖券井可能晚至六朝，其余可能为东汉晚期①，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砖井到东汉已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时期。汉代是各式井普及的时期，从西汉中期开始，墓葬中仓、灶、井等模型明器成为固定组合，是汉代墓葬中常见的随葬明器，而且分布地区广泛。
图4-1 河南泌阳东汉砖井结构示意图
1.竖立楔形子母砖井2.五角形砖井3.八角形砖井4.弧形砖券井
1974年，江苏省吴县澄湖出土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古井150多个，由于古井是在围湖造田中发现的，失去了地层依据，但从井内堆积和井的结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井从新石器时代以至汉代大致存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土井—陶圈井—带榫砖井—小砖井②。砖室墓券顶上的带榫砖都是东汉开始使用的，流行的时期大致为东汉到六朝。结合前面的梳理，可以把这个发展过程完善为：土井一木(竹)构井—陶圈井—砖井。前两种井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陶圈井至迟在春秋出现，战国开始流行；砖井(小砖井)在西汉中期开始出现，东汉流行。虽然它们存在前后相继的发展顺序，但并不是新的取代旧的，新出现的井即使流行开来也无法完全取代旧式的井，每一时期都有多种类型的井同时发挥着大小不同的作用，只不过有主次之别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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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河南文物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泌阳板桥古墓葬及古井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②南京博物院、吴县文管会：《江苏吴县澄湖古井群的发掘》，《文物资料丛刊》(9)，文物出版社，1985年。
我国古代造井技术至汉代小砖井出现以后臻于完备，农田井灌也随着井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水井可以随人居和农田所在就地开挖，在远离地上水源和不便开渠的地方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 井灌的发展
井灌的历史差不多同掘井的历史一样悠久，新石器时代水田区的水井无疑是灌溉系统的组成部分。历史时期，考古发现的水井多与生活和手工业生产相关联，如以上所述的水井多靠近生活区或手工业作坊遗址，属生活用井和手工业生产(如制陶)用井。王充《论衡•感虚篇》：“神农之桡木为耒，教民耕耨，民始食谷，谷始播种，耕土以为田，凿地以为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谷以拯饥，天地、鬼神所欲为也。”江陵纪南城内还有一类井，周围遗址甚少，井内也不见汲水罐，有的出土大型陶瓮，可能属于生活中的冷藏用井。我们通过村落遗址、城市居住遗址、手工业生产遗址上的水井了解了造井技术的发展过程，这些技术同样也会出现在同时期其他用途的水井上。
《庄子•天地》：“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捐捐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为乎？’”《说苑•反质》：“卫有五大夫，俱负缶而入井灌韭，终日一区。邓析过，下车教之，曰：‘为机重其后，轻其前，名曰桥，终日灌韭，百区不倦。’”又《天运》：“且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 引之则俯，舍之则仰。”以上说的都是春秋时期的井灌器械桔槔。以井灌溉似乎不太适合大田生产，汉阴丈人灌“圃畦”和卫五大夫“灌韭”都是针对菜园，菜田是春秋战国时期井灌的主要对象，但文中又提到“百畦”“百区”，想其规模也不至太小，不过终非大田作业。汉代情形相似，王充《论衡•自然篇》：“汲井决陂，灌溉田园。”这田园也当以菜田为主。河南淮阳于庄汉墓出土的附于院落一侧的菜园模型，菜园畦田的中间有一口水井，水井连接水渠，水渠两侧为菜畦①。以井灌园既是因地制宜，也有风俗习惯，几千年流传不辍。笔者犹记儿时家乡人力推水车灌园的情景，一村共用村头一井，平时挑水生活，旱时架上水车农户轮流浇菜；大田作物则从水库引水灌溉或用地头机井机灌，不用人力。
汉代水井除浇灌菜园，还广泛用于大田作物的灌溉，这也与汉代水井的发展形势相吻合。以下所举水井则有可能为大田灌溉用井。河南泌阳板桥水库荆树坟村发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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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骆崇礼、骆明：《淮阳于庄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1期。
北向两条地下管道，管道在地表下1米，东西平行，相距32米。两条管道长11.1、
11.9米，分别由长45厘米、直径19厘米和26厘米的陶管一节节子母相套而成。管道内有淤沙，北端不远处有一砖券古井。该地共发现东汉晚期至六朝水井11口，这些井当与农业灌溉有密切关系，“说明当时的农业灌溉和券井技术已有一定的发展”①。1997年和2000年，河南南阳白河镇双铺村及白河滩上发现汉代水井群，两处井群距白河较近，“遗址均位于农业生产区内，附近没有发现大的建筑基址、墓葬等，疑为灌溉用井”②。分布比较集中而周围没有同时期相关居址的水井群作为灌溉用井的可能性大。1956年，北京复兴门外蔡公庄到宣武门豁口地带发现大批汉代陶井，有的井营造时代早至战国。陶井分布密集，最密集处6平方米范围内就有4口水井。据其密集程度判断，其中应有灌溉用井③。
汲井水浇灌大田作物，汉代文献也多有记载。《汜胜之书》“区田”：“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负水”即挑水或背水，应为取井水浇之。《汜胜之书》虽是追述商汤时事，但也是以汉代所见现象为依据改编的。又“种麻”：“天旱，以流水浇之，树五升；无流水，曝井水，杀其寒气以浇之。”居延汉简：“口井水五十步，深二丈五，立泉二尺五，上可治田度给吏卒……”(127•6)④。这都是井灌大田作物的较明确的记载。西北地区干旱少雨，井灌是常用的溉田方式。居延汉简所记有“当井陈弘”“当井周捐”“渠井候长”等，应是值巡或管理水井的戍卒或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