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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 河南内黄三杨庄的汉代农田
成片的“高低相间”的田垄，让我们联想到汉代的“代田法”。发掘者和农史专家也认为，这种沟、垄相间的大面积耕作农田“可以为我们真正理解汉代的‘代田法’提供真实的实物样本”①。
西汉自武帝时推广代田法，据《汉书•食货志上》，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畮三甽。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甽，长终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种于甽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垄)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垄)尽而根深，能风与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畮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清代程瑶田《通艺录•沟洫疆理小记》：“代田者，更易播种之名。明播则垄休，岁岁易之，以畎代垄，以垄处畎，故曰岁代处也。”代田法的主要特点就是沟(叫)、垄相间，基本要义是叫与垄“更易播种”(图2-22)②。三杨庄农田遗迹垄宽60厘米，这是比较合适的宽度，便于运锄“耨垄草”，“陵其土以附苗根”，小于这个宽度，劳动者行走不便。经与主持发掘者刘海旺先生认证，60厘米是田垄两侧垄沟正中之间的距离，也是相邻田垄最高处之间的宽度。以滕县犁模式试耕翻向两侧的土连同中间的沟总宽是80厘米，两侧新土最高处相距50厘米，如果紧邻新土的边缘继续平行试耕，相邻两沟翻起的土合为一条垄背，则相邻两条垄背之间的宽度应在60厘米左右，与三杨庄的“代田”样本相一致。代田起垄应是汉代大铁犁的主要用途。
代田法合理地开发利用地力，比春秋战国时期的“畎亩法”有了很大改进，它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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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海旺、张履鹏：《国内首次发现汉代村落遗址简介》，《古今农业》2008年第2期。
②闵宗殿：《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说》，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200页。
有抗旱保墒、防风抗倒、合理开发、用养兼顾、耕耨结合和推广新田器等方面的优点①。《汉书•食货志上》说代田“一岁之收常过缦田畮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有这样的优越性，代田在汉代一定有所推广。《汉书•食货志上》：“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图2-22代田法示意图
居延汉简多见“代田”之名，如：
“第二亭长舒，受代田仓监粟，其六石以食小亭二人。”(557•5B)
“舒受代田长颀，以食吏士四人，卒辛酉尽庚寅廿八日，积百一十二人。”(557•6)
“戍卒居延昌里石恭，三年署居延代田亭，三年署武成燧，五年因署受絮八斤。”(74•E•P•T4：5)
“代田仓”可能是专为代田而设的粮仓，“代田亭”则应是负责居延地区实行代田法耕作区治安的亭，为了与其他普通农田区别，特注明“代田”二字。看来代田法在西北地区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
在三杨庄第二处庭院遗址出土了汉代常见的大铁犁，其中一件长47、宽40厘米，一件长40、宽33厘米，还有一件残的V形犁冠，双翼片长34～44厘米，夹角70°②，推测其所要套装的铁犁铧长、宽一定超过40厘米。1955年辽宁辽阳三道壕出土的西汉后期的大犁铧长40、宽42厘米③，1958年山东滕县长城村出土的东汉时期的犁铧后宽47厘米④，这些都属汉代的大型铁犁，与三杨庄的大铁犁无论在形制还是大小上都十分相似。可以肯定，三杨庄汉代农田的每一条田垄就是用大铁犁平行翻耕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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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206～209页。
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黄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第二处庭院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第3期。
③黄展岳：《近年出土的战国两汉铁器》，《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④庄冬明：《滕县长城村发现汉代铁农具十余件》，《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3期。
虽然简报中没有说明田垄的长度，但从照片上看它们都是南北向贯穿整个田亩，正是《汉书•食货志上》所谓“长终畮(亩)”。一块农田中看不出另外划分单元的迹象，关于“一亩三甽”的问题还有待研究。三杨庄的农田应是当时垄作和代田的常见形式，是田地整理好待种或种下不久的情况。
按三杨庄代田的标准，加工代田的铁犁长、宽超过40厘米，学界把这样的铁犁称为大铁犁或大铧①。大铁犁除辽阳犁、滕县犁，还出土于山东安丘、安徽寿县、河北保定、石家庄、承德、甘肃古浪等地。这些铁犁主要是东汉时期的。中原所知的虽然只有三杨庄一处实例，从代田耕作用的工具——大铁犁的出土情况看，这种农田耕种法在内地郡县也有使用。
同小型铁犁相比，大铁犁发现的数量相对较少，这应与其功能的局限性有关。代田法是在垄作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播种于甽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垄)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垄)尽而根深，能风与旱”。这是一畎播一行的做法。垄宽60厘米，垄背低矮，垄间之畎也只能种下一行禾苗。文献还记载赵过发明三脚耧车，使用方法据崔定《政论》：“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便焉”，这是中国最早的畜力条播机械，把开沟、下种、覆盖等一气完成，灵巧轻便，省时省工，可“日种一顷”。这种耧播机械一播三行，显然不是在代田上使用的，因此，除了代田法，适于条播等形式的农田在汉代也是普遍存在的，它们都是先翻耕后播种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小型铁犁多于大铁犁的原因。
但是，汉代铁犁究竟有多大程度的推广，这还不能仅从铁犁的出土情况来断定，因为铁犁的推广要受到广大农户犁耕条件的限制。例如，大铁犁用二牛抬杠牵拉，一般农户不可能都能拥有两头牛，这就会影响到大铁犁的推广。这涉及汉代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等问题，是我们后面所要探讨的。
第四节 从《盐铁论》“大器”说到汉代的牛耕
《盐铁论•水旱》记述了大夫与贤良、文学之间关于盐铁官营问题的一场辩论。大夫力主盐铁官营：“今县官铸农器，使民务本，不营于末，则无饿寒之累。盐、铁何害而罢？”贤良则说：“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则用力少而得作多，农夫乐事劝功。用不具，则田畴荒，谷不殖，用力鲜，功自半。器便与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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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传玺：《两汉大铁犁研究》，《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黄展岳：《近年出土的战国两汉铁器》，《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其功相什而倍也。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虽然“大器”在《盐铁论》中只出现了一次，由于它是贤良、文学反对盐铁官营的重要依据，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现在一般认为，所谓“大器”是从铁农具的规格上说的。张传玺先生说，“大器”“是合于生产作业要求的大、中、小一系列规格的器具的一类”，是就其大小而言的①。有人进而认为“大器”就是“代田”翻土所需的带犁壁的大铁犁②。汉代大铁犁有切实的用途，是耕作代田的工具，对汉代铁犁(包括大铁犁)的使用和生产等问题进行考察，可以为正确认识《盐铁论》的“大器”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路，并且“大器”与牛耕问题密切关联，也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富有意义。
一 《盐铁论》所说的“大器”问题
《盐铁论•水旱》所说的“大器”是指农器中的一种。贤良、文学为盐铁官营罗织的一大之罪状是，由于政府部门不考虑农民的实际需要，一味地为应付考核，完成下达的生产定额，铸造的铁农具多为“大器”，而使“器用不便”，“不给民用”。这种定额实际上就是政府对手工业规范管理的内容③。
针对贤良、文学的责难，大夫的回答只涉及铁器的质量，并没有对“大器”之“大”进行说明和反驳：“家人合会，褊于日而勤于用，铁力不销炼，坚柔不和。故有司请总盐、铁，一其用，平其贾(价)，以便百姓公私。虽虞、夏之为治，不易于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则刚柔和，器用便。此则百姓何苦？而农夫何疾？”看来“大器”问题是确实存在的。
什么是“大器”？现在我们一般可以把边长30或40厘米以上的铁犁视为大铁犁，汉代人就不一定这样看了，大小是相对而言的，出土的铁犁，大的40厘米以上，小的十几厘米，各种规格都有，贤良所谓的“大器”又是以什么为依据划分的呢？为什么“大器”“不给民用”？
汉代铁犁是以牛挽行的开沟起土的工具，画像石上的牛耕图也反映铁犁的牵引动力是畜力。三杨庄遗址有铁犁铧出土，也发现多处牛蹄的印迹。汉画有农夫持锸、䦆、镰人力劳动的场面，而在犁耕画像中皆以牛拉犁，又以二牛抬杠式为主，从不见以人力挽犁者，说明凡以铁犁耕地的多是用牛牵拉的。《汉书•食货志》说赵过在推广代田法时，“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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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传玺：《两汉大铁犁研究》，《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②黄富成：《西汉铁官“大器”问题》，《中原文物》2010年第6期。
③蔡锋：《中国手工业经济史•先秦秦汉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44～445页。
丞，教民相与庸挽犁”。这段话至少透露以下问题：第一，耕作代田是以牛牵引耕作的；第二，当时的牛比较缺乏；第三，无牛户若耕作代田，须与其他户相互换工，以人拉犁。即使是按赵过所设想的，用人力“相与庸挽犁”，那么，以二牛抬杠牵引的大铁犁又需要几人才能胜任呢？张传玺用滕县犁试耕时以拖拉机牵引，平均拉力是80公斤。以人挽犁，每人负担20公斤，也需要4人，况且还得考虑能否耐久的问题，可能要4人以上轮流挽行。长、宽在10厘米左右的小型犁铧有可能是用独牛牵拉的，汉画中也有单牛拉犁的，若用人力来挽行，还是要2人以上。可见人力挽耕的成本也是很高的。
推广犁耕首要的是普及耕牛。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有《厩苑律》《牛羊课》等法律条文，对牛的饲养、管理以及考核都有详细的规定，反映了对耕牛的重视。汉代人更认识到耕牛的重要，东汉应劭说：“牛乃耕农之本，百姓仰之，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①但是汉代耕牛一直处于相当短缺状态。山东滕州黄家岭的一幅汉画像牛耕图，表现的是一牛一马合耕的场面②。牛、马的高度、力量和行进速度是很难协调一致的，牛、马合用实在是不得已的做法，说明一户要备得起两头牛是多么的不易。这些带有牛耕画像的墓，主人多为具有一定实力的地方殷实之户，对于广大的普通自耕农，家家自备耕牛显然是不现实的。《汉书•李广利传》记武帝时伐大宛，一次征调“牛十万，马三万匹”。这种因战事需要的大规模的征调也加重了耕牛的缺乏。西汉末《九章算术》卷七《盈不足》有几家合资买牛的例题：“今有共买牛，七家共出一百九十……问家数、牛价各几何？”《九章算术》收录了当时社会上常见的实用算题类型246道，类似实用手册，合资买牛应是较常见的现象。由于牛的短缺，社会上也常有盗牛的事件发生，政府也相应地严刑以待：“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枷)。”③
杨际平先生统计各地秦汉墓地、村落遗址、冶铁遗址出土各种起土类铁农具1350件，其中犁42件、铧冠101件、鐴土(犁壁)4件，共146件；锸241件、锄189件、铲282件、䦆492件，共1204件。根据以上秦汉铁农具的出土情况，他认为“秦汉至东汉中期，我国基本上仍处于锸、犁并用而以锸为主时期”④。《淮南子•主术训》：“一人瞭耒而耕，不过十亩。”《盐铁论•未通》：“民跖耒而耕。”说明西汉时期人力耕作还十分常见。这主要是黄河流域的情况，在有些地区，牛耕可能发展得更慢一些。黄展岳先生就福建崇安汉城出土的汉武帝时期的200多件铁器中的农具进行了分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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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八十八引《风俗通》。又见《全后汉文》卷三十七。
②夏亨廉、林正同主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第24页。
③[汉]桓宽：《盐铁论•刑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
④杨际平：《试论秦汉铁农具的推广程度》附表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究，指出闽江流域的农耕主要依靠锄、锸类工具，未见牛耕，以稻作为主，并且渔猎也占有较大比重①。其中原因应有耕牛的问题。云南东部滇池一带的滇国铜器上的装饰多有黄牛的形象，但云南东汉时期才开始用牛耕，蜀汉时期得到推广，其当另有复杂的原因。
新式农具的推广是需要有配套条件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人民政府大力推广新式耕犁等铁农具，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土地情况和社员的经济条件，使许多地区的推广工作没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如在使用原始木犁、木耙等就能轻松地进行“刀耕火种”的黔东南地区，“由于陡地多、平地少；水田多、干田少；梯田多；坝田少；小地多、大地少”，和新式铁犁“牛拉不起，路窄抬不起，价钱太贵”等原因，一些地方的铁犁成了“搁犁”“睡犁”，有的乡“把双轮双铧犁的部件给小学生做车子，拉着做游戏，用犁尖来敲钟”，或“把拴犁的轮子当作脚架垫盆烧水洗脚”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