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聚落的考古学研究(20)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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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传玺：《两汉大铁犁研究》，《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②刘海旺、朱汝生：《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田宅遗存》，国家文物局主编：《200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6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黄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第二处庭院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第3期。
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昆山》，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52页；刘莉、陈星灿等：《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出土的三角形石器是石犁吗——昆山遗址出土三角形石器微痕分析》，《东南文化》2013年第2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1期。
⑤牟永抗、宋兆麟：《江浙的石犁和破土器——试论我国犁耕的起源》，《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⑥丁品、林金木：《浙江余杭星桥三亩里发掘良渚文化村落遗址》，《中国文物报》2004年9月10日第1版。
⑦蒋卫东、丁品、周伟民、朱宏中：《桐乡考古丰富良渚文化》，《中国文物报》2002年4月12日第1版。
的基本模式，是战国秦汉时期V形铁口犁的原始祖型。
石犁要组装到犁架上才能发挥作用，安装的方法一般是用木钉钉缚在木质犁底上。1979年10月江苏吴县西滨太湖的光福镇南上淹湖畔出土一批石犁，石犁形体扁薄，呈等腰三角形，犁锋夹角40°～50°，后端呈圆弧状，两侧斜边自犁面向犁底方向斜直成刃。石犁面平直如砥，沿中轴线遗留一条3～5厘米宽的清晰的长条形印痕，沿印痕方向有2～4个下粗上细的孔眼。这批石犁破损严重，背部和刃口都有磨痕和缺口，复原长度可能在40～60厘米之间。由石犁上錾孔的排列和石犁底面的印痕推测，石犁系用木钉通过穿孔固定在木质犁底上的(图2-17)①。石犁底面与木质犁底的接触面由于长时间的摩擦形成牢固的印痕，由这条印痕可知，当时的木犁底是窄长形的。

 

 

图2-17江苏吴县石犁及安装示意图
由于没有共出陶器可资断代，根据石犁出土的地层推断，这批石犁的时代应在印纹陶之前。浙江杭州水田畈、湖州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都曾出土过类似的石犁及大量的石犁残件②，因此推断吴县石犁的时代应在良渚文化至春秋时期，它们是原始石犁中较为多见的类型，反映了当时流行的石犁安装和使用的方法。
2003年，浙江平湖市庄桥坟良渚文化遗址又为我们展示了最为直观的石犁安装和使用的方式，在编号H70的灰坑中发现一件带木质犁底的组合式分体石犁(图2-18)，石犁通长51、后宽44厘米，三角形的犁头上有3个穿孔，两翼各有2个穿孔。石犁贴附在木板犁底上，犁底长84厘米，其中附在石犁之下的部分长29厘米，石犁的后部残存55厘米。木犁底“最宽处21厘米，在尾端有装置犁辕的榫口，残长15.6、宽8.0、深0.8厘米”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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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叶玉琪：《吴县出土的石犁》，《文博通讯》1984年第1期。
②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水田畈遗址发掘报告》、《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湖市博物馆：《浙江平湖市庄桥坟良渚文化遗址及墓地》，《考古》2005年第7期。
这件“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带木质犁底的石犁”，也应是以木钉穿过孔眼固定在犁底上的，它从犁头到两翼都有穿孔，因此要比吴县石犁组装得更为牢固。它所附着的犁底宽21厘米，不但可以增加对石犁的保护作用，而且也增大了行进中的稳定性，更方便扶犁者操作。
从两处石犁的安装方式可以看出，石犁是在木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以石质材料武装了木犁，扩大和增强了木犁功能。同原始的木犁相比，石犁牢固耐磨，刺土能力强，更重要的是它向后延展加宽，具备了开沟和初步的翻土功能，良渚石犁的后翼就是为提高犁具翻土能力进行的一种尝试和改进。商周时期如果仍然使用石犁，其组装的方法也不会有大的变化。

 

 

 

图2-18浙江平湖庄桥坟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木底石犁
商周时期出现的青铜犁目前所见不多，大家多举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三角形铜犁的例子。三角形铜犁的使用，开辟了犁具由钉装到套装的新时期。
战国时期的铁犁呈V形，有两个对称的向后延伸的翼，这与良渚文化的三角形分体石犁的形制颇为相似。V形铁犁的内侧有凹槽(釜)，以便套装在木叶犁底的前端，安装起来简单易行，也克服了原始石犁钉缚不牢的缺点。接下来就是考虑如何改进犁具以增强翻土开沟能力的问题了。
但是，战国时期犁的数量毕竟有限，在目前发现的冶铁遗址中，虽然出土较多的铁农具，但铁犁却较少发现。
汉代以前犁具的形制与安装方法上的改进，开启了后来犁的发展方向，这对我们理解汉代铁犁具的改进至关重要。
二 考古发现的汉代铁犁的类型
汉代的V形铁犁是战国铁犁的继续。V形犁套在木犁底上使用，木底铁犁虽然轻捷，但木犁底上不能承装翻土装备，使犁具在翻土方面的改进受到局限，汉代铁犁具的变化必然要着眼于这方面的问题。西汉新出现了全铁犁铧，全铁铧是商周三角形铜犁的继续，但铁铧一般不用于直接刺土，它是原来木犁底的延伸。先将V形铁口犁(犁冠)套在大铁犁上，然后再一起套装到木犁底上。
套装V形铁犁冠的铁犁，常见的有三种形制：
三角形犁，犁面(背)为等腰三角形，中间有明显的凸脊，后部有三角形的釜，犁面长和后宽约等，均为30厘米左右。这应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汉画像牛耕图上的犁头部分多描绘成三角形。
舌形犁，犁面呈舌形，犁锋部尖圆，后部高起，有扁圆形的銎，长与后宽各近40厘米。又有小型的，长10.8～17.5、前宽7～11.8、后宽9～14、高4.7～7.5厘米。也是较为常见的一种。
梯形或近梯形犁，正面梯形，前窄后宽，后端为銎，也可以看作是舌形犁的一种。几种铁犁的共同之处是，犁底板平，犁背凸起，后部有釜可以套纳木犁底，有的犁出土时前端还装有V形铁口犁，铁犁与犁冠锈结在一起。
有人统计，在出土的秦汉犁铧中，犁冠约占2/3①。对于犁冠多而铁犁少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V形犁可以直接套在木叶犁底上犁地，过去使用木底铁犁的做法汉代依然存在；第二，犁冠是犁具上最易损坏的部分，无论是套在木叶犁底上还是套在铁犁上，都需要时常更换，是常备常用的部件。
与大铁犁同时出现的还有犁镜，犁镜安在铁犁背上，显然全铁犁是适应安装犁镜的需要出现的。
犁壁是汉代在铁犁具上的一大发明。考古发现的汉代犁壁有多种形状，装在犁背一侧的菱形、板瓦形和近方形犁壁适于向一侧翻土，而装在犁背正中的马鞍形犁壁可以将土翻向两侧。
汉代是我国犁具定型的时期，铁犁的形制构造已经基本完备，它奠定了犁具以后发展的基本方向。唐、宋时期的铁犁仍以三角形为主，铁犁本体的变化大不，后代犁具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对犁壁的改进上。犁壁是历代铁犁上最活跃的部件，到了后来更成为铁犁的主体，其形体大小所占的比例都大大超过了铁犁本体。
三 汉代铁犁的安装和使用
20世纪80年代，张传玺先生对1955年辽宁辽阳三道壕出土的西汉后期的辽阳犁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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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际平：《试论秦汉铁农具的推广程度》附表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②黄展岳：《近年出土的战国两汉铁器》，《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和1958年山东滕县长城村出土的东汉时期的滕县犁①进行了复制和试耕研究。两件铁犁都是边长在40厘米以上的大铁犁，复制品具体测量的数据见表2-1。
表2-1 复制铁犁的有关数据 (长度单位：厘米)
面长 底长 斜直长 后宽 后高 犁锋 重量(公斤)
辽阳犁 42.2 41 45.5 40 13.5 55° 21
滕县犁 46.5 45 50 47 13 70° 27
在试验中，对辽阳犁和滕县犁分别做了两种不同的安装，前者铁犁高起的一面(脊面)向下，板平面向上，套合在木犁底上。后者则相反，板平面向下，脊面向上。在耕后的沙壤松土上进行试验，二者牵引的仰角都为20°，牵引行进的速度都是0.5米/秒左右，但是，二者所需的拉力大小和铁犁入土的深度却大不相同。辽阳犁入土深15.5厘米左右，平均拉力60公斤；滕县犁入土深9厘米左右，平均拉力80公斤。由此可见，在外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铁犁脊面向下时入土深且用力少，反之则入土浅而费力多(图2-19)。特别是在生地上进行的试耕，辽阳犁入土仅3～4厘米，而滕县犁则根本不能入土②。这似乎说明，铁犁在实际使用时应是脊面向下套装在犁底上的。早年云立峰先生研究后认为，这是汉代铧式犁的用法，带凸棱的一面既可向上，也可向下，“反复(覆)可用”。后来中国农史界合力完成的《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就引进了云立峰的“新看法”③。

 

 

 

 

 

 

 

图2-19 辽阳犁和滕县犁复制、试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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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庄冬明：《滕县长城村发现汉代铁农具十余件》，《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3期。
②张传玺：《两汉大铁犁研究》，《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③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170页。
元代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三》记载：“铧与镵颇异，镵狭而厚，惟可正用。铧阔而薄，翻覆可使。”《农政全书•农器•图谱一》照搬了王氏的文字和附图，其镵呈三角形，前低后高、中脊凸起，像汉代三角形大铁犁，只是器形显得狭长。而铧的附图与汉代犁具颇不类(图2-20)。镵在后代“惟可正用”，器形与之相似的汉代铁犁也不可能“反复(覆)可用”。

 

 

 

 

图2-20王祯《农书》中的镵与铧
辽阳犁和滕县犁在发现时都没有其他附件，只有大铁犁的本体，不能反映其安装使用时的情况。汉画像石牛耕图上的犁具，都为了说明铁犁的形状而特别将其夸大成三角形，如大家所熟悉的江苏睢宁双沟东汉牛耕画像上的犁具，三角形的大犁显得十分突出。这些图像也不能告诉我们铁犁的具体安放方式。但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两汉铁犁，凡附有犁壁的，犁壁一律附在铁犁的脊面(亦可称为犁背或犁面)。如陕西陇县、礼县、咸阳发现的带耳铁犁。犁壁既然安装在脊面上，就不可能是脊面向下套装在犁底的。
问题是，这种特大型铁犁的实物尚无附带犁壁出土的事例，所以不能确定大铁犁使用时是否一律脊面向上。根据张传玺所做的试验，脊面向上安装的大铁犁，生地入土困难，即便在熟耕地上也是入土浅而费力多，似乎是不合时用。但是，脊面向上安装的滕县犁，试耕中由凸脊翻向两侧的松土高8厘米，开的沟与翻起的新土的总宽为80厘米，而辽阳犁只有5.5厘米和75厘米(见图2-19)，也就是说，辽阳犁耕起的土大多又回落到了沟里。从开沟翻土的角度讲，滕县犁脊面向上的安装方法利用了脊面的部分翻土功能，较之以前的平板式石犁和直接套在木叶上的V形铁犁，在形制上有了根本性的改进。关于辽阳犁和滕县犁在牵引动力上的差异，我们还应适当考虑到二者形体大小和犁锋角度等因素的不同带来的影响。滕县犁重27公斤，比辽阳犁重6公斤，锋角70°，比辽阳犁大15°，滕县犁的牵引动力比辽阳犁大20公斤，应与以上所说的动力差异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认为，无论大铁犁还是中小型的犁，使用时都应是脊面向上安装在木犁底上的，这就是《农政全书•农器》所说的“惟可正用”，而脊面向下以使行进中产生摇摆的说法不过是一种想当然的推测。
另外，战国时期使用木叶犁底时是无法安装犁壁的，铁制犁铧及其一面凸起的形制正是适应了安装犁壁的需要，这符合犁具发展的规律。如果犁壁附在铁犁板平的一面，犁壁与犁板交接处形成明显折角甚至近于垂直①，这在实践中是无法使用的。汉代铁犁以三角形为基本形制，无论大小，都是犁体的一面板平，一面中间凸起成脊，这种形制是与犁背(脊)安装犁壁相适应的。近世的铁犁虽不起脊，但朝上的一面略向上弧凸以便与犁壁相接，其道理是一样的。从元明文献对当时犁具的描述中，可知铁犁没有脊面朝下的做法，印证了我们对于汉代铁犁安装方法的判断。
汉代大铁犁无需安装犁壁就可以向两侧翻起8厘米高的土，设计制造这样的大型铁犁应该有某种具体的用途。
四 汉代铁犁与汉代的耕作方式
耕具和耕法是相适应的。三角犁同垄作法相适应，铁犁和犁壁的配套对应的是翻耕法。
大铁犁不任生地，只能在熟地耕作。可见，汉代农田在播种以前至少有两道整地的程序，首先要将农地以中小型犁或锸、䦆类工具整体翻耕一遍，碎土、耱平，然后以大铁犁开沟起垄，最后是播种。这就是汉代推行的代田模式。
2004年，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三杨庄黄河故道滩涂发现一处规模宏大的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期的村落遗址，遗址在今地面5米以下，在1500米长的河道范围内至少发现13处面积较大的汉代建筑遗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中4处进行了发掘清理。2005年，第三处庭院遗址东、西两侧的水沟外和北侧(后面)清理出清晰的田垄遗迹，田垄排列整齐，高低相间，宽度大致在60厘米左右(图2-21)。至2006年2月，三杨庄遗址发现的汉代农田和庭院建筑遗址中共有7处庭院基址得到确认，各院间相距50米以上，其间都是成片的农田。村落遗址发现道路、庭院、厕所、树木(桩)、田垄等遗迹以及车辙、牛蹄和桑、榆树叶的痕迹，出土一大批生活用器、铁农具和石质谷物加工工具等②。发掘者从遗址堆积情况分析，这处村落是在河水浸泡中坍塌并被淤沙掩埋的，人、畜得以从容撤离，因此，遗址的现状是村民从前生产和生活场景的“定格”，汉代农田形式也被完整地原样“凝固”下来。
内黄三杨庄遗址民居与农田相连，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大发现，这一发现必将带来历史时期聚落和农田考古的热潮，也为解决汉代历史研究中的相关问题提供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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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