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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敦煌研究院编著：《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④http：//blog.sina.com.cn/leezhouf。
其实，像唐代壁画和今日苏丹的二牛抬杠，二牛外侧各有了一根横木，再在内侧各增加一根横木形成夹在牛颈两侧的轭是很简单的事。钱小康在宁夏贺兰县金贵镇银河五队调查到一种杠子犁，也是二牛抬杠式。横杠两端朝下各榫接两根短木棍，形成“门”形，上面还有用于拢牛颈的绳索(图2-14)①。使用时两根短木棍卡在牛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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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钱小康：《寻找畜力犁的足迹——历史值得记载的时刻》，《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
图2-13 甘肃嘉峪关魏晋壁画墓牛耕图
这与早期马车的衡、轭比较相似，这就是犁轭。我国古代没有这样做，也应有其道理。苏丹二牛抬杠省掉了颈索，说明不用内侧的短木棍也一样能顺利工作，可能这样反而会使牛行走起来更加轻松自如。
图2-14宁夏贺兰县杠子犁的横杠
把上述唐代壁画的二牛抬杠简化为一牛拉犁，就可为河西地区壁画中的辕端横木找到合理的解释。去掉一牛和衡杠，把两根短木夹到一头牛的脖颈两侧，只有一根短木能与辕的端头靠近、结合。用绳索绕过牛颈将牛颈两侧的横木固定起来，两根短横木就成为使牛肩背部受力的部件，同时也起到固定辕的作用。也可以只用一根横木置于牛颈一侧。辕端的横木也就是河西单牛独辕耕作图上所见到的。在嘉峪关画像中，有的辕与短木相连，但有的不连(图2-13，6～8)，或只在牛背上冒出一头，好像与辕不在同一侧。估计河西单辕独牛套驾可能只用一根短木，短木或与辕相连，或在与辕相对的另一侧，都可起到帮助固定犁辕并使牛肩受力的作用。另外，在画像中辅助套驾的绳索一律被省略了，牛耕图只画长辕至牛的颈部，别无其他。这样的省略在汉画中也是常见的，在嘉峪关和酒泉魏晋墓中，有的牛耕图只画长辕至牛的颈部，而无其他刻画。
长辕偏于一侧的偏系套驾犁有点类似山东文登等地传统的一人扶犁一人牵拉的“二人抬”(见图2-4，下)①。“二人抬”又叫扛犁，犁辕长2.3米，长辕靠前端套插一根向下的短木，拉犁者将短木搭在肩头上，只用一侧肩膀向前用力，如图2-15示意②。如果换成牛，就要靠绳索帮助固定，或者在另一侧增加一根短木帮助夹持牛颈。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中，与辕端相连的短木棍以向上为主，只有M13一例呈“丁”字形(图2-13，5)。短木向上，当有降低辕的高度方面的考虑，大约横木的绑定方式是可以根据耕地深浅的需求调节的。嘉峪关三号墓军垦壁画砖(M3：06)，一砖上画有两套耕具，都是一人扶犁一牛牵引的方式，后边的牛耕图上牛颈左侧的横木虽然与辕呈“丁”字形相交，但向下的部分较长③。这样两根夹持牛颈的短木就具有了初期的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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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雷于新、肖克之主编：《中国农业博物馆馆藏中国传统农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第176、177页。
②周昕：《中国农具通史》，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第154页。
③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图版八六，2。
作用，如果将牛颈两侧横木的上端用绳相连，便是早期的轭了。上端相连的两横木可以骑放在牛颈之上，套驾时只需以绳从牛颈下将两横木的下端连起来就行了。
图2-15 “二人抬”耕作示意图
河西魏晋墓壁画的单牛独辕犁耕使用偏系套驾方式，犁辕在牛的一侧，两侧用力不均极易走偏，为了便于控制牛的方向，扶犁或蹲在耙上人手中拉着连着牛鼻的两根辔绳，一侧一根，无有例外。在汉代画像中，多数不需扶犁者牵拉辔索，二牛抬杠时一根辔绳连接两头牛的鼻环(拳)，由其自行控制。睢宁双沟、滕州宏道院等少数几例由扶犁人手牵缰绳，也只是一牛一绳。河西地区单牛独辕耕法中一牛两辔的情况值得注意。
汉代有单牛独辕的牛耕方式，除了偏系套驾别无他法，但是否用短木控肩，是只用一根还用两根夹扶牛颈，都无法从画像上找到答案。东汉去魏晋不远，关于单牛独辕犁的套驾方式可以从河西魏晋墓壁画牛耕图中得到启发。
(三)一牛一马并耕中牛和马的套驾
滕州黄家岭画像石一牛一马拉犁的套驾前面已经提到。牛与马高度不一，自然无法抬杠，所挽者也是长直辕的独辕犁，牛驾辕，为主，马拉边，为辅。由于驾辕的只有牛，所以牛的套驾方式应同前面说的单牛独辕的偏系套驾一样。拉边的马则是直接用绳索套驾，先将绳索绕在颈上成为颈索，再从一侧(内侧)引出羁索向后与辕相系或拴在犁架上。需要说明的是，马的拉绳即羁索不可能像方壮猷所说“一端驾于马颈，另一端系于辕首”，系于辕首就不能与牛同步，也影响牛驾辕。若系于辕上，就只能系在辕的后端。拉边的做法在近现代北方传统农业耕作中常见使用，当然拉边者也不限于马，也多用小牛，都无须抬杠而耕。
汉画中的二牛并耕图，有的画面虽清晰但不见二牛所抬之杠，我认为这样的例子不太好一律用省略或画面残渤不清来解释，当中可能就有驾辕、拉边一主一辅的例子。
拉边的马或小牛起辅助作用，不用抬杠，颈侧也不用短木。先秦时期有一车驾三马之制，这在西周车马坑及战国铜器刻纹上都有发现。一车三马，其中两匹是服马，一匹是骖马。骖马通常在服马左侧，一般不负衡轭①。骖马不驾辕，亦不负衡轭，只起辅助牵拉作用。一牛一马并耕，马的作用及套法与驾辕牛不同，也许同一车三马中使用骖马的方法和道理是一样的。
四 套驾用具的发展
汉代牛耕的推广在很大程度上应得利于畜力套驾用具和套驾方法的改进，由于我们很难对汉代以前的套驾形式有充分的了解，所以还无从知道汉代在犁具套驾方法上有多大的进步。除了江苏泗洪重岗画像、甘肃武威磨嘴子的木牛、木犁为西汉末期或新莽时期，山西平陆汉墓画像和山东金乡香城堌堆石椁画像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其他的牛耕画像基本都是东汉中晚期的，从汉画像到魏晋墓壁画，没有大的缺环，所反映的事物前后衔接，联系较为紧密。
汉晋是我国牛耕和套驾技术改进的重要时期。汉代牛耕有二牛抬杠、一牛挽耕和一牛一马并耕三种形式。二牛抬杠使用颈索系衡套驾方式，以绳索将衡杠间接固定在牛颈之上，衡与辕交接处一般不作固定处理，以免转动时相妨。一牛挽耕也只是一牛驾辕，参照甘肃河西地区魏晋壁画墓牛耕图，套驾的方式是在辕端绑缚横木，贴于牛颈一侧，用绳索与牛颈另一侧同样的横木相连，使两横木夹住牛颈(或者只用一根横木)。这两段横木可以看作是轭的前身。一牛一马并耕是在一牛挽耕基础上增加了拉边的马，套牛法与一牛挽耕相同。这些牛耕和套驾方式在后世画像或生产实践中仍有相似的做法，成为推论汉代驾牛方式的参考。汉代牛耕和套驾方式的灵活多样是在牛耕不断推广的过程中出现的。
汉代文献尚没有关于犁轭的记载。《盐铁论•散不足》：“古者，诸侯不秣马，天子有命，以车就牧。庶人之乘马者，马足以代其劳而已，故行则服轭，止则就犁。”虽说是“古者”的情形，也说明在汉代人眼中轭与车才是密切关联的东西，拉犁尚不用轭。《说文•车部》有“轭”，也是对车驾说的。汉代二牛抬杠不用轭，将衡杠通过颈索系在牛颈上，单牛独辕只用一两根短木做辅助，这个短木就是犁轭的前身。在魏晋河西地区，辕端横木在单牛独辕偏系套驾方式中广泛使用。汉代牛驾车是否使用了轭，画像上并没有刻画。下葬于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的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头箱中出土木质双辕牛车模型和木牛俑以及驾车的人俑，与遣策简文“牛车一两(辆)，竖一人，大奴”相符，并有牛轭一件②。报告没有描述牛轭的形状。牛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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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琳：《论先秦一车驾三马之制》，《考古》2014年第5期。
②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
双辕的，可以用轭具，也可以直接把绳索连接两辕后搭在牛颈上，用绳索在牛颈下拢一下。后一种简便做法现在也还见使用。由于没有相关的证据，我们还不能轻易说“汉代已发明了牛轭，拉车时已有应用，估计也会用于拉犁”①。
魏晋时期，受到双辕马车和牛车套法的影响，还出现了背带或搭背。新疆拜城县克孜尔第175号石窟甬道有一幅相当于晋代的犁耕图，图上清楚地绘出搭背，二牛共挽一犁，辕前未见横杠，虽然使用落后的颈带套驾，没有牛轭，但搭背或背带承接着犁辕向下的重量，稳住犁辕的同时也承受一定的拉力，减轻了牛颈的负担，反映了驾牛方式的进步②。
河西高台骆驼城魏晋墓还有一幅耱地图，一牛牵拉以枝条编成的框形耱子，牛颈上有一细细的弓形或半圆形的套，弓形套两脚端头各连接一条绳索，两绳平行向后与近方形的耱子相连(图2-16，左)。这个卡在牛脖子上的弓形套看上去较为僵硬，像是木条弯成，这便是牛轭。另一块牛耕、耱地图画像砖，耱地的牛颈上好像也有类似的东西，但没有前述耱地图上的清楚(图2-16，右)③。耱地时只需拖带着耱子行走，较为轻松，所以轭不需做得太粗壮。耱子呈框形，较宽，不用辕，靷绳从轭的两脚引出，从牛的两侧向后呈一定宽度系于耱框之上。目前魏晋牛轭还只见于耱地图，轭的使用与牛所牵拉的工具的结构形状有密切的关系。
图2-16甘肃高台骆驼城画像砖上的耱地图
敦煌莫高窟第23窟北壁画像上，牛颈上明显画着半圆形物，绕到牛颈下的绳子较细④，与牛颈上半圆形物粗细和质感都不同，半圆形物似木质，联系河西晋墓耱地图上刻划的僵硬的弓形物，敦煌壁画中牛颈上的半圆形物应该就是木轭。莫高窟第159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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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昕：《汉画像石中的犁作图综合述评》，《农业考古》2010年第1期。
②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
③张掖地区文物管理办公室、高台县博物馆：《甘肃高台骆驼城画像砖墓调查》，《文物》1997年第12期。
④敦煌研究院编著：《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三卷，文物出版社，1987年。
牛耕图中出现方框形的木轭①，说明唐代牛轭还未定型，在牛耕图上所见不多，是牛轭使用的早期阶段，唐代以后才是轭、套盘、套索等新式畜力用具的改进和推广的时期。套盘又称耕槃，是犁架短辕前的粗壮横木，两条荆绳接到套盘两端，并与轭脚相连，中间形成一定的宽度以便套牛，它起到间接增大耕具宽度的作用。套盘是顺应牛轭的使用出现的，二者相辅相成。孙机从“木牛流马”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有可能把套盘出现的时间上溯到三国时代②。虽然目前没有发现直接相关的材料，但从魏晋耱地画像上出现的简单的轭，似乎也可以同意孙先生的意见。由于牛轭推广缓慢，所以唐代以前与其配套的耕槃也了无声息。耕槃(套盘)始见于唐代陆龟蒙的《耒耜经》。元代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二》列有耕槃、牛轭。耕槃为“驾犁具也”，“耕时旋犁首，与轭相为本末，不与犁为一体”。牛轭为“服牛具也，随牛大小制之。以曲木，窍其两旁，通贯耕索，仍下系鞅板，用控牛项，轭乃稳顺，了无轩侧”。这已是今天常见的槃和轭了。
自汉代至唐宋，铁犁和牛耕技术的进步都是与畜力用具的改进同步进行的。在我国传统农耕技术缓慢发展的过程中，牲畜的套驾方式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其中既解放牛颈又方便套驾(特别是单牛套驾)的牛轭和套盘是反映犁耕发展水平的重要技术指标。
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的牛耕技术及其套驾的方法源远流长，虽然偏系套法在出现套盘以后不再使用，但二牛抬杠自汉代至唐宋以至明清时期都是十分常见的牛耕方式，甚至今天在有些地方仍能看到。新技术、新方法出现并不能反映生产力大的变化，只有新技术、新方法推广和普及开来才能形成新的生产力。前者是技术史的发展所着眼的，后者则是经济史研究所要关注的。
第三节 汉代铁犁及安装使用中的相关问题
上一章讨论农具问题时已经对犁头进行了初步的介绍，由于它在犁具上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是犁具不可分割的重要构件，牛耕的形式、作用以及农作的制度等等都与犁头的结构形式和安装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本节着眼于牛耕中使用的整体的犁，对铁犁的安装使用及对应的耕作方式等问题进行探讨，以加深对于牛耕推广等问题的认识。
我国铁犁从战国中期开始出现推广的迹象，当时的铁犁是V形犁，套装在木叶犁底上使用。此后犁的形制便一直向着既方便安装又增强翻土能力的方向发展。汉代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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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敦煌研究院编著：《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四卷，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②孙机：《“木牛流马”对汉代鹿车的改进及其对犁制研究的一点启示》，《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犁形式多样，最大的变化是出现了全铁犁。全铁犁替代了以前木叶犁底的部分功能，适应了方便安装犁镜的需要，代表了耕犁发展的方向。铁犁的形制对应着耕作的方式，某些铁犁的形制和大小，也正是适应了当时特有的耕作要求。以往学界多关注铁犁的推广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铁犁的结构及使用方法缺少深入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张传玺先生对考古出土的两件有代表性的大铁犁进行了复制和试耕，为汉代铁犁的安装和使用提供了实践上的依据①，可惜以后再未见这样的研究。河南内黄三杨庄发现汉代大铁犁和农田遗迹，为结合铁犁的安装和使用方法考察作亩方式提供了有益的参考②。
一 汉代以前犁的形式及发展趋势
在谈汉代铁犁之前，有必要简单梳理一下汉代以前犁具的使用情况。
作为开沟起土工具的石犁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即已出现。现知最早的石犁发现于距今6000年左右的崧泽文化遗址中，因其形体较小，其性质和使用方法尚无统一的意见③。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龙山时代，石犁逐渐增多，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发现有三角形大石犁④，这是史前时期多见的石犁的形制。浙江良渚文化的遗址出土石犁较多，它们形体大而扁薄，有的通长50厘米，呈等边三角形，前锋夹角40°～50°，中间常带一至数个孔眼，背面平整，正面稍作隆起，两腰磨出锋刃，并有磨损痕迹⑤。而三角形分体石犁代表了良渚文化时期石犁的进步类型，新近发掘的浙江余杭星桥三亩里良渚文化村落遗址发现的三角形石犁，尖部锐角，前部纵向布置2个孔眼，与后部的2个孔眼在一条直线上⑥。浙江桐乡新地里良渚文化墓地出土了2件分体石犁，石犁由一个三角形犁尖和两个近长方形的犁尾(翼)组成⑦。虽然良渚文化的分体石犁看似笨拙和不经用，但它具有可以连续行进和不间断翻土的特点，代表了当时先进的专业生产工具。尽管它们在原始石犁中只是一种地方类型，但其总体的形制奠定了以后犁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