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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讲，汉代铁农具是当时农业生产中的主流工具，各种铁农具都已得到推广和利用，大部分农具类型基本满足生产的需要。旧有的和新出现的木、石农业器具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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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621页。
②黄展岳：《闽越国出土铁农具初步考察》，《福建文博》1999年第1期。
③林蔚文：《崇安汉城的外来文化因素及其评估》，《考古》1993年第2期。
④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5页。
补、充实着农业生产的过程，使汉代农具形成完整的工具体系。也应该看到，铁器在生产中的普遍使用和新式农具的推广是两码事。汉代的搂铧发现不多，萎播器尚未普及。一些本来适合畜力犁的工作仍主要靠铁䦆、铁锸来完成。汉代铁器既已普遍用于农业生产，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减轻劳动强度，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犁、搂等工具的推广就有了坚实的基础，这正是铁器推广的意义所在。新事物的推广需要一定时间和条件，各式工具共存于一个时期，也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特色所在。
二 农具的发展和传统农业农具体系的定型
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原始农业生产中就已粗具从种植到收获、加工过程的一整套工具，初步形成了原始农业经济形态下的工具体系——工具套①。“工具套”(tool-kit)理论是美国新考古学派的代表人物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首先提出的，其要点是，更新世后期特别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食物资源多样化，工具的复杂化亦即工具的逐渐专业化、成套化使人类对环境“广谱利用”(broad-spetrum exploita-tion)成为可能。成套的工具即为“工具套”，是人们为了专门的用途制造和使用的一套特定的或专门化的工具②。专门化应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个是专用某一领域的工具，如农业工具、手工业工具或畜牧工具，一个是适用于某一经济生产活动中的具体环节，如木工工艺中的砍、刨、凿、磨、漆等环节中使用的专业工具。我觉得后一层意思对于我们对古代工具类型的研究更有指导意义。我们借用“工具套”概念也许有违宾福德的原意，但它对我们的启发是不可否认的。
在农业社会，专门化并不排除一物二用甚至多用的情形。如锸可以整地作亩，也可挖墓、筑城；辘轳能提水，也能提升矿石。但只要它在农业生产中应用并且主要对应着生产过程中的某一环节，我们就可把它看作是该环节的专门工具。专门化工具的出现是适应了生产过程中的分工或阶段的划分，在实际研究中，生产过程中的阶段或环节是用相应的工具来反映的，生产过程的细化促进生产工具类型多样化，而生产工具的专门化和多样化正是该时期生产技术进步的具体表现。我按农业生产的过程或环节对先秦两汉农业生产工具的分类叙述，就反映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的具体过程。以下我用种类或类型来表述。
根据可以考见的农具类型及其主要功用，我把先秦两汉时期的农业生产过程粗分为农田整治、田间管理、收获加工三个大的阶段，根据汉代农具的情况，又可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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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兴林：《史前农业探研》，黄山书社，2004年，第87～91页。
②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8～29页。
细分为耕垦(起土)、碎土(耙平)、播种、覆种、中耕、灌溉、施肥、收割、脱粒去壳、扬场和粗、细加工等环节。把与这些环节对应的主要农具加上汉代的畜力用具列为下表(表1-4)。
表1-4 先秦两汉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农具体系
畜力 耕垦 碎土 播种 覆种 中耕 灌溉 施肥 收割 脱粒 扬场 精磨
商周 犁、䦆、
耒、耜、锸 铲、锄
镰、铚
臼、
磨盘
战国 犁、䦆、锸 耙、耰
锄、铲
桔槔
镰、铚
耞 石磨
汉代 杠、绳、
桊、鞭
犁、镜、䦆、
锸 耙、牵引
耙、耰、
耧车
耢、耱、石磙 锄、铲
桔槔、滑轮、
辘轳、水斗、
水管 箕、扒
镰、铚
耞、杷、
臼、碓、
铡刀
飏扇
石磨
从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商周到汉代，农具的类型逐渐增多，不断充实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生产工具是生产力的要素，虽然在商周时期除精细加工外，各生产的环节都应是实际存在的，譬如它不能没有播种和灌溉，但是没有发现专门的工具或说这类工具被发现的概率太低，也就无法说其生产过程是完善的，更不能说其生产力是进步的。表中生产环节是以工具为依据划分的，还有诸如施肥、灭虫等虽然早在商代就已有了，由于没有发现或不明其对应的工具而无法列出。
不同时期各环节内部农具的种类和数量都有变化，但其中也不乏同类器不同名称的情形，如商周时期耒、耜和锸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徐中舒先生做《来耜考》，论耒为歧头器具，而耜一头，后来发展为犁①。文献中耒、耜又成为农具的代称，使用比较混乱，直到唐代，陆龟蒙《耒耜经》还以耒耜指代犁。我以为先秦时期的耒耜是锸类工具。中耕和收割环节似乎从早到晚都没有发生工具品种上的变化，但已出现了质的不同，一是从石、蚌、铜到铁，二是数量大增，质量提高。因此，农具品种的多少也是相对的，最重要的是看它们是否填充了生产中的某一环节，形成一个工具类型。商周到汉代，农具类型不断增加，由农具反映的农业生产的过程在汉代已形成前后紧密衔接的完整体系，并由于铁农具的普及奠定了精耕细作农业的基础，尤其碎土、摩平工具和覆种工具的应用，标志着汉代精耕细作技术走向成熟。闵宗殿对两汉农具统计分析后指出，汉代农具在种类和结构上有一定发展，在提高功效、促进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标志着我国传统农具此时已走上制造和使用机械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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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中舒：《耒耜考》，《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
配套农具的道路①。这基本代表了学术界对汉代农具的定位。
至此，我们可以说，连同木、石工具，我国传统农业所必需的一整套农具在汉代都已基本具备，它们的形制和使用方法很多一直流传到近代甚至今日乡间。并且，汉代已有配套的畜力器具，说明人们已开始有效地利用畜力(牛耕)，畜力在大田生产中已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也是传统农业形成的标志之一。西汉开始，农具已基本定型并成系统，确立了我国传统农业的基本要素、指导思想与技术体系，是我国传统农业的定型期；东汉以后，我国农业的生产技术体系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但比西汉时期更加完善。
战国时期农具的配套虽不如汉代，但较商周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上一节对农具的分列中也已经提到，有的农具在前一期应该已经有了，但只是在后一阶段才开始出现。汉代的农具都是在战国基础发展而来的，新出现的类型在战国时期已有了萌芽或少量的使用，特别是铁农具在战国中期就已凸现出推广和普及的迹象。牛耕至迟始于商周(详见下一章)，春秋战国牛耕已不成问题。该时期，传统农业的一整套农具和技术体系基本形成。因此，我们可以把战国时期看作我国传统农业的奠基时期。夏商已脱离了原始农业阶段，开始出现新式农具和新型材料(铜农具)，那么，夏商、西周直至春秋中期应是我国传统农业的萌芽期。
工具配套齐全，体系完整，畜力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作用，是传统农业定型的重要标志。接下来再探讨牛耕以及与之相关的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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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闵宗殿：《两汉农具及其在中国农具史上的地位》，《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
第二章 牛耕的起源和汉代的牛耕
牛耕问题是古代农业发展中的大事。新石器时代，农业由刀耕火种到耜耕、锄耕最终过渡到犁耕，耕种的方式反映着史前农业发展的阶段性。其时犁耕并不普遍，只是代表先进生产力要素出现于局部地区。犁耕也不等同于牛耕，史前时期的犁耕以人力为动力，犁具只适合进行简单的划沟。实现牛耕以后，劳动强度、劳动效率和耕作技术等都伴随和适应着农业的发展在改善。牛耕问题不但关系牛和驾牛的方式、方法，还涉及耕具和与其相适应的耕作制度与种植技术。它反映了人们对特种生产工具驾驭能力的提高，也反映了耕作技术的进步，可以说，牛耕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就是农业生产力和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的过程。我国牛耕虽然很早即已出现，但到战国时期才见推广的迹象。汉代是牛耕技术进一步完善的时期，主要表现在犁具和驾牛方法的改进上面。
第一节 牛耕的起源与早期的牛耕
牛耕是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它的起源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节点，故牛耕由神农、叔均发明的说法不需多论。在此意义上，牛耕的起源与早期的牛耕是同一范畴内的问题。但是，我们谈牛耕的起源重在讨论与牛耕相关的各种要素，而谈早期的牛耕则重在梳理牛耕应用情况及其发展的初期过程。我国早在夏商时期就有对畜力的应用，但过去着眼于对文献记载的分析，大都持牛耕春秋说。《国语•晋语》：“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讲得已十分明白。清人王绍兰《说文段注订补》早就认为这“岂非牛耕之谓乎”？我对我国春秋时期使用牛耕也持肯定意见，但对于牛耕始于春秋的说法并不认同。
一 牛耕的起源
钱晓康认为，与入土性能、强度、耐磨性相关的犁的结构、动力的控制方式、连接方式以及理论总结与指导是产生牛耕的制约因素①，他注意到犁架和牛的连接方式，是很有见地的认识。我认为，探讨牛耕的起源问题时，有几个要素是必须要强调的：
第一是牛，经人工驯养并已为人所役使的牛是牛耕问题的主要因素；第二是犁具，也就是犁架，犁头只是整具犁架上的一个重要部件，不管是石犁、木犁还是铁犁，光有犁头没有犁架也不能形成犁耕；第三是驾牛和牵引的用具或称畜力用具，也就是套驾和牵引的方式、方法问题。只有同时具备了这三大要素后，牛耕才可能实现。牛和石犁在史前时期就已多见，但犁头即使安装在犁柄或犁架上，也可能只是人力牵引。因此我认为，用来把牛套在犁架之上的畜力用具更是牛耕问题的关键，没有畜力用具，就不会有牛耕。牛耕应是在经过很长时期的人力牵拉、逐步解决了牛的驾套问题以后才出现的。下面就顺着这样的思路来考察我国牛耕的起源。
(一)牛的问题
虽然我国出土牛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遍布南北各地，但目前能够确认的明确属于家养黄牛的骨骼只发现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晚段，出土地点有甘肃永靖大何庄、秦魏家墓地，河南淮阳平粮、新密古城寨、禹州瓦店、柘城山台寺等。也就是说，在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和中下游河南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内有了驯化的黄牛②，这一时期也可以说是铜石并用时期。山东大汶口文化的王因遗址出土黄牛和水牛的遗骨③，属于龙山时代的河北邯郸涧沟村④、陕西长安客省庄⑤等遗址也都出土水牛骨骼。长江流域出土牛骨以水牛居多，如下游地区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各遗址多有水牛遗骨出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批骨耜就是以水牛的肩胛骨制作的，遗址还出土了16个完整的水牛头骨⑥。但以上发现之牛骨都未经科学鉴定，不能确定其是否家养。
对史前时期牛的驯化的研究都是基于骨骼分析之上的。家养的不一定就是驯顺的和可供役使的，它可以仍是人们食用的对象。尽管没有证据说明史前时期的牛与牵引有何关联，但毕竟牛只有在驯化和家养以后才有被役使的可能，也就是说牛耕不可能突破新石器时代末期。
有关对牛的拘系方法也能够说明人类对牛的驾驭和利用情况。俗语说，牵牛要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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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钱晓康：《关于我国牛耕的一点看法》，《农业考古》1995年第1期。
②吕鹏：《试论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动物考古》第1辑，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52～167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45页。
④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邯郸涧沟村古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1年第4期。
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157页。
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75页。
牛鼻子，在普遍使用牛耕或牛车的时期，穿牛鼻也是最为普遍的。牛不穿鼻是很难驾驭的，故《晋书•食货志》说：“典牧种牛不供耕驾，至于老不穿鼻者，无益于用，而徒有吏士谷草之费。”在农耕区，小牛生长到半岁多，就要像举行成年礼一样穿牛鼻。穿牛鼻的做法肯定是牛耕出现以后或伴随牛耕出现的，是牛耕问题的比较直接的说明。
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穿牛鼻的事例是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件銎绿玉雕卧牛，卧牛长11、高5.8、厚1.5厘米，两个鼻孔间有一小孔相通①，与后世牛鼻穿孔的位置相当，给人以牵牛鼻子的联想。过去我曾认为，玉雕牛是一件艺术品或装饰品，用于悬挂时在牛身上穿孔系绳，牛鼻是最适合的地方，系绳悬挂用的孔只是根据需要在饰件上穿制的，并不一定说明现实的牛的穿鼻问题。报告中虽末说明玉卧牛的重量，但是根据它的大小尺寸看似乎也不便于佩挂。该墓同出的玉雕动物上多有穿孔，如玉虎口前、口两侧和下颌各有一孔，玉狗上唇与前足上各有一孔，玉兔前足与后腿上各有一孔或口与前腿各有一孔，马耳后有小孔，而玉卧牛偏偏要在鼻孔间穿孔，这一定是受到现实生活中穿牛鼻习惯的影响，这个穿孔与穿系牵牛绳有关。《世本•作篇》：“相土作乘马”“孩作服牛”，“服牛”有放牧之意，也有驯服、驾驭的意思。联系《尚书•周书•酒诰》：“肇牵车牛，远服贾。”《管子•轻重戊》：“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这些服牛、牵牛和用牛的记述对理解和认识妇好墓玉雕上牛鼻孔的用途有一定的帮助。对殷墟黄牛骨骼的研究发现，牛掌骨远端和第二节趾骨等骨骼部位有因劳役造成的病变现象②，也为研究商代对牛的役使提供了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