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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武德元年八月下诏曰：“朕自起兵晋阳，遂登皇极，经纶天下，实仗群才。尚书令秦王世民、尚书右仆射寂，或契合元谋，或同心运始，并蹈义轻生，捐家殉节，艰辛备履，金石不移，论此忠勤，特宜优异。官爵之荣，抑惟旧典，勋贤之议，宜有别恩。其犯罪非叛逆，可听恕一死。其太原元谋勋效者，宜以名闻。”及所司进簿裴寂、刘文静如恕二死。长孙顺德、刘弘基、赵文恪、窦琮、刘政会、刘世龙、殷开山、柴绍、唐俭、武士彟、张平高、许世绪、李思行、李高迁并恕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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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会要》卷二一《陪陵名位》，第480页。
②《册府元龟》卷一三三《帝王部•褒功第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465页。同样内容也见《唐会要》卷四五《功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935页。根据《旧唐书•刘文静传》，李世民也在“特恕二死”之列。
在太原功臣中，拥有“特恕二死”特权的人，在贞观九年（635），只有当今皇上李世民，而裴寂死于贞观四年（630），刘文静死于武德二年（619）。拥有“约免一死”特权的人共十四人。毫无疑问，这个人群，就是太原功臣的代表人物。
但是，在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太原功臣名单中，竟然没有一人陪葬献陵。玄武门事变之后，武德九年（626）十月，唐太宗再搞一次功臣评定，其中太原功臣再次成为功臣的包括裴寂、长孙顺德、柴绍、刘弘基、唐俭、张平高等人①。这些人似乎无法陪葬献陵了，因为他们已经成为新君主的功臣。即使如此，所谓“功臣密戚”陪陵葬的说法依然无法理解。或者，高祖的功臣密戚都没有提出申请？这恐怕是最有可能的。武士彟在两《唐书》的位置都是唐高祖的大臣，他之所以没有陪葬献陵，不是地位不够，而是他或者家属没有这个意愿，毕竟，从现实政治的立场出发，作为唐高祖的大臣，在贞观时代并不是什么正面的资源。
武士彟没有转身成为唐太宗的功臣，这与长孙顺德、唐俭等人大不一样，所以作为太原功臣，武士彟的代表性似乎更强。他在唐高祖举哀期间的表现，应该更强化了这个印象。于是，不管唐太宗内心深处是多么不喜欢武士彟，但是武士彟的统战资格实在是太强硬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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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五七《刘文静传》所附，第2294—2295页。
②罗元贞先生著《关于武则天的故乡和出生地》一文，在“武则天只能出生于长安”题目下谈及武士彟在贞观时期的地位，认为武士彟在玄武门政变中，“是坚决支持和拥护李世民的。所以，政变后，唐太宗就重用他，派他出任地方军事长官”。本文的观点与此完全不同。见罗元贞点校：《武则天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6页。
唐太宗的统战动作，最后落实在武则天身上①。五品才人，不管对于武家而言是多么委屈，皇帝毕竟还是迎娶了武则天，尽管都是表面文章，但是对于长期遭受唐太宗朝廷冷落的武家而言，这个表面文章的价值很高。唐太宗表达了宽宏大量的皇恩，武家必须接受②。至于这个统战的政治动作的后来影响，自然是谁都无法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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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剑敏曾著《武则天与唐太宗的情史钩稽》一文，认为武则天始终不得唐太宗宠爱，这也是一个有价值的思考角度，这也可以看作是统战婚姻的必然结果。载《武则天与偃师》，天津：历史教学社，1997年，第167—175页。
②赵文润先生认为太宗娶武则天，一是因为美貌，二是出于对已故武士彟的怀念，三是出于对杨氏母女相依为命的怜悯。见《武则天为才人的史实考释》，原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3期，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收入作者《武则天与唐高宗新探》，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1—11页。
第三章
李君羡案件
李君羡谋反案件发生于贞观二十二年（648）。但是，在武则天时代，为了武周革命的论证需要，武则天朝廷同意了李君羡后人的解释，认为是武则天天命暴露，而李君羡之死是充当了武则天的替罪羔羊。这一说法在武则天时代写入唐朝的国史，并被后代史书如两《唐书》《资治通鉴》等沿袭，流传甚广。《资治通鉴》不仅沿袭这个说法，还把李淳风劝杀的故事也纳入李君羡案件的解释中，从而完成了李君羡案件的再度阐释。通过分析这一历史事件遭遇的阐释历程，可以发现除了武则天的政治需要以外，古代历史学家的政治天命观念也发挥了作用。
历史事件及其阐释，是历史研究者的职责。但是，如今我们从史书中所见的历史事件，完全可能是在解释之后的记载，即历史事件本身已经经过阐释，阐释者的思想已经渗透其中了。有些历史阐释，不是在历史事实基础上解释，而是改动了历史事实本身。所以，不管历史的理论有多少，如果事实经过篡改，建立在史实基础上的解释完全可能更加远离历史真相。以至于我们在了解历史真相的时候，必须面对阐释之后的历史记述，而对阐释的重新阐释，不仅是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也是探讨历史学科自身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称帝，不仅是唐朝前期历史的重大事件，也成为一个时代的重大背景。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或者事实上与武则天称帝有联系，或者阐释者有意地使之发生联系，无不具体地反映了古代中国史学的一种特殊面貌。本文认为，李君羡案件及其阐释的过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
第一节 李君羡案件
所谓李君羡案件，这里是指发生在贞观二十二年（648）的华州刺史李君羡犯罪被杀案件。《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
七月甲子，太白昼见。壬辰，杀华州刺史李君羡。①
《旧唐书•李君羡传》：
贞观初，太白频昼见，太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谣言：“当有女武王者。”太宗恶之。时君羡为左武卫将军，在玄武门。太宗因武官内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羡自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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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47页。
名“五娘子”，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又以君羡封邑及属县皆有“武”字，深恶之。会御史奏君羡与妖人员道信潜相谋结，将为不轨，遂下诏诛之。
《新唐书•李君羡传》：
先是，贞观初，太白数昼见，太史占曰“女主昌。”又谣言“当有女武王者”。会内宴，为酒令，各言小字，君羡自陈曰“五娘子”。帝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此健邪！”又君羡官邑属县皆“武”也，忌之。未几，出为华州刺史。会御史劾奏君羡与狂人为妖言，谋不轨，下诏诛之。②
《资治通鉴》载：
初，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武安李君羡直玄武门，时太白屡昼见，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间又传《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恶之。会与诸武臣宴宫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羡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尔勇健！”又以君羡官称封邑皆有“武”字，深恶之，后出为华州刺史。有布衣员道信，自言能绝粒，晓佛法，君羡深敬信之，数相从，屏人语。御史奏君羡与妖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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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六九《李君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24-2525页。
②《新唐书》卷九四《李君羡传》，第3837页。
通，谋不轨。壬辰，君羡坐诛，籍没其家。①
两《唐书》李君羡本传在记录案件发生的最后时间，即李君羡被杀的时间都采用了模糊的方式，而《新唐书•太宗本纪》给出的时间准确。对此《资治通鉴》也是把此事记载在贞观二十二年（648）七月壬辰这一天。根据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可知，贞观二十二年（648）七月是庚辰朔，壬辰是七月十三日。
两《唐书》与《通鉴》是记载唐代历史权威性史学著作，而在记录李君羡案件上出入不大，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案件，三部著作是必须认真研读的。比较几部记录李君羡案件的著作，除了李君羡死亡时间可以判定以外，李君羡被杀时的职务也是清楚的，那就是华州刺史。对此，只有《旧唐书》的李君羡本传记载有误，因为没有记载李君羡从左武卫将军岗位上调出任职华州刺史，如果只看这个记载的话，很容易以为李君羡是在左武卫将军的岗位上被杀的。
李君羡被杀，具体是斩刑还是绞刑，先搁置不论。李君羡所犯罪名，一是与妖人交通，二是谋不轨。所谓妖人，这里是指员道信无疑，而史书或称妖人，或称狂人，属于异称而已。妖人在当时应该有严格的法律界定，最重要的根据应该是“妖言”的有无。《新唐书》的李君羡传说他与员道信“为妖言”，而妖言是明确无误的罪行。《唐律》有明文规定，“诸造妖书及妖言者，绞”。《唐律疏议》的注释为：“造，谓自造休咎及鬼神之言，妄说吉凶，涉于不顺者。”疏议的继续解释为：“‘造妖书及妖言者’，谓构成怪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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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第6258—6259页。
书，诈为鬼神之语。‘休’，谓妄说他人及己身有休徵。‘咎’，谓妄言国家有咎恶。观天画地，诡说灾祥，妄陈凶吉，并涉于不顺者，绞。”①员道信自言能绝粒，通佛法，很难就认为是妖言，大概这是导致李君羡信从的原因。然后李君羡图谋不轨，并为此造出了很多妖言。
比较两年前张亮的案件，对认识李君羡案件会有帮助。《旧唐书•张亮传》对张亮案件的记载如下：
有方术人程公颖者，亮亲信之。初在相州，阴召公颖，谓曰：“相州形胜之地，人言不出数年有王者起，公以为何如？”公颖知其有异志，因言亮卧似龙形，必当大贵。又有公孙常者，颇擅文辞，自言有黄白之术，尤与亮善。亮谓曰：“吾尝闻图谶‘有弓长之君当别都’，虽有此言，实不愿闻之。”常又言亮名应图箓，亮大悦。二十年，有陕人常德玄告其事，并言亮有义儿五百人。太宗遣法官按之，公颖及常证其罪。亮曰：“此二人畏死见诬耳。”又自陈佐命之旧，冀有宽贷。太宗谓侍臣曰：“亮有义儿五百，畜养此辈，将何为也？正欲反耳。”命百僚议其狱，多言亮当诛，唯将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无罪。太宗既盛怒，竟斩于市，籍没其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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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律疏议》卷一八《贼盗律》，北京：中华书局，刘俊文点校，1983年，第345页。
②《旧唐书》卷六九《张亮传》，第2516页。
显然，张亮案件中的“妖言”部分是很清楚的，符合《唐律》中“观天画地，诡说灾祥，妄陈凶吉”的解释。妖言部分，全都是围绕张亮本人。李君羡案件中的妖言部分应该是存在的，只是我们所知已经不具体。
在唐朝妖言治罪很重，是处于国家政治安全的考虑。唐朝建国功臣裴寂的下台，也与这样的案件有关。《旧唐书•裴寂传》记载：
（贞观）三年，有沙门法雅，初以恩幸出入两宫，至是禁绝之，法雅怨望，出妖言，伏法。兵部尚书杜如晦鞫其狱，法雅乃称寂知其言，寂对曰：“法雅惟云时候方行疾疫，初不闻妖言。”法雅证之，坐是免官，削食邑之半，放归本邑。①
裴寂是开国元勋，因为妖言之事免官，而裴寂最多是知情不报而已。而法雅的所谓妖言，正是“诡说灾祥”。法雅最初“以恩幸出入两宫”，可能与高祖皇帝和前太子李建成关系都不错，与裴寂也很熟，他最终成为李世民清除裴寂的一个突破口，可以认为有政治背景。但是，毕竟妖言在法律上是存在的，所以这个突破口才能被找到。裴寂的最后结局，也与妖言案件有关，不过是另一件而已。《裴寂传》如是记载道：
有狂人自称信行，寓居汾阴，言多妖妄，常谓寂家僮曰：“裴公有天分。”于时信行已死，寂监奴恭命以其言白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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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五七《裴寂传》，第2288页。
寂惶惧不敢闻奏，阴呼恭命杀所言者。恭命纵令亡匿，寂不知之。寂遣恭命收纳封邑，得钱百余万，因用而尽。寂怒，将遣人捕之，恭命惧而上变。太宗大怒，谓侍臣曰：“寂有死罪者四：位为三公而与妖人法雅亲密，罪一也；事发之后，乃负气愤怒，称国家有天下，是我所谋，罪二也；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阴行杀戮以灭口，罪四也。我杀之非无辞矣。议者多言流配，朕其从众乎。”于是徙交州，竟流静州。①
注意唐太宗的说法，他认为裴寂已经犯了四宗死罪，是有理由杀裴寂的，但是考虑很多人不主张杀，所以决定流配静州。而在这个案件的发展过程中，说裴寂有天分，就是“妄说他人及己身有休徵”，是典型的妖言。不仅如此，在唐太宗看来，第一次案件中裴寂“为三公而与妖人法雅亲密”，也是死罪之一。
比较可知，李君羡与妖人交通，造妖言，已经属于死罪，只此一项罪行就可以判绞死。第二个罪名是图谋不轨。对此，《通鉴》的说法最具体，为“有布衣员道信，自言能绝粒，晓佛法，君羡深敬信之，数相从，屏人语”。究竟是如何图谋不轨的，史书也没有给出说明，而《通鉴》所谓“数相从，屏人语”似乎是调查的文字，而最后的指向则是图谋不轨。
不轨，不是严格的法律概念，却是使用率很频繁的一个概念。所谓谋不轨，通常是指谋反，即“十恶不赦”的首款。比如，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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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五七《裴寂传》，第2289页。
十七年（643），太子李承乾被废，原因就是他制定了一个谋反计划，《旧唐书•李承乾本传》的记载很清晰：“与汉王元昌、兵部尚书侯君集、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洋州刺史赵节、驸马都尉杜荷等谋反，将纵兵入西宫。”①对此李承乾自己面对太宗的时候说：“臣为太子，复何所求！但为泰所图，时与朝臣谋自安之术，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耳。”②不轨，作为当事人所用的词汇，而史书记载清楚，李承乾所犯之罪，就是谋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