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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元年（627），武士彟在豫州都督的位置上不足一年，又被调往利州担任都督。利州的原都督李孝常，阴谋政变，事未发而被破获，时间是贞观元年（627）的十二月。《攀龙台碑》说道：“利州都督义安郡王孝常称乱剑南，扇动夷落。孝常诛死，余党分窜，劫掠未息。朝廷患之，太宗博访群寮，咸以为非帝不可。贞观元年，拜利、隆、始、静、西、龙等六州诸军事，利州都督。”武士彟就任利州都督，取代犯罪诛死的李孝常，按照碑文的意思，是解决了朝廷的一个大难题，别人无法完成这个任务，所以才派武士彟去担当重任。其实，李孝常的谋反，主要是在长安进行的，他联合一些禁卫军的军官，图谋不轨，并不是在利州广泛动员以与中央对抗。武士彟到利州接替李孝常，一是因为这里出现了空缺，二是因为豫州的都督府被取消，武士彟应该得到安排。利州，按照《旧唐书》卷三九《地理二》的记录，有户口9628，远不如豫州人口数量，也是下都督府。从豫州到利州，对于武士彟而言，是平级调动。既然没有升级，这种频繁的调动显然是没有价值的。
贞观五年（631），武士彟“改授荆、峡、澧、朗、岳、果、松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大都督”。在利州都督的任上，武士彟整整坚持了四年。在唐朝，官员的任职，一般的情况下都是三年或者四年一任的，尽管《攀龙台碑》一再强调武士彟在利州都督的任上业绩突出，受到皇帝的亲自表扬，但是竟然没有在官职升迁上有所体现。贞观五年（631）的这次工作调动，武士彟的官职可以看作是提升，因为碑文上明确把荆州都督府写作是大都督府。不过，《旧唐书》卷三九《地理二》的记载也很明确，说荆州原来确实是大都督府，但是在贞观二年（628），“降为都督府，惟督前七州而已”。有关都督府等级的规定，《唐会要》有记载，“武德七年改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管十州已上，为上都督府，不满十州，只为都督府”①。所以贞观时期，荆州只是都督府，绝不是大都督府。后来在唐高宗时期荆州升为大都督府，但那是后话。碑文使用的依然是一个不真实的概念②。这就是说从利州都督到荆州都督，武士彟依然是平级调动，他品阶依然是从三品，没有获得升迁。在荆州都督的岗位上，武士彟一任又是四年，直到贞观九年（635）死在这个岗位上。
武士彟在贞观时期的历官，比较武德时期，下降是很明显的。在唐朝职官制度内重外轻的唐朝前期，即使在外任上品级更高，也比不上品级低的中央官③。武士彟在武德时期出任工部尚书，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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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会要》卷六八《都督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411页。
② 《唐六典》的都督府名单中没有荆州，可能是在开元时代被取消。《唐六典》卷三，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2页。
③宁志新先生在《武则天与唐高宗》一文中指出：玄武门事变后，“武氏家族也受到冲击，武士彟本人被免去工部尚书头衔，长期辗转于豫州、利州、荆州，官品虽未降低，但在初唐重京官、轻外官的政策下，实际已遭贬黜”。见阎守诚主编：《武则天与文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1—39页。本文十分赞同这个意见。
贞观时期只能在地方的都督之职上东西奔波，甚至连品级都达不到武德时期。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推测是政治站队问题，以武士彟这样的太原元从功臣，在贞观时期只能在地方上沉浮，最大的可能便是玄武门事件中的立场在唐太宗看来大有问题。武士彟在贞观时期的不如意是明显的，尽管《攀龙台碑》利用文学手法尽量想混淆这一点，但现在看来，还是无济于事。
唐太宗既然如此对待武士彟，完全可以永远对武家置之不理，为什么还是娶了武士彟的女儿武则天呢？现在所见史书的书写，不管是美貌还是才貌，应该都不是要点，武士彟依然是最该追究的背景。
第四节 武士彟之死
武士彟的经历在贞观时期平平淡淡，但在贞观九年（635），就在唐高祖李渊去世的时候，武士彟的生命忽然爆发出最后一段高潮，令人刮目。《攀龙台碑》是这样记述的：“九年，唐高祖崩。帝奉讳号恸，因以成疾。太宗遣名医诊疗，道路相望，医以病候将深，劝令进药。帝因举声大哭，呕血而崩。敬想忠义之风，缅惟臣主之分。求诸古昔，未之闻也。时年五十九。”①除去文学夸张部分，武士彟因为唐高祖的驾崩，悲伤过度，一命呜呼，这应该是一个基本事实。
唐高祖驾崩，是贞观九年（635）五月六日，《唐会要》记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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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峤：《攀龙台碑》，《全唐文》卷二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15—2523页。
“贞观九年五月六日崩于大安宫垂拱前殿（年七十），其年十月庚寅，葬献陵。”①根据唐高祖的《遗诏》，“其方镇岳牧在任官人，各于治所举哀三日”②。作为荆州都督的武士彟，当然属于岳牧之官，对于太上皇的追悼仪式，包括荆州在内都应该举哀三日。荆州到长安，根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载襄阳至长安和襄阳至荆州的距离，是1720里③，全国同日举哀是制度要求，得到消息的各地，立刻进入哀悼时间。《神尧遗诏》中也是这样指示的：“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嫁娶饮酒食肉”之语，可以理解为太上皇驾崩的消息达到之后，举三日之哀。
武士彟应该就是在举哀期间去世的。《攀龙台碑》的记述，“帝奉讳号恸，因以成疾”，“因举声大哭，呕血而崩”等文字应该是如实描述，可能是过度悲伤导致心脏病突发。然后，“太宗遣名医诊疗，道路相望，医以病候将深，劝令进药”。如果武士彟在荆州，这很难理解，1720里的路程，朝廷得知武士彟得病已经多日，再不断地派遣医生前往，“道路相望”，怎么可能呢？如果人在长安，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远在荆州，这实在太难做到。所以，此时的武士彟，人应该在长安，住在自己的老宅子里，因为身份所在，自然参加长安的追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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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会要》卷一《帝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页。《旧唐书》的《高祖本纪》《太宗本纪》记载与《会要》一致。
②《神尧遗诏》，载《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6—67页。
③《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一《山南道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28页。不过，《太平寰宇记》记载荆州“西北至长安一千六百五十五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833页。可以考虑计算方式不同，有误差，这里取其较远之义，不再细究。
从武士彟在贞观时期的经历，可以理解他在太上皇举哀期间的悲恸。武士彟追随高祖太原起兵，一路高歌夺取长安，然后平定全国，建立了新的统一的大唐帝国。他的身份地位和官职，也在武德时期达到人生顶峰，但是他的命运跟随着唐高祖，随着玄武门事变的发生，陡然跌入低谷。唐高祖后来住进大安宫，这里正是武德时期的秦王府。从现在所知的情况看，贞观时期，唐高祖其实一直属于监视居住，如同武士彟一直控制使用一样。贞观六年（632）二月，唐太宗要上九成宫，姚思廉提出谏议，而唐太宗辩解说：“朕有气疾，暑辄顿剧，往避之耳。”接着，监察御史马周上疏，其词如下：
东宫在宫城之中，而大安宫乃在宫城之西，制度比于宸居，尚为卑小，于四方观听，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称中外之望。又，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视膳。今九成宫去京师三百余里，太上皇或时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车驾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独居凉处，温清之礼，窃所未安。……上深纳之。①
唐太宗的“气疾”是家族病，高祖李渊也患有此病，既然太宗需要避暑，太上皇自然也需要②。按马周的说法，大安宫不是一个宽敞的建筑，名义上虽然与皇宫差不多，但实际上“有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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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94—6095页。
②《资治通鉴》就记录说“上皇自去秋得风疾”云云。《资治通鉴》卷一九四，第6112页。
总之，史书虽然记录了唐太宗接受了马周的建议，但从中不难看出，高祖李渊的状态大有问题。这样的事情，既然史书记录下来，那么唐朝的当时，恐怕也大为人知。远在外地任职的武士彟，自然也不会不了解。但是，此事如何对外人道，只能埋在心底。
武士彟的遭遇，他自己心中何尝无数？但是，这其中的缘由典故，也无法对外人道，只能默默承受。现在，跟自己命运丝丝相扣的太上皇终于驾鹤西去，这让举哀中的武士彟终于找到了一个爆发的气孔。大臣哭皇帝或者太上皇，自然是情理中事，多数的人应付礼仪远远胜过情感抒发，而对于武士彟这样背景的人而言，这一哭便带出了多年的郁闷情结，先是一病不起，接着吐血而亡。太上皇创建了唐朝，但是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却如同囚犯一样活着。看看《神尧遗诏》所说“久厌干戈，常思闲逸。是以拂衣高谢，归老栎阳，爰委万机，属之才子，所授得人，遐迩宁辑，四海清宴，八表来庭，养志怡神，于今十载”。玄武门政变如同没有发生过一样，唐太宗的血腥夺权在这里被轻轻地说成是太上皇厌政，委任了唐太宗接班，最后的诏书还在大书特书唐太宗的功劳。想想过去，再看看未来，武士彟能看到希望吗？太上皇已经完成了人生，不满六十岁的武士彟，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尽头呢？多年忧郁和未来的无望，引发了身体的极度不适，武士彟就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享年只有五十九岁。
武士彟之死，既然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就当时的伦理观念而言，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事件，造成了官场的轰动。所谓忠君爱国，不过是日常政治伦理教育的老生常谈而已，但真的有人会因为皇帝的去世而伤心绝命，意外与震撼是可想而知的。同时，相应的分析推理如影随至，武士彟与太上皇刻骨铭心的关系，两个人在贞观时期的相似遭遇，凡此等等，即使不是人们当众议论的话题，也会成为人们私下讨论的重点。如此，对于唐太宗的朝廷而言，压力就这样地出现了。武士彟的行为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挑剔，无论怎么说显然更接近忠烈，对此，绝对不可能去打压，只有承认、表彰，才不会违背众意。
根据《神尧遗诏》，可以认定武士彟之死，发生在遥远的荆州。如果因为什么特殊的原因，太上皇去世的时候，恰好武士彟在长安，那么我们以上推测唐太宗的送医问药关怀就应该是事实，那么武士彟之死造成的轰动就会更大。长安是政治中心，太上皇驾崩是朝廷大事，一时间会成为长安的核心事件，而武士彟的悲壮死亡，无疑会为这件大事加续了一个巨大的悲壮结局。长安从来都是政治谣言的发源地，而武士彟与太上皇的故事，对于政治想象而言，无疑具有极大的发挥空间。是否善待太原起兵的元从功臣，因此会成为一个现实政治的思考对象，具体而响亮。
多年不太涉及的一个概念，正是在高祖去世的这个过程中被提取出来，这就是太原元从功臣。《册府元龟》所记《髙祖山陵毕赐元从功臣及营奉百姓恩泽诏》，是在献陵葬后发布的，其内容如下：
髙祖太武皇帝天纵神武……德被于四海，休烈光于千载，巍巍荡荡，无得而称焉。朕嗣膺宝祚，夙夜兢惕，思述先志，被之率土，其内外姻戚、平生故旧、太原从官人及历试之所文武僚佐，爰洎胥吏，往虽每降国恩，恐未周悉，或才用不申，阶品屈滞，或家道贫匮，子孙沉沦，须有矜量，咸使得所。先朝优劳庶政，惟以恤民为本。诸州都督刺史政绩可称者，具名奏闻。其诸州百姓，营奉山陵，宜量有蠲免，可令有司详为条例闻奏，并务从优厚，称朕意焉。贞观九年十一月。①
其中“内外姻戚、平生故旧、太原从官人”都是要给予优待的范围，十分值得重视。而“太原从官人”②，在《册府元龟》的另一处写作“太原元从官人”，显然这便是太原元从功臣。
武士彟是太原元从功臣，而且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功臣。《攀龙台碑》尽量描写唐太宗对武士彟丧事的重视。唐太宗表示了应有的哀悼，高度肯定武士彟的忠孝行为。皇帝命令史官把武士彟的先进事迹记录下来，并“追赠礼部尚书，配食太上皇庙……官造灵舆，送达故乡。仍委本州大都督英国公李勣监护丧事。缘丧所须，并令官给。遣郎中一人驰驿吊祭，谥曰忠孝公。礼也”。其实，这都是按照礼仪规定进行的，包括追赠官。礼部尚书，正三品，终于在死后武士彟获得了生前最高官职相似的官位。根据武士彟的遗愿，归葬山西文水，“遗令归葬文水，因山为坟”。
不过，武士彟并没有因为是太原元从功臣而获得陪葬献陵的结局，他最终葬在了自己的老家文水。《唐会要》的说法是：“旧制，凡功臣密戚，请陪陵葬者，听之。”③显然，陪陵葬是个很重要的荣誉。在我们获知的《献陵陪葬名氏》中，除了高祖李渊的亲人以外，确实有功臣，但没有武士彟。这个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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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册府元龟》卷七七《陵寝下•优劳》，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434页。
②《册府元龟》卷六三《帝王部•发号令第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672页。
③ 《唐会要》卷二一《陪陵名位》，第479页。
楚国太妃万氏、馆陶公主、河间王孝恭、襄邑王神符、清河王诞、韩王元嘉、彭王元则、道王元庆、郑王元懿、虢王元凤、酆王元亨、徐王元礼、滕王元婴、邓王元裕、鲁王元夔、霍王元轨、江王元祥、密王元晓、并州总管张纶、荣国公樊兴、平原郡公王长楷、谭国公邱和、巢国公钱九陇、刑部尚书刘德茂、刑部尚书沈叔安。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