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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谋反及谋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③
同是谋反，如果影响有限，《唐律》规定是：“即虽谋反，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者，亦皆斩。父子、母女、妻妾并流三千里，资财不在没限。”④同为谋反，情节轻重对犯案者本人都一样是斩刑，但是对家属的处分不同，而在唐朝所有的缘坐处罚中，“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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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七六，第2649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七，第6195页。
③《唐律疏议》卷一七，第321页。
④《唐律疏议》卷一七，第322页。
没其家”是最严重的。除了年纪大或者笃疾、废疾免除以外，父子十六岁以上绞刑，而十五岁以下和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姐妹以及各式财产一并没官，即财产政府没收，人员没为官奴。由此判断，李君羡案件是以最高刑罚处置的，既然“籍没其家”，李君羡一定是处以斩刑而死。
根据《唐律疏议》的解释，有一种谋反案件的特点是“结谋真实，而不能为害者。若自述休徵，假托灵异，妄称兵马，虚说反由，传惑众人而无真状可验者，自从妖法”。李君羡是唐初有名的猛将，又在长安担任过守卫将军，犯案时任当地最高长官——刺史，他发动的谋反自然不会是“不能为害”的，所以处以最严厉的惩罚。
第二节 再度解释
李君羡案件如上所述，显然是一个重大案件，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史书记载，却都另有解释，无不认为与当时的传说，即所谓“女主昌”“女武王者”等有密切关系。两《唐书》和《资治通鉴》这些影响巨大的史学名著，在写到李君羡案件的时候，无不先说当时的谣传，再讲唐太宗对李君羡一系列女性、武字特征的厌恶，最后再介绍李君羡被杀。三本重要的史学名著，虽然不明说李君羡是被唐太宗冤杀，但是这种叙事结构和方式已经很容易让读者得出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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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律疏议》卷一七，第322页。
在这个方面，《册府元龟》的一段文字最典型，其言曰：
唐太宗贞观中，李君羡为左骁卫大将军、武昌郡公。贞观中，有谣言当有女主王天下，太宗恶之。后当宴三品已上，遣作酒令，仍各称其小名。君羡自称小名五娘子。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其后竟以事诛之。至天授中，则天复其官爵。①
《册府元龟》在记录此事的时候，放置在“帝王部”的“疑忌门”之下，所有案件的具体内容一概消失，连那位神秘的员道信都不见了，只剩下唐太宗极其可怕的猜忌了。而且，如果不作考察，只看这一记载的话，则是唐太宗猜忌与武则天的清明形成鲜明对照，因为被唐太宗冤杀的李君羡是被武则天平反的。
李君羡事迹，两《唐书》本传的记载并不全，结合《册府元龟》记载，我们能够大体描绘出李君羡的经历。李君羡是洺州武安县人，隋末先是追随王世充，后来投奔唐朝，成为秦王李世民的将军。本传说他“从讨刘武周及王世充等，每战必单骑先锋陷阵，前后赐以宫女、马牛、黄金、杂彩，不可胜数”②。《册府元龟》记录李君羡事迹有三段，分别如下：
李君羡少以勇气闻。从太宗破宋金刚，以功授上柱国骠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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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册府元龟》卷一八一《帝王部•疑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2009—2010页。
②《旧唐书》卷六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24页。
将军，加赐牛马、锦帛及宫人。拜左卫府中郎将。突厥来至渭桥，君羡与尉迟敬德等大破其众。太宗谓之曰：“尽如我君羡用心，国贼亦何忧。”改授左武候中郎将，封武连县公。①
李君羡，贞观中为左武候中郎将。每于北门长上，在仗读书，不暂休止。深蒙赏劳，累迁兰州都督、左监门将军。②
李君羡武安人也，少以勇气闻。太宗在藩，引为左右。从破宋金刚于介休，单骑先入，无敢当其锋者。又从破窦建德于汜水，加授秦王府右三统军。刘黑闼反于洺州，从往征之，所至未尝不先登陷阵。③
以上三段《册府元龟》中的记载，可以与两《唐书》中李君羡的资料互为补充，证明李君羡在唐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多有功劳，而作战勇敢是受到唐太宗特别表彰的。李君羡的历官情况大约如此：先是上柱国骠骑将军，加授秦王府右三统军，然后拜左卫中郎将，转左武候中郎将，北门长上，封武连县公。升迁为兰州都督，再为左监门将军或左武卫将军，爵位晋升为武连郡公。再出任华州刺史，贞观二十二年（648）被诛杀。
李君羡之死与女武等传闻到底是什么关系？诸书口径一致，都承认存在必然性的联系。但是，各书之间又有所不同。比如两《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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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册府元龟》卷三八四《将帅部•褒异第十》，第4344页。
②《册府元龟》卷三八八《将帅部•儒学》，第4379页。
③《册府元龟》卷三九六《将帅部•勇敢第三》，第4470页。
书》决然认为唐太宗对李君羡是先有厌恶之情，后有杀人之举。但是《通鉴》的说法有异，认为是先厌恶李君羡，然后外任刺史，再发生与员道信图谋不轨事，最后诛杀。虽然如此，归纳起来看，诸书相信那些传言与李君羡之死有关，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我们读这些史书，认为所谓的传言，其实都与武则天有关，是武则天称帝的一种先兆表现。两《唐书》和《通鉴》在记录传言时注重两点，一是“女主昌”，二是“女武王”，两者其实可以合为一体，即武氏女主将称王。不过，《册府元龟》记载李君羡案件的时候，没有提及“武”字特征。此外，在讲到传闻的时间时，两《唐书》都说是“贞观初”，《通鉴》用一个“初”字，而《册府元龟》说是“贞观中”。诸书的异同且不追究，本文重点还是回归武则天称帝先兆与李君羡之死的关系上来，即这种叙事到底应该如何观照才更合理一些。
如果直接讨论所谓王命是否会有先机泄露问题，要么会各执一端无从交集，要么陷入神秘玄学的巢穴无法自拔。各书对李君羡之死的解释，除了认定李君羡冤枉之外，这种说法还影响到一个人，那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册府元龟》直接把这件事放在帝王部的疑忌门下，等于在称李世民的多疑与滥杀。《新唐书•李君羡传》后的史臣赞语，对此更是直言不讳：
侯君集位将相私谒太子，张亮养子五百人，薛万彻与狂竖谋，皆死有余责，又何咎哉？以太宗之明德，蔽于谣谶，滥君羡之诛，徒使孽后引以自神，顾不哀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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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九四，第3837页。
直接称李世民杀李君羡是滥诛，明确评论说这与太宗的“明德”背道而驰。
唐太宗释放刘恭的故事很有名，与李君羡案件可作对比。故事发生在贞观三年三月唐太宗检查关押囚犯，《通鉴》记载：
有刘恭者，颈有“胜”文，自云“当胜天下”，坐是系狱。上曰：“若天将兴之，非朕所能除；若无天命，‘胜’文何为！”乃释之。①
刘恭可能是个大言炎炎的人，但是如果严格入律的话，他这也是为妖言，妄说自己的身体体征，正是所谓“休徵”。但是唐太宗很开明，也很大度，所以释放了他。为什么到李君羡这里就要滥杀呢？也许会有人解释说这是贞观之初，到贞观之末太宗心境大变，所以才有滥杀。所以，这仍然不是一个恰当的研究理路。有关李君羡被唐太宗滥杀的说法，到底发生在什么时期？我们可以从此入手，从这一说法的来龙去脉观察隐藏在背后的动机。
在影响巨大的几部史书中，《新唐书》来自《旧唐书》应该没有疑问，而《旧唐书》的史源根据，则需要我们进一步考察。《旧唐书》编成于五代后晋时期，尤其是代宗之前，主要依据唐朝的《国史》，对此学界的看法基本一致。赵翼说过：“《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②对此，谢保成先生进行了很详细的考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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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第6063页。
②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一六“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北京：中国书店，1987年，第214—217页。
认为赵翼之说“大体符合代宗以前帝纪、人物传的情况”①。唐代官方撰修国史，大体情况如下：
贞观元年，姚思廉撰《唐史》纪传，粗成三十卷。
高宗显庆元年，令狐德棻等续成八十卷，名以《武德贞观两朝史》。
龙朔三年（663），许敬宗等又续为一百卷，并起草十志，未半而终。
武则天长寿二年（693），牛凤及另撰《唐史》一百一十卷，起高祖，终高宗。
长安三年（703），李峤、朱敬则、刘知几、吴兢等修《唐史》八十卷。
吴兢又别撰《唐史》一百一十卷、《唐春秋》三十卷。
韦述《国史》一百一十三卷。②
以上诸种唐朝政府编修的国史系列，最终流传下来的是韦述的《国史》，而所有后面修成的国史，都对前面的修撰有所继承发展。韦述在安史之乱的时候，抱《国史》藏匿在南山，肃宗至德时献给国家。
在以上诸书中，姚思廉的《唐史》虽名唐朝历史，贞观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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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谢保成：《〈旧唐书〉的史料来源》，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53—376页。
②谢保成：《〈旧唐书〉的史料来源》，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卷，第353—376页。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第五章第二节“国史的编撰”，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99—103页。
（627）修成，只能是仅写武德时期而已，与本文所讨论的李君羡案件无关。高宗时期修撰的是《武德贞观两朝史》，先在显庆元年（656）写成，龙朔三年（663）续为一百卷。那么，高宗时期撰修的国史，有可能写入唐太宗滥杀李君羡吗？根据《唐会要》的记载，唐高宗时期编修国史，一是显庆元年（656）修成，二是显庆四年（659）的补修，后来再补修则未完成，而唐高宗对国史很认真，对唐太宗的“盛业洪勋”十分重视，对此记载清晰：
显庆元年七月三日，史官太尉无忌、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崔敦礼、国子祭酒令狐德棻、中书侍郎李义府、崇贤学士刘允之、著作郎杨仁卿、起居郎李延寿、秘书郎张文恭等修国史成。起义宁尽贞观末，凡八十一卷，藏其书于内府。至四年二月五日，中书令许敬宗、中书侍郎许圉师、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杨仁卿、著作郎顾允，受诏撰贞观二十三年已后，至显庆三年实录，成二十卷，添成一百卷。上以敬宗所纪，多非实录，谓刘仁轨等曰：先朝身擐甲冑，亲履兵锋，戎衣沾马汗，鞮鍪生虮虱，削平区宇，康济生灵，数年之间，四海宁晏，方始归功上帝临驭下人。昨观国史所书，多不周悉。卿等必须穷微索隐，原始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①
唐高宗所说的先朝，即唐太宗。高宗在这里不仅阐明了自己对于国史的态度，对唐太宗的推崇，而且列举了具体事项，认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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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89—1291页。
的国史记载有误。他的观点还得到大臣郝处俊的回应和补充。贞观时期太宗温汤围猎之事，《旧唐书•太宗本纪》（下）、《通鉴》记载在贞观十六年（642）十二月①。而太子亲见放免阑入带刀人以及郝处俊所讲之事，《通鉴》也有记载②。这些事实都能够证明唐太宗的“先圣仁恩，触类皆是”，与滥杀李君羡性质截然不同。同时，通过《唐会要》的文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唐高宗对唐太宗形象的维护。这些著作，依照唐高宗自己的说法，他是亲自阅读的，所以才会发现问题，所谓“观国史所书，多不周悉”。仅仅是不周悉，高宗已经不能容忍，那么唐太宗滥杀的故事呢？在高宗时代是绝不可能进入国史记载的。
另有刘洎案件，发生在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赐刘洎自尽。此案与褚遂良关系最大，所以到褚遂良得罪高宗贬官外放的显庆元年（656），在李义府的支持下，刘洎儿子积极努力，要为父亲翻案，对此《通鉴》有如下记载：
刘洎之子讼其父冤，称贞观之末，为褚遂良所谮而死，李义府复助之。上以问近臣，众希义府之旨，皆言其枉。给事中长安乐彦玮独曰：“刘洎大臣，人主暂有不豫，岂得遽自比伊、霍！今雪洎之罪，谓先帝用刑不当乎！”上然其言，遂寝其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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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三，第54页。《资治通鉴》卷一九六，第6182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第6235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〇〇，第6300—6301页。
翻案之所以没有结果，是因为高宗不支持，而高宗坚持的理由即乐彦玮的观点：如果给刘洎平反，就证明了先帝用刑不当。唐太宗的形象，在唐高宗心目中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刘洎之冤，如果不考虑政治因素，仅从司法角度看翻案的可能性极大。但是，唐高宗不想给刘洎平反，主要不是司法考虑，而是从维护唐太宗形象出发。所以，反观李君羡案件，在唐高宗时代，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出现唐太宗滥杀李君羡这样的国家正式文献的。
但是，正如学界认同的那样，《旧唐书》的史源主要来自国史，而《旧唐书》的《李君羡传》已经存在唐太宗滥杀李君羡的文字，那么这种说法来自什么时候呢？无独有偶，《册府元龟》也有同类文字，而《册府元龟》的资料来源也是公认的，那就是实录、国史之类，“移录原始史料”，唯独不取小说①。如果同样史事《册府元龟》与《旧唐书》基本相同，很可能史源同样来自国史等更原始的资料。
既然高宗时代不可能书写有损唐太宗形象的文献，而那些来自实录、国史的史书如《旧唐书》和《册府元龟》又都有唐太宗滥杀李君羡的文字，那么这些文字进入实录或者国史系统，只能属于下一个时代。武则天时代编撰的唐代国史，一是长寿二年（693），牛凤及所撰《唐史》一百一十卷，二是长安三年（703）李峤、朱敬则、刘知几、吴兢等修《唐史》八十卷。前者仅见于刘知几的《史通》，且评价很差②，所以后者应该是流行更广的。长安三年（703）的这次修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