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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二年，隋通事舍人郑仁基女年十六七，容色绝姝，当时莫及。文德皇后访求得之，请备嫔御。太宗乃聘为充华。诏书已出，策使未发。……乃出敕曰：“今闻郑氏之女，先已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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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大诏令集》卷二五，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1页。
人礼聘，前出文书之日，事不详审，此乃朕之不是，亦为有司之过。授充华者宜停。”时莫不称叹。①
不过，《通鉴》认为此事发生在贞观八年（634）而不是二年（628）②。充华，戈直注释为：“唐制，女官号，九嫔之一。”③而《通鉴》胡注为：“充华，旧有之。唐六官之职无此官。”④根据《唐六典》注文，晋朝曾有“淑媛、淑仪、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为九嫔”⑤。所以，应从胡注，把充华理解为九嫔，应无问题。但是，郑仁基在隋朝官位通事舍人，在隋朝不过“从六品”⑥，级别并不高，何以他的女儿竟然会高封正二品呢？大概是看重郑家的士族背景。
唐太宗的嫔妃之中，徐贤妃的情况与武则天也有一比。《旧唐书》本传记载道：
太宗贤妃徐氏，名惠，右散骑常侍坚之姑也。生五月而能言，四岁诵论语、毛诗，八岁好属文。其父孝德试拟楚辞，云“山中不可以久留”，词甚典美。自此遍涉经史，手不释卷。太宗闻之，纳为才人。其所属文，挥翰立成，词华绮赡。俄拜婕妤，再迁充容。……永徽元年卒，时年二十四，诏赠贤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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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兢著、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二，第113—114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四，第6108—6109页。
③ 吴兢著、戈直注释本：《贞观政要》，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82页。
④《资治通鉴》卷一九四，第6108页。
⑤《唐六典》卷二，第38页。
⑥《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86页。
陪葬于昭陵之石室。①
徐贤妃的出身与武则天相似，徐氏属于文学世家，她的妹妹后来成为唐高宗的婕妤。与徐贤妃的文学相比，“兼涉文史”②的武则天，应该更接近业余爱好，这很可能是徐惠在贞观中不断获得升级的原因。原本，徐惠与武则天一样才人起家，但是先升为婕妤，正三品，再迁充容，正二品。去世以后获得追赠，获得贤妃（正一品）称号。武则天从贞观十一年（637）入宫，直到唐太宗二十三年（649）去世，她的品级竟然纹丝不动，始终是个才人。
虽然武则天不如徐贤妃有才华，但从初入宫的角度看，依然很委屈。徐惠的父亲徐孝德，长期担任地方州县小官，如县尉、县丞之类，仕途发展很不顺利。他历官的改善，与徐惠入宫有关。大约徐惠入宫之后，徐孝德因为对礼学有研究，曾经担任礼部员外郎（从六品上）之职，直到徐惠受到唐太宗的礼遇，应该是提升为婕妤的时候，他父亲才升任水部员外郎（从六品上），明显是父因女贵的关系③。
然而，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武德中，累迁工部尚书，进封应国公，又历利州、荆州都督”④。即使从利州都督来看，《元和郡县图志》记录利州为下都督府⑤，根据《旧唐书•职官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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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五一《后妃》上，第2167—2169页。
②《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第115页。
③参见刘子凡：《唐代徐氏家族及其文学家传》，荣新江主编：《唐研究》卷一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7—304页。
④《旧唐书》卷五八《武士彟传》，第2317页。
⑤ 李吉甫著：《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二《山南道三》，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63页。
下都督府都督，从三品①。工部尚书，正三品。国公，“从一品，食邑三千户”②。唐朝建国之初，武士彟被封为太原元谋功臣，具有“约免一死”的法律特权③。如此高官，等级与影响皆非徐孝德可比，然而他们的女儿在命妇之制中，竟然都享有同一“才人”封号，武则天的委屈太过明显。
武则天入宫，史书的记载更多集中在太宗闻其美貌等事上，通过以上比照其他才人的情况，问题显然更加复杂。虽然制度规定中，才人之下尚有其他宝林、御女、才女等名号，但我们看到更多的例证是才人，才人之下的名号很少见到实例。因为连罪犯家属的册封，如李瑗妻、上官婉儿都是直接册封为才人，很可能才人就是实际嫔妃中最基础的一个台阶。
第三节 武士彟的唐朝历官
理解武则天才人名分的获得，包括这个名号带给武则天的委屈，其实都不该从美貌与否去考虑，作为帝国的主人，在婚姻之类的问题上，政治与社会的考虑是不可避免的。而理解武则天入宫，关键还应该从她的父亲武士彟身上去寻找根据。
武氏在唐朝的历史，自然是从武士彟开始的。武士彟从太原时代起，就追随唐高祖李渊，以太原元从功臣的身份，很快进入武德时期的中央权力中心。《旧唐书•武士彟传》，讲述武士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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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四四《职官三》，第1917页。
② 《唐六典》卷二，第37页。
③《旧唐书》卷五七《刘文静传》，第2294页。
太原起兵过程中的功绩，主要有三件事：其一是向李渊“进兵书及符瑞”，李渊的回答是：“幸勿多言。兵书禁物，尚能将来，深识雅意，当同富贵耳。”显然，武士彟是推动李渊起兵的众人之一，而李渊的回答是赞赏并相约同富贵；其二，当王威、高君雅怀疑李渊动向的时候，是武士彟说服两人，没必要无事生非；其三，留守司兵田德平也怀疑李渊募兵的问题，想促使王威、高君雅调查李渊，武士彟再次说服了田德平，让他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暗中保护李渊，且有献兵书祥瑞的举动，证明武士彟与李渊已经为一党，积极为起兵做准备，排除敌对阵营的险情。所以“义旗起，以士彟为大将军府铠曹。从平京城功，拜光禄大夫，封太原郡公”①。不过，在这段文字之后，《武士彟传》突然出现这样一段文字：
初，义师将起，士彟不预知，及平京师，乃自说云：“尝梦高祖入西京，升为天子。”高祖哂之曰：“汝王威之党也。以汝能谏止弘基等，微心可录，故加酬效；今见事成，乃说迂诞而取媚也？”
文字的内容与上文存在明显矛盾，否定武士彟的含义十分清楚。对于太原起兵，武士彟到底参加没有？这里说的是“不预知”，具体含义令人难以明白。参与密谋是预知的话，也许他确实没有预知。但是，他如果不知道李渊动态，那么献兵书和符瑞，岂不是陷李渊于不义？也难以理解李渊同富贵的说法。平京师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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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五八《武士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17页。
武士彟明明获得提升，为什么忽然斥责他是王威之党？叙述梦境之词，不过是另一种献符瑞而已，李渊为什么忽然前后判若两人？对照《攀龙台碑》，武士彟所谓献兵书，就是他自己写的三十卷《古今兵要》，而符瑞正是自己的一个梦境，梦见李渊骑马登天，手把日月。《武士彟传》这段前后矛盾的文字，应该是后武则天时代加入的，否定武士彟有利于否定武则天。在本卷的“史臣曰”中，关于武士彟的评论是：“武士彟首参起义，例封功臣，无戡难之劳，有因人之迹，载窥他传，过为褒词。虑当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笔，凡涉虚美，削而不书。”这里承认武士彟“首参起义，例封功臣”，至于褒美之词，认为是出于许敬宗之手，但最后是“削而不书”①，即传记中已经把虚美的文字删削了。那么，讽刺否定的文字呢？自然是删削同时的行动结果。
武士彟后来的种种高级评价，如《攀龙台碑》，完全可以说是“因人”的，因为武则天当了皇后，特别是当了皇帝，对于武士彟的书写当然无所不用其极，尽力吹捧。但武士彟参加太原起义，是太原起义功臣，这个事实是不必“因人”的。武德元年（618）八月六日，高祖下诏表彰晋阳起兵功臣，《唐会要》对诏书的记录较全：
朕起义晋阳，遂登皇极，经纶天下，实仗群材。尚书令秦王、右仆射裴寂，或合契元谋，或同心运始，并蹈义轻生，捐家殉节，艰辛备履，金石不移，论此忠勤，理宜优异。官爵之荣，抑惟旧典；勋贤之议，宜有别恩，其罪非叛逆，可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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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五八，第2318页。
一死。其太原元谋勋效者，宜以名闻。及所司进簿，尚书右仆射裴寂、纳言刘文静加恕二死。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都水监赵文恪、右屯卫大将军窦琮、卫尉少卿刘政会、鸿胪卿刘世龙、吏部侍郎殷开山、左翊卫大将军柴绍、内史侍郎唐俭、库部郎中武士彟、骠骑将军张平高、左骁卫长史许世绪、李思行、李高迁等，并恕一死。①
太原元从功臣，一等功三人李世民、裴寂、刘文静，可恕二死；二等功臣十四人，可恕一死。武士彟属于二等功臣，史载昭然。武德元年（618），武士彟与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尚未结婚，武士彟的功臣名誉，与武则天毫无关系。
我们今天看到的记载，是经过后武则天时代史家删削之后的。因此无法窥知原来史书如何写武士彟的“褒词”。或者，圣历二年（699），由武则天朝廷“大手笔”撰写的《攀龙台碑》，可以反映部分“褒词”的内容。攀龙台即武士彟的陵墓，此前称作“昊陵”，因为重新命名，李峤受命撰写此碑文，其内容通过了武则天时代政治观念的审查，获得武则天的首肯是毋庸置疑的。②
其次，有关武士彟的唐朝历官。武士彟在唐朝的历官，不过是武德与贞观两朝，但经历却并不平坦。在武德朝，武士彟担任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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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会要》卷四五《功臣》，第935页。此内容也见《唐大诏令集》卷六四《铁券》，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53页。所录诏书是节选，没有完整的名单。《册府元龟》有完整名单，见卷一三三《帝王部•褒功第二》，第1465页。另外，《旧唐书•刘文静传》所附诏书，名单完整。
②李峤：《攀龙台碑》，《全唐文》卷二四九，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95—1499页。
高职事官是工部尚书，对此《旧唐书•武士彟传》已经有记载。不过，《攀龙台碑》记录更具体，为“（武德）三年，拜工部尚书”。根据《册府元龟》所记载，李渊让武士彟出任工部尚书的时候，武士彟百般谦让推辞：“唐武士彟，武德中为工部尚书判六尚书，赐实封八百户。士彟为性廉俭，期于止足，殊恩虽被，固辞不受。前后三让，方遂所陈。”①这类记载很可能也属于“褒词”的一部分，但武士彟出任工部尚书是可以肯定的，而具体时间为武德三年（620）至武德末。②
工部尚书，是六部之一，六部尚书加上左右仆射，合称“八座”，是非常重要和荣誉的职位。与此同时，武士彟还担任宫廷宿卫之职。《册府元龟》卷八五三记载：“武士彟，武德中，检校右厢宿卫。”③《攀龙台碑》也说他“兼知南北牙兵马判六曹尚书”。所谓判六曹尚书，当与上文《册府》所载“为工部尚书判六尚书”为一事。南北牙兵马，即是指中央宿卫，用的是汉代南北军的典故，与《册府》记录相印证，证明武士彟担任中央保卫工作的领导人是没有问题的。
武德末期，武士彟转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攀龙台碑》记道：“杜伏威初行僭逆，辅公祏继以乱亡。泉薮未惩，萑蒲犹在。帝思俾乂，遂纡时哲，以本官权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辅公祏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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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四六四《台省部•谦退第二》，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5244页。
②严耕望《仆尚丞郎表》把武士彟任工部尚书时间定为武德三年至七年，初稿1952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41页。武士彟的工部尚书之职，武德末屈突通继任，时间当在玄武门事变之后。所以很可能武士彟的任职一直到玄武门事变，之后改任专职的扬州大都督府长史。
③《册府元龟》卷八五三《总录部•姻好》，南京：凤凰出版社，第9937页。
是武德六年（623）八月，搅动江淮。到第二年三月，即被赵郡王李孝恭平定。不久，朝廷以李孝恭为扬州大都督，李靖为都督府长史。从碑文的内容看，武士彟到扬州任都督府长史，是在辅公祏叛乱平定之后，所谓“辅公祏继以乱亡”，当时江淮地方上还没有肃清残余，不安定的因素还存在。那么，这是在什么时间呢？李孝恭担任大都督的时间不长，“寻征拜宗正卿。九年，赐实封一千二百户”①，这是《旧唐书•李孝恭传》的记录。而李靖作为大都督府长史，武德八年（625），“突厥寇太原，以靖为行军总管，统江淮兵一万，与张瑾屯太谷。时诸军不利，靖众独全。寻检校安州大都督”。武德九年（626），李靖还出任过灵州道行军总管。如此，武士彟出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应该在武德八年（625）李靖离开之后。扬州是大都督府，长史虽然只是从四品上之官，但因为是本官检校，属于临时性任务，总体上的地位并未降低。
武士彟在扬州期间，意外地躲过了长安的玄武门事变。虽然如此，他的政治轨迹由此展开另外一幅图景，如同好运气突然中断一样。李世民控制中央之后，曾经召集地方大员“入朝”。《攀龙台碑》的记载是：“九年，太宗以储宫统事，乃征帝入朝，宠赐频繁，事以殊礼。”其实，当时各地的大员都被召入朝，武士彟如此，幽州大都督府都督李瑗也如此。但李瑗是李建成的人，担心李世民报复，在幽州发动叛乱未遂，被王君廓杀掉②。武士彟在玄武门事变的整个过程中，立场并不清楚，但从他贞观时期的经历估计，他应该是站在朝廷立场上的，因为贞观时期他的历官一直走着一个平缓的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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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六〇，第2348—2349页。
②《旧唐书》卷六〇《庐江王（李）瑗传》，北京：中华书局，第2351—23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