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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文俊认为这不是庆山，不是祥瑞而是灾异，原因是“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所以出现灾异。这是典型的传统言论，受到武则天镇压也在情理之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四方毕贺”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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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垂拱二年（686）九月，第6442页。《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记此事为光宅元年（684），应从《通鉴》。《新唐书》或记十月己巳，或记九月。根据吴玉贵先生考证，应为十月己巳，九月无己巳日，见吴玉贵：《资治通鉴疑年录》，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19页。
② 《唐六典》记载，祥瑞有大、上、中、下四等，而庆山是大瑞。《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员外郎”条，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14—115页。
现，他们当然赞成这“庆山”是大瑞，是武则天的政治赢得上天赞许的证明。官场众多的官僚，没有人不是深受儒家思想教育而成长的，但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他们刻意忘记了传统理论，努力自然而然地忘记“女主处阳位”这个政治现实。这是需要十分重视的政治现象，并且与武则天称帝存在着重要的因果关联。
利用男女性别理论，正面讨论武则天称帝问题的，现在的文献资料，只有李商隐《宜都内人》一篇文字。其内容如下：
武后篡既久，颇放纵，耽内习，不敬宗庙，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宜都内人以唾壶进，思有以谏者。后坐帷下，倚檀机，与语。问四方事，宜都内人曰：“大家知古女卑于男耶？”后曰：“知。”内人曰：“古有女娲，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岛耳。后世娘姥有越出房合断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辅昏主，不然，抱小儿。独大家革天姓，改去钗钏，袭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动，真天子也。然今者内之弄臣狎人，朝夕进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当天意。”后曰：“何？”内人曰：“女阴也，男阳也，阳尊而阴卑，虽大家以阴事主天，然宜体取刚亢明烈，以消阳。阳消然后阴得志也。今狎弄日至，处大家夫宫尊位，其势阴求阳也。阳胜而阴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独立天下，则阳之刚亢明烈可有矣。如是过万万岁，男子益削，女子益专，妾之愿在此。后虽不能尽用，然即日下令诛作明堂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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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唐文新编》卷七八〇《李商隐第十》，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9299页。
陈寅恪先生引证此文，对“作名堂者”注释道“此指薛怀义”①。这篇文字，虽然希望指导武则天努力改变男女阴阳关系，希望“万万岁”之后，“男子益削，女子益专”，彻底改变“女阴也，男阳也，阳尊而阴卑”的现实。但是，这篇文字来源并不清楚，如果是李商隐的作品，此事是否真的发生在武则天时代，大可怀疑。所以，还不敢把这篇文字当作证据，证明武则天时代确实有人跟武则天讨论男女阴阳问题。
但是，武则天时代，全然回避了男女阴阳理论，这个判断也不成立。武则天和她的御用文人们，显然对这个问题是重视的，并且有研究应对，特别突出的是制造一个“圣母”概念。这就是人所共知的洛水“宝图”故事。根据《通鉴》的记载，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武承嗣使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末紫石杂药物填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之，称获之于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宝图”，擢同泰为游击将军。五月，戊辰，诏当亲拜洛，受“宝图”；有事南郊，先谢昊天；礼毕，御明堂，朝群臣。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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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原刊《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第266—295页。陈寅恪《武曌与佛教》一文，也引此文献，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2分，1935年，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53—174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垂拱四年四月—五月，第6448页。
如果仅就男女性别理论来说，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武则天一派的宣传不具优势，但是母亲的概念具有特殊价值。一方面，母亲也是女性，另一方面母亲更有尊贵的一面，在孝道理论中，母亲是孝道中被尊敬的对象。在母亲面前，是无法讨论男尊女卑的。这样，当时的性别理论遇到母亲这样的具体问题的时候，尊卑理念只好放置一边。这说明孝道理论与男女性别理论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男女性别理论的彻底性或理论性，尚存在漏洞和不完善。也许应该这样表述：男尊女卑仅仅是一种观念，称为理论并不适当。当然，武则天的拥护者们，显然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个要害，以母亲概念为突破，使得男尊女卑理论不能再成为女皇的障碍。其实，从实践层面来看，武则天背后的拥戴人群，除了武家成员之外，也不应该没有其他男性成员，他们在支持武则天进一步升级的时候，显然置男尊女卑观念于不顾的。
洛水宝图发现之后，“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在“神皇”之前加“圣母”二字，是武则天特殊身份的恰当表达。宝图中已经点出“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了，于是顺势再增加“神皇”称号。神皇与皇帝，还有区别吗？区别不大，但不等同。显然，这是一个模糊战略，对于最后称帝的目标接近的意义十分明显。两年以后的天授元年（690），在武周建立大势所趋的政治背景下，《通鉴》记载道：
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游艺帅关中百姓九百余人诣阙上表，请改国号曰周，赐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许；擢游艺为给事中。于是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合六万余人，俱上表如游艺所请，皇帝亦上表自请赐姓武氏。①
在积极上表请求武则天改朝换代的人群中，恐怕绝对以男性为主，但是他们谁会不明白，即将称帝的人是武则天，而武则天是女人。但是，武则天是当今皇帝唐睿宗的亲生母亲，她真的是“圣母”。当武则天“不得不同意”大家的建议，改朝换代之后，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称号，叫作“圣神皇帝”②。
敦煌出土文书P.2695为《沙州都督府图经》，在垂拱四年（688）的“野榖”条中，已经使用了“唐圣神皇帝垂拱四年”的字样，而圣神皇帝是天授元年（690）武则天改唐为周之后的尊号③。把“唐”和“圣神皇帝”加写在一起，有一点政治讽刺。但我们在这里要指出，武则天的模糊战略十分成功，在敦煌这样的地方，根本不去管唐与武周，以及神皇与皇帝的区别。模糊战略具有试探性，也具有暗示性，试探是否有强大的反对力量显现，暗示更多的人支持自己的方向。傅游艺明白了暗示的方向，立刻聪明地行动起来。
但是，所有这些与女性有关的言行，到底在武则天称帝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作用一定是存在的，是主导性作用还是辅助性作用呢？最多属于后者。尤其是，武则天突出母亲的概念，利用舆论造势，这种行为当然属于政治手段，跟社会上的妇女地位高低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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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〇四，第6467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四，第6467页。
③见唐耕耦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38页。
第二节 阶级基础
武则天称帝是唐朝历史的重大事件，其意义十分重大，甚至超过了唐朝的建立。此观点以陈寅恪先生为代表。其言曰：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故“关中本位政策”最主要之府兵制，即于此时开始崩溃，而社会阶级亦在此际起一升降之变动。盖进士之科虽创于隋代，然当日人民致身通显之途径并不必由此。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当时山东、江左人民之中，有虽工于为文，但以不预关中团体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若依此义言，则武周之代李唐较李唐之代杨隋其关系人群之演变，尤为重大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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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版，第202页。
武则天称帝之前，先有废王立武，确立武则天为皇后，陈先生得出重大结论，认为这是中国中古史的一个转折点：
盖西魏宇文泰所创立之系统至此而改易，宇文氏当日之狭隘局面已不适应唐代大帝国之情势，太宗以不世出之英杰，犹不免牵制于传统之范围，而有所拘忌，武曌则以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重进士词科之选举，拔取人才，遂破坏南北朝之贵族阶级，运输东南之财赋，以充实国防之力量诸端，皆吾国社会经济史上重大之措施，而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也。①
这里，陈先生把废王立武事件与后来武则天称帝紧密地联系起来并统一加以考察，从而得出如上结论。但是，陈先生分析这个时期的核心历史概念还是关陇集团及其被取代。
更总括以上所述者论之，则知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家即其代表也。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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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原载于《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后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66—295页。
系统及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也。至于武曌，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辞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也。此关陇集团自西魏迄武曌历时既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致分崩堕落不可救止。其后皇位虽复归李氏，至玄宗尤称李唐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竟及其身而告完成矣。此集团既破坏后，皇室始与外朝之将相大臣即士大夫及将帅属于不同之阶级。同时阉寺党类亦因是变为一统治阶级，拥蔽皇室，而与外朝之将相大臣相对抗。假使皇室舆外廷将相大臣同属于一阶级，则其间固无阉寺阶级统治国政之余地也。抑更可注意者，关陇集团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故文武不殊途，而将相可兼任；今既别产生一以科举文辞进用之士大夫阶级，则宰相不能不由翰林学士中选出，边镇大帅之职舍蕃将莫能胜任，而将相文武蕃汉进用之途，遂分歧不可复合。举凡进士科举之崇重，府兵之废除，以及宦官之专擅朝政，蕃将即胡化武人之割据方隅，其事俱成于玄宗之世。斯实宇文泰所创建之关陇集团完全崩溃，及唐代统治阶级转移升降即在此时之征象。是以论唐史者必以玄宗之朝为时代划分界线，其事虽为治国史者所得略知，至其所以然之故，则非好学深思通讥古今之君子，不能详切言之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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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34—235页。
从废王立武到武则天称帝，可以看作是一个历史时期。同时，从总体考虑，陈寅恪也把唐玄宗与武则天看作一个历史时期，因为关陇本位政策是武则天开始破坏，而到玄宗时期完成。其言为：
武周统治时期不久，旋复为唐，然其开始改变“关中本位政策”之趋势，仍继续进行。迄至唐玄宗之世，遂完全破坏无遗。而天宝安史乱后又别产生一新世局，与前此迥异矣。夫“关中本位政策”既不能维持，则统治之社会阶级亦必有变迁。此变迁可分中央及藩镇两方叙述。其所以须有此空间之区别者，因唐代自安史乱后，名义上虽或保持其一统之外貌，实际上则中央政府与一部分之地方藩镇，已截然划为二不同之区域，非仅政治军事不能统一，即社会文化亦完全成为互不关涉之集团，其统治阶级氏族之不同类更无待言矣。盖安史之霸业虽俱失败，而其部将及所统之民众依旧保持其势力，与中央政府相抗，以迄于唐室之灭亡，约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史家述此，不得不分之为二，其理由甚明也。①
陈寅恪笔下的阶级，我们可以直接理解为集团或阶层，以关陇集团为例，他们原本是西魏、北周以来的最高统治阶层，但是统一时代到来以后，这个阶层则变成一个地域集团，与山东、江南并立而存在。包括关陇集团在内，都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的结果，而这种政策在统一时代，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隋末唐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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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02—203页。
山东豪杰在军事和政治领域都非常活跃，山东势力成为最醒目的政治力量，所以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同派系，都会竞相笼络山东势力①，这不仅证明山东势力的强大，也证明关陇小集团的政治独占难以为继。
把关陇贵族退出历史舞台与武则天现象联系起来，前者有一个巨大的社会史背景，即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传统，后者不过是一个政治事件，以前者为后者的社会基础，这便是陈寅恪先生研究隋唐历史的重大线索。本来，用陈先生的原有词汇，即关陇集团被“新兴阶级”所取代，已经达成了重大的历史结论。但是，陈先生没有停留在这一步，而是继续研究“新兴阶级”的构成问题，如果用地域概念表达“新兴阶级”，那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