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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本纪》,第87页。
② 《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第119页。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垂拱四年(688)四月—五月,第6448页。
《旧唐书》和《通鉴》的这种写法,自然是后武则天时代的批判产物。而同是此事,在武则天时代则是另外一种存在。《全唐文》中保留的李峤代表朝廷百官书写的贺表,称作《为百寮贺瑞石表》,就可以看作当时朝廷的主流表态。节其文如下,以观贺表的写作:
……伏见雍州永安县人唐同泰,于洛水中得瑞石一枚,上有紫脉成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字。臣等抃窥灵迹,骇瞩珍图,俯仰殊观,相趋动色。窃惟圣德奉天,递为先后,神道助教,相因发明。陛下对越昭升,钦若扶揖,允塞人祇之望,实当天地之心,所以幽赞嘉兆,傍通景贶。且人称同泰,县实永安,姓氏将国号元符,土地与石文明应。表里潜会,枢机冥发,明宴坐之逾昌,验皇基之永泰。则自然之无眹,不测之谓神。非夫道格昊苍,德充幽显,岂能发何言之微旨,臻不召之灵物。考皇图于金册,搜瑞典于瑶编,则有虫蠹成文,鱼鳞吐匣,丹书集于昌户,绿错荐于尧坛。或词隐密微,或气藏谶纬,莫究天人之际,罕甄神秘之心,未有昭圣毓灵,发祥祉,明白显著,烛曜晖光,若斯之盛者也……臣等遇偶休明,荣参簪笏。千年旦暮,邀逢累圣之期。百辟歌讴,喜属三灵之庆,无任凫藻踊跃之至。谨奉表诣阙陈贺以闻。①
李峤是当朝大手笔,文笔不必论,就其思想而言,绝对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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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唐文新编》卷二四三,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2742页。
朝廷的精神。全篇的宗旨不过在说武则天临朝称制,是如何天遂人愿,有利于社稷、民众和众多的神祇。
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圣母”一词。“宝图”有“圣母临人”的神启,普天同庆之后,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这是武则天后来称帝的重要台阶,“神皇”不是“皇帝”,但距离皇帝已经不远。突出母亲含义,有助于克服男尊女卑的障碍。可以认为,这是武则天制造舆论很重要的策略与步骤,而效果也是十分明显的。
“圣母”一词,在这个时代的出现,可以显示两个含义:一是具体的皇帝之母。唐睿宗现在是名义上的皇帝,不执政,一切由他的母亲武则天全权代理;二是抽象的母亲含义,与父亲并称“双亲”。如果从孝服制度来解释孝道的具体运行,父母本来的含义是一样的,只是为了突出父亲的一尊,才让母亲的孝服略低一等①。对此,上元元年(674)皇后武则天在主张父在为母服孝三年的著名上表中,已经进行了揭示,《旧唐书》的记载如下:
上元元年,天后上表曰:“至如父在为母服止一期,虽心丧三年,服由尊降。窃谓子之于母,慈爱特深,非母不生,非母不育。推燥居湿,咽苦吐甘,生养劳瘁,恩斯极矣!所以禽兽之情,犹知其母,三年在怀,理宜崇报。若父在为母服止一期,尊父之敬虽周,报母之慈有阙。且齐斩之制,足为差减,更令周以一期,恐伤人子之志。今请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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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屹著有《武则天“圣母神皇”与“圣神皇帝”尊号探析》一文,认为这些尊号受到道教的影响,见《莫斯科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原文为俄文。承蒙刘屹兄美意,将汉文版发我拜读,特致谢忱。
高宗下诏,依议行焉。①
所以,在母亲的名义下,是不存在男尊女卑议题的。母亲,是一个能够跳出男女阴阳系统的概念,在孝道流行的时代,尤其是在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时空下。同样,为什么洛阳宝图对于武则天如此重要,因为宝图突出的正是武则天的“圣母”形象。武则天在垂拱四年(688)十二月拜受宝图,仪式格外隆重,《资治通鉴》的记载为:
太后拜洛受图,皇帝、皇太子皆从,内外文武百官、蛮夷酋长各依方叙立,珍禽、奇兽、杂宝列于坛前,文物卤簿之盛,唐兴以来未之有也。②
“唐兴以来未之有也”,很可证明武则天对这个仪式的重视,而所有参加仪式的文武百官、各国酋长,都不可能不明白:这个仪式的核心人物是太后,而皇帝是配角。同时,所谓的“宝图”,也正是因为强调了“圣母临人”才变为“宝图”的。
其实,就是武则天的“女身”问题,在当时的舆论营造过程中,也没有采取一味回避的策略。在著名的纬书《广武铭》中,《大云经疏》的作者就直奔主题揭示这个话题。
《广武铭》有“交七为身”的歌词,《大云经疏》解释“谓女字也”。《广武铭》歌词有“傍山之下到出圣人”一句,《大云经疏》解释为:“傍山谓妇边帚子上傍安山字也。到出谓帚字之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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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二七《礼仪礼志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23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第6454页。
做出字,即妇字也。此乃重显神皇圣德也。”①直接解释“女身”问题,并不隐讳。而之所以能够如此直面问题,乃在于《广武铭》的前文已经涉及了“圣母”主题。
武则天从太后到皇帝,不仅是一个政治发展的过程,也有过一个舆论营造的过程,这对于她称帝的成功是有正面价值的。这个营造过程,主要是在垂拱尤其是垂拱后期,这与她实际掌控权力的进程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应该重视的是,在所有的为武则天欢呼的舆论中,都是在为太后武则天欢呼,为太后的现有地位大唱赞歌。武则天废中宗、镇压扬州事件以及杀裴炎等重大政治事件,证明太后权力如今已经高于皇帝,怀疑的声浪因此而起。武则天的舆论,事实上为她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合法性的论证渠道,但着眼点却是太后的意义。在这些舆论中,大谈武则天为太后执掌朝廷,如何如何有利于唐朝发展,不能一概认为这是在为女皇登基做舆论准备。
武则天母亲信奉佛教,资料充分,但在太后之前,武则天对于自己的佛教信奉,并没有太多的显露,因为高宗和李唐有信奉道教的传统,武则天自然以配合为主。舆论营造毕竟属于缘饰之说,本质上是配合掌控权力的。即使如此,本文认为,在营造舆论问题上,佛教内容是纳入传统意识形态中使用的,比较起来,佛教与秦汉之后的儒家理论,对于武则天的舆论营造而言,属于枝节而不是主体,对于武则天称帝而言,其作用不宜估计过高,毕竟改朝换代取决于更直接的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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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世田:《<大云经疏>结构分析》,原载《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文集》下,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收入作者《敦煌遗书研究论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16—38页。
第十五章
武则天称帝
武则天称帝,是中国古代的重大事件。究竟怎样看待此事,论者言人人殊。或者从女性角度看待,认为唐代社会开放、女性地位较高才导致女皇的出现。或者认为新兴的社会阶层成为武则天称帝的社会基础。其实,武则天称帝是一个政治事件,称帝的成功是武则天政治运作的成功,武则天具备的成功要素是偶然的,所以女皇才成为历史绝唱。武则天称帝,能够反映皇帝制度的弹性,很准确地证明帝制之下的官场唯强是从的功利主义。
武则天所建立的武周,精密计算时间十二年,皇帝仅一人,完全称得上是昙花一现。但是,这毕竟是中国历史的大事,一个女人主持下的改朝换代是怎样实现的?武则天现象,到底反映了怎样的历史本质?政治、制度、社会和文化,在这个过程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20世纪,陈寅恪先生的相关研究,曾经带动起武则天研究的一个高潮,现在的相关研究似乎归于平静,但是武则天现象提出的历史课题并未完结。武则天称帝,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女皇的成功,换言之,到底应该怎样理解武则天称帝的社会基础?
第一节 性别史视角
武则天作为女皇,所以首先引起重视的便是男女性别的历史讨论。隋唐来自北朝,而研究者发现,北朝女性地位远比中原要高。那么这个社会传统对于武则天称帝,构成怎样的影响呢?这个话题又与唐朝所谓的开放联系起来。总体的逻辑是,唐朝因为开放,也因为继承了北朝的传统,所以看待男女的观念与中原传统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北朝的女性地位,对于中原一贯的男尊女卑观念形成冲击,在北朝传统的影响下,男尊女卑不再那么强烈了,所以对于女皇的诞生便提供了顺利的条件。而这,通常也被看作是武则天称帝的一个社会基础。
付乐成先生研究《唐人的生活》,认为影响唐人生活最重要的两个要素是“功利主义和胡化”,所谓胡化就是接受胡人的影响。“功利主义既然流行,儒学在社会上自不会发生多大作用,女性的约束也无形减少。唐代妇女受教育的机会较多,男女地位比较平等,社交比较公开,思想也比较自由。”①但是,傅先生的这个结论并没有与武则天称帝取得联系。在论证武则天称帝的社会基础问题上,可以高世瑜先生为代表。她认为“武则天这个女皇帝出现在唐朝,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深厚的社会基础,或者说,与整个妇女群的社会地位、面貌有着必不可分的关系”。在她的《唐代妇女》一书中,第一章《唐代妇女社会面貌概说——一个非凡女性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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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付乐成:《唐人的生活》,原载《食货复刊》第4卷第1、2期,1974年5月,收入作者《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第117—141页。
思考》,全面论证了武则天称帝的社会基础,一方面是封建礼教尚不完备,对于妇女的束缚还比较有限,另一方面是因为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大局面,使得胡风盛行,从而给唐代的妇女带来极大的幸运,她们的生活十分开放与活跃。她总结到:“正是唐代世风和唐代妇女群为武则天称帝制造了氛围、铺垫了台阶、提供了机遇”,“应该说,唐代的社会风气和妇女地位创造了女皇,而女皇又推动和助长了一代风气”①。
陈弱水先生写过专文《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识》,发现武则天在高宗时代,确实发动了很多议题,有利于女性地位的提高②。但是,这跟女皇的诞生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呢?论证起来确实难度极大。正如陈弱水看到的那样,武则天称帝之后,反而没有什么类似的举动。同样能够质疑的是,武则天的儿媳韦皇后,其实也为女性做过很多工作,但她的政治发展却遭遇了失败。可见,社会上的女性地位问题,与女皇诞生的因果关系,并不明确。唐代的社会开放,妇女地位较高,尤其比较后来的宋朝而言,并非没有证据。然而,唐朝的社会开放,是否已经达到男女完全平等的程度,这显然存在巨大疑问。武则天是女皇,她的成功究竟是政治的因缘际会还是社会发展(如男女平等的实现),这个问题并不难判断。唐代妇女的所谓“高地位”对于女皇成功而言,绝非充分条件,当时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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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世瑜:《唐代妇女》,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此处所引为2011年版同名著作,第1—8页。根据作者的再版后记,新版属于增订版。
②陈弱水:《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识》,初以英文发表于1994年。中文改写,发表于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定本收入《隐蔽的光景——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5—203页。
治依然属于上层的游戏,与社会的一般状况,缺乏基本联系。但是,依然有很多学者愿意从男女平等这个角度看待武则天称帝①。
女皇的故事只有武则天讲述成功,陈寅恪先生以来,另外的一种分析是佛教的作用。把武则天作为弥勒佛来供养,而缘起就是《大云经疏》的故事。传世文献清楚地记录了武则天情夫薛怀义主持此事,结论也很清晰。但是,敦煌文献《大云经疏》的发现,才促进了这个问题的新研究。传世文献是后武则天时代的产物,主要表达批判武则天的观点,而敦煌本的发现,致使《大云经疏》原来的面貌得以重现。武则天利用《大云经疏》为自己制造舆论,在全国范围内修建大云寺,供奉《大云经疏》,声势浩大,是她造神运动比较重要的一个措施。利用原来的《大云经》,武则天的御用和尚们,主要是利用“疏”的方式为武则天称帝招旗呐喊,更多的方法不是利用符瑞,而是利用谶言②。这种通过舆论造神的方式,会获得一些舆论效果,但不可能成为推进女皇诞生的动力。
这类因素,女性地位比较高、佛教舆论造势,等等,在促成女皇诞生这个问题上,最多是推波助澜,即所谓缘饰之说。而最高统治者的换位,必须到政治实力中去寻找答案。武则天事实上完成了改朝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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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段塔丽在《唐代妇女地位》一书中指出:“唐代这个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社会风气相对开放的时代,女性参政(包括议政),却如同得到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格外地活跃和普遍。女性参政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都较前代有了新的突破。此间不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主——武则天,而且受其影响,唐代女性参政议政者更是风起云涌,屡见不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3页。
② 参见林世田:《武则天称帝与图谶祥瑞——以S.6502〈大云经疏〉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收入作者《敦煌遗书研究论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39—54页。此外还有,林世田:《〈大云经疏〉初步研究》,初载《文献》2002年第4期,收入《敦煌遗书研究论集》,第3—15页。
代,如此重大的政治变故,舆论无论如何是不能成为主因的。那么,在唐代,对于武则天,性别问题真的完全消失了吗?事实并非如此。
垂拱二年(686)十月,新丰县有山踊出,朝廷改新丰县为庆山县,因为庆山是大瑞。对此,《通鉴》的记载如下:
己巳,雍州言新丰县东南有山踊出,改新丰为庆山县。四方毕贺。江陵人俞文俊上书:“天气不和而寒暑并,人气不和而疣赘生,地气不和而塠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陛下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臣愚以为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殃祸至矣!”太后怒,流于岭外,后为六道使所杀。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