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场小说上一章：为将之道：世界名将的成名之路与领导艺术
- 官场小说下一章：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聚落的考古学研究
————————
① 敦煌出土文书P.2005，见唐耕耦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38页。
断地靠近帝座。如果把武则天的第一次加尊号“圣母神皇”看作是第一步。那么转年正月，大赦天下，改元“永昌”，亲祭祀明堂，可以看作是第二步。永昌年号，谁都知道来自“瑞石”，用瑞石文字作年号，是接受天启的进一步证明。在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如建明堂，为武家设立“崇先府”及其官属，改革历法，“诏书”改为“制书”，诸州各置大云寺等①，最后，九月武则天对帝座发起最后冲击：
九月，丙子（三日），侍御史汲人傅游艺帅关中百姓九百余人诣阙上表，请改国号曰周，赐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许；擢游艺为给事中。于是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合六万余人，俱上表如游艺所请，皇帝亦上表自请赐姓武氏……庚辰（七日），太后可皇帝及群臣之请。壬午（九日），御则天数，赦天下，以唐为周，改元。乙酉（十二日），上尊号曰圣神皇帝，以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②
————————
① 参见王国维：《唐写本大云经疏跋》，收入《观堂集林》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16—1018页。陈寅恪：《武曌与佛教》，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2分，1935年。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53—174页。林世田《〈大云经疏〉初步研究》，《文献》2002年第4期，收入氏著《敦煌遗书研究论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3—15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天授元年（690），第6467页。《旧唐书》的记载与《资治通鉴》可以互为补充：“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天授，大赦天下，赐酺七日。乙酉，加尊号曰圣神皇帝，降皇帝为皇嗣。丙戌，初立武氏七庙于神都。追尊神皇父赠太尉、太原王士彟为孝明皇帝……令史务滋等十人分道存抚天下。改内外官所佩鱼并作龟。”（第121页）
在这些政治活动中，武则天一定是后台总指挥。九月九日，武则天宣布建立周朝，改元天授。三天以后，接受了新的尊号“圣神皇帝”。原来的“圣母神皇”，如今改称“圣神皇帝”，不过一字之差。“母亲”的意义没有必要再强调了，过渡性称谓已经完成使命。皇，本来就可以理解为“皇帝”，现在不过更明确而已。称帝前后的两个尊号，存在着如此清晰地承继关系。由此可知，武则天发明的新尊号，从最初就不是单纯的称号游戏，而是完整周密的政治推进计划，是武则天“称帝运动”的重要一环①。从洛水出宝图接受第一尊号“圣母神皇”到称帝运动成功，接受“圣神皇帝”尊号，武则天的称帝运动如同行进在两个尊号之间，尊号的意义由此不可低估②。
第三节 尊号体现政治理念
武则天创造了尊号，丰富了皇帝制度。尊号是围绕最高权力持有人进行的，不管是皇太后还是皇帝。“皇帝”作为秦始皇以来确立的基本尊号受到绝对尊重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太后武则天的第一个尊号是“圣母神皇”，利用模糊方式靠近“皇帝”但还不敢直接
———————
① 武则天皇位冲顶的过程中，伴随着酷吏政治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可以看作是政治的两手动作。
② 为恭贺武则天称帝建立周朝，陈子昂奉上了一篇《上大周受命颂表》，其中写道：“臣草野愚陋，生长休明，亲逢圣人，又睹昌运，舜禹之政，河洛之图，悉皆目见，幸亦多矣。今者凤鸟来，赤雀至，庆云见，休气升，大周受命之珍符也。”又写《大周受命颂》四章并序，分别为《神凤章》《赤雀章》《庆云章》《甿颂章》，见《陈子昂集》卷七，徐鹏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61—165页。足见武则天“瑞石”等祥瑞是有正面价值的，尤其是陈子昂文章更能显示当时政治氛围，与武周政权之后的情况大相径庭。
使用“皇帝”。而一旦称帝，尊号立刻回归，毕竟“圣神皇帝”比“圣母神皇”更标准更正规。
尊号首先是新政治理念的表征。在“皇帝”尊号之前，再加新尊号，相当于对皇帝进行正面评价，同时也是新理念、新意识形态的一种强势表达。从政治行为观察，既是应对时局的一个措施，也是政治方向的宣导。武则天利用河图洛书经典制造天授政权的舆论，正式称帝之后改尊号为“圣神皇帝”，此后“圣神皇帝”就成为她皇帝尊号的基础，再有叠加或替换，但“圣神皇帝”一直未改。可见，武则天坚持自己的尊号以神圣为底色，这可以看作是她自己的基本定位。
从下表中，可以看到武则天尊号的变化历程，“圣神皇帝”部分一直是不变部分。
表13-1
圣母神皇 垂拱四年五月 《旧纪》，第119页。
圣神皇帝 天授元年九月 《旧纪》，第121页。
金轮圣神皇帝 长寿二年九月 《旧纪》，第123页。
越古金轮圣神皇帝 长寿三年五月 《旧纪》，第123页。
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 证圣元年春一月 《旧纪》，第124页。
天册金轮圣神皇帝 证圣元年九月 《旧纪》，第124页。
称帝之后，武则天第一次加尊号是长寿二年（693）九月，《旧唐书》记为“秋九月，上加金轮圣神皇帝号，大赦天下”。《资治通鉴》填补了日期，记载为“魏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请加尊号曰金轮圣神皇帝。乙未，太后御万象神宫，受尊号，赦天下。作金轮等七宝，每朝会，陈之殿庭”①。圣神皇帝是既有尊号，这次加尊号主要为“金轮”二字，这是佛教观念体现，意在附会武则天就是转轮王，人间将迎来幸福的菩萨道。学者研究，这是武则天佛教王权观的鲜明体现，而“金轮”概念作为武则天的尊号也一直稳定存在②。
新尊号使用不足一年，武则天又有了新尊号，长寿三年（694）“五月，上加尊号为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元为延载，大酺七日”③。《资治通鉴》记载比较详细：“五月，魏王承嗣等二万六千余人上尊号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甲午，御则天门楼受尊号，赦天下，改元。”④显然，“越古”是新增内容。关于武则天的新尊号，当时应该有重头文献予以解释，不过至今已经太少留存，有证据功能的文献大概非李峤所写《为杭州崔使君贺加尊号表》一文莫属。文中对武则天自然是百般歌功颂德，其中有：“可使尧舜拥彗，禹汤扶毂；踰贤劫而首唱，邈梵天而高视；岂登三咸五，迈古超今而已哉！”⑤越古，当有迈古越今之意。在李峤的文字中，尧舜等古代圣王都要为武则天清道，大禹商汤都要为武则天扶车，三皇
————————
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五，第6492页。
② 参见孙英刚：《武则天的七宝——佛教转轮王的图像、符号及其政治意涵》，《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2期，第43—53页。
③《旧唐书》卷六，第123页。
④《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延载元年（694），第6494页。《资治通鉴》日期记载，与《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本纪》相同，第94页。
⑤ 李峤：《为杭州崔使君贺加尊号表》，《全唐文》卷二四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454页。
五帝等都被武则天超越，所以是“越古”。
转年，“证圣元年（695）春一月，上加尊号曰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元”①。《新唐书》记载为：“天册万岁元年正月辛巳，加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改元，赐酺九日。”②慈氏是弥勒菩萨的别称，与金轮含义似有重复论证的问题。当然，如今已经成谜，因为三个月之后，武则天去掉“慈氏越古”之号，又回到“金轮圣神皇帝”尊号上。再过七个月，武则天加号“天册金轮圣神皇帝”③。没有资料证明女皇为什么去掉“慈氏越古”④。
观察武则天的所加尊号，强调君权天授，这是传统儒家的重要政治观念。武则天从河图洛书故事中引申出来的宣传内容，都根植于中国传统，用《白虎通》的语言表述就是“所以表功明德，号令臣下者也”⑤。武则天的“天册”与此前的天授，含义有一致性。强调政治的神秘主义，这可以看作是帝王的共性。第二层面的含义，强调佛教观念，武则天十分突出。李唐宣扬道教，武周取而代之，没有理由再利用道教，选择佛教作为舆论工具，有必然性。金轮、慈氏的佛教性很明显。“越古”是传统帝王功勋卓著的表达，业绩超
————————
①《旧唐书》卷六，第124页。
②《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本纪》，第95页。这是公元695年，先改元为证圣，九月再改元为天册。
③《旧唐书》卷六，第124页。关于新的尊号，《新唐书》与《旧唐书》一致，而《资治通鉴》记载不同为“天册金轮大圣皇帝”（第6503页）。考察《全唐文》中李峤、崔融、张说等人的表文，《资治通鉴》所记应误。
④ 武则天类似行为不是第一次，称帝之后不久，武则天下令“改州为郡”，有人说“陛下始革命而废州，不祥”，武则天立刻追止。所谓废州不祥，当是州周二字同音之故。见《资治通鉴》卷二〇四，第6468页。但“慈氏越古”为何废止，不明。
⑤ 班固著、陈立疏证：《白虎通疏证》卷二《号•皇帝王之号》，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3页。
越古今帝王的夸大之词，在皇帝的赞颂中已经很常见，加入尊号，也是最基本的内容。用皇帝尊号的方式表达某种政治理念，方式有所创新，可以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新政治现象①。如果说，以往的皇帝制度中，展现类似观念主要通过年号来进行的话，那么尊号则是年号之外的新形式。以武则天的例证来看，伴随着新尊号的接受，也可能同时改元。如此，则具有多重政治理念表达的意味。
为皇帝加尊号，不断累积，不断添加，最后尊号越加越长，以玄宗为最。唐代皇帝的尊号故事，到玄宗也进入巅峰状态。此后皇帝，多把加尊号当作一种政治传统对待，加上时局每况愈下，尊号之制处于一种维持状态而已②。但是，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加尊号是武则天发明的，并且影响了中国古代后半期。作为太后的武则天，利用加尊号向皇帝宝座靠近，方法隐蔽而高明，最终她获得成功。此后，皇帝加尊号成为唐朝的政治传统，在武则天身后很久依然延绵不绝。
武则天在加尊号过程中，不断地利用佛教因素，当然也不仅仅是佛教因素。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唐朝是重要时期。从武则天的政治行为看，佛教在中国的政治化进程也在推进。武则天对佛教的利用是事实，在唐朝的政治人物中也是很显著的，但是不能夸大这种利用，当时的所有意识形态因素，都成了武则天手中的工具，佛教仅居其一。
————————
① 讨论皇帝尊号的论文中，涉及这个议题者较少，刘泽华、侯东阳：《论帝王尊号的政治文化意义》是有代表性的研究，《学术月刊》1993年11期，第63—68、31页。
②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局面每况愈下，皇帝地域尊号之制以维持为主，热情不比以往。肃宗上元二年（761）九月宣布取消一切尊号，只保留“皇帝”称号。
第十四章
武则天的舆论营造
武则天称帝，利用佛教《大云经》制造舆论，特别经过陈寅恪先生《武曌与佛教》一文揭示之后，已为学界所熟知。其中，《武曌与佛教符谶之关系》一节，开篇即举例证明“儒家经典不许妇人与闻国政”，然后总结说：“武曌以女身而为帝王，开中国政治上未有之创局。如欲证明其特殊地位之合理，决不能于儒家经典求之。此武曌革唐为周，所以不得不假托佛教符谶之故也。”武则天称帝与佛教，由此成为重要课题。武则天利用佛教，这里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其一，佛教是否在为武则天称帝制造舆论；其二，为武则天制造舆论的主要是佛教还是中国传统意识形态？
武则天称帝是中古时期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在武周建立的过程中，因为皇帝是女性，这就需要面对传统的偏向男性的意识形态问题。利用佛教确实是武则天舆论营造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就总体
——————
① 陈寅恪：《武曌与佛教》，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二分，1935年。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53—174页。
而言，武则天利用的还是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相关的佛教内容是在纳入中国特有的政治语言系统后被使用的。比如，她充分利用“母亲”的特别概念，突破了男尊女卑的理论。当然，就武则天称帝而言，舆论营造仅仅属于缘饰功能，最重要的还是中央权力的掌控。
第一节 武则天与佛教
武则天利用佛教，主要证据是《大云经》及其注疏。对此，传世文献记载比较分明。《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载初元年（689）：“秋七月……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①《通鉴》天授元年（690）七月：“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制颁于天下。”②
在传世文献中，《旧唐书•薛怀义传》记载此事最为明细。薛怀义作为武则天的情人，为了出入禁中方便，令他剃度为僧，还特别为他修筑白马寺。他成了“僧人”之后，“自是，与洛阳大德法明、处一、惠俨、稜行、感德、感知、静轨、宣政等在内道场念诵”。“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怀义与法明等九人并封县公，赐物有差，皆赐紫袈娑、银龟袋。其伪《大云经》颁于天
————————
① 《旧唐书》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1页。《新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记载简单，“七月辛巳……颁《大云经》于天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