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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1页。记载武则天尊号几乎都是这个句式，一定使用“加”字。
② 《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第171页。
③ 《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本纪》，第590页。在表达皇帝“加尊号”含义时，史书的另一写法是群臣“上尊号”，与“加尊号”含义相同。
号，到上元二年（761）九月，忽然下令“去尊号，但称皇帝”，返璞归真①。而“去”与“加”正是方向相反的两个动词。重视这个“加尊号”的含义，在讨论“尊号”定义的时候，便容易理解“皇帝”这个基本尊号与所加尊号的不同②。
《册府元龟》在皇帝的“尊号”门下，记述这些内容，要表达凡这些都是皇帝“尊号”的前史。这些罕见的名号改动，自身不成系统，也缺乏连续性，后来的尊号，并没有受到影响。因此，不能以此证明“尊号”的成立时间③。皇帝加尊号，是一种政治行为，并形成了一套制度规范，所以从尊号制度角度理解“尊号”成立史是比较适当的。同时，尊号制度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④。
总之，尊号属于皇帝制度，以皇帝为对象，但不包括“皇帝”这个基本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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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二，上元二年（761），第7116页。
② 有些学者认为尊号问题应该从秦始皇的“皇帝”尊号开始计算，应该是没有注意基本尊号与新加尊号的区别，而唐朝以后的所谓尊号，特指新加尊号部分。参见史苏苑：《庙号、谥号、尊号考述》，《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第114—117页。邸永君：《庙号、谥号、尊号及年号考述》，《寻根》2008年第4期，第48—55页。
③ 范祖禹《唐鉴》“玄宗”条，“臣祖禹曰：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岂其德不足欤？名号一而已矣。及秦兼皇帝之号，固已僭矣。后世因而不改，以为法后王也。汉哀帝惑于妖谶，始有陈圣刘太平之号，周宣骄恣，自称天元，高宗称天皇，武后称天后，尊号之兴，盖本于此。开天之际，主骄臣谀遂著，以为故事。使其臣子生而加谥于君父，岂不悖哉！”范祖禹对于尊号的说法很宽泛，愤慨溢于言表，对于尊号的研究，其实没有提供有价值的判断。见《唐鉴》卷五《玄宗下》，开元二十九年（741），白林鹏、陆三强点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
④ 张志云：《古代尊号制度起始年代考辨》（《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5期，第83—89页），在强调尊号的制度性时，富有建设性，但以北周皇太后的尊号册封为尊号制度之始，则不无遗憾。毕竟，在当时的制度下，皇太后多是附属性尊号。
第二节 武则天的政治发明
即使承认唐朝是皇帝尊号的创立时代，具体而言，并非没有争议。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专门讨论过“尊号”，认为“则天以女主临朝，苟顺臣子一时之请，受尊崇之号，自后因为故事”①。与封演大约同时的陆贽，曾同德宗讨论尊号问题，认为“尊号之称，本非古制”②。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中，很简明地指出：“尊号起于唐，中宗称应天神龙皇帝，后明皇称开元神武皇帝，自后率如之。”③究竟是武后，还是中宗？司马光的观点综合一些，他认为：“尊号起唐武后、中宗之世，遂为故事。”④后来的清代历史学家王鸣盛同样认为，“生上尊号，固起于唐，前世未有”⑤，显得比较笼统了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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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封演著、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四“尊号”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6页。
②陆贽认为“人主轻重，不在自称，崇其号无补于微猷，损其名不伤其美德”，德宗后来多次拒绝尊号，应是受到陆贽的巨大影响（《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第3792页）。
③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页。
④《宋史》卷一一一《礼志》第一三《嘉礼一》：“熙宁元年（1068），宰臣曾公亮等上表请加尊号，诏不允。先是，翰林学士司马光言：‘尊号起唐武后、中宗之世，遂为故事。’”当时司马光为翰林学士，支持神宗不接受加尊号的举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642页。
⑤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卷七六《尊号谥法庙号陵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89—1091页。
⑥更广义地讨论尊号的来源，罗新认为唐代的皇帝尊号制度根本上渊源于内亚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唐代皇帝的尊号的直接来源，则是突厥族的可汗号制度”。见作者《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初刊于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收入氏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5—237页。
武则天的历史创造是公认的，而尊号之制正在其列。武则天的第一个尊号，是“圣母神皇”，时间是垂拱四年（688）五月。此时的武则天还是皇太后，但此事对于她登上女皇宝座，意义重大。《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有记载，但《资治通鉴》的记述更加详细，其辞为：
武承嗣使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末紫石杂药物填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之，称获之于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宝图”，擢同泰为游击将军。五月，戊辰，诏当亲拜洛，受“宝图”；有事南郊，先谢昊天；礼毕，御明堂，朝群臣。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①
武承嗣是武则天的侄子，当时官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②。洛水出现了白石，因为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被武则天命名为“宝图”，这就是祥瑞出的大事，而负责祥瑞事务的就是礼部③。指出这个故事的实际操纵者为武承嗣，一定是在武则天的武周政权完结之后，这样比较接近事实真相。这么隐秘的政治行为，武则天只能依靠自己信任的人去完成。武承嗣自认为对武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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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448页。又见《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9页。《资治通鉴》给出更具体时间，所以这里引用《资治通鉴》，以《旧唐书》为参考。
②武承嗣在嗣圣元年“闰五月，礼部尚书武承嗣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第116页）。
③参见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员外郎”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14—115页。
立功甚多，后来曾希望成为武周帝业的继承人，都有缘由的①。
洛水出瑞石，《旧唐书》记作“四月”，《资治通鉴》记为四月“庚午”②。五月戊辰为十一日，武则天下诏亲拜，证明获得武则天高度确认。此后的行动，都是瑞石牵引出来的，有事南郊，祭祀上天，表达对上天的感恩。御明堂，命群臣集合神都，也都为同一事件。乙亥为十八日，正式接受“加尊号”为“圣母神皇”。
事件还没有结束。六月，“壬寅（十六日），作神皇三玺”。《资治通鉴》继续记载：
秋，七月，丁巳（一日），赦天下。更命“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封其神为显圣侯，加特进，禁渔钓，祭祀比四渎。名图所出曰“圣图泉”，泉侧置永昌县。又改嵩山为神岳，封其神为天中王，拜太师、使持节、神岳大都督，禁刍牧。又以先于汜水得瑞石，改汜水为广武。
〔十二月〕己酉（二十五日），太后拜洛受图，皇帝、皇太子皆从，内外文武百官、蛮夷酋长各依方叙立，珍禽、奇兽、杂宝列于坛前，文物卤簿之盛，唐兴以来未之有也。③
用如此漫长的时间完成这件事，应该不是武则天原有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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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孟宪实：《武周魏王武承嗣事迹》，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纪念西安碑林930周年华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8年，第192—201页。
②四月无庚午，五月有庚午，为十三日。如果十一日戊辰武则天下诏亲拜瑞石，则不可能后两日才献瑞石。《新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记载为，“五月庚申，得‘宝图’于洛水”。吴玉贵《资治通鉴疑年录》存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20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〇四，第6448、6449、6454页。
八月份发生琅琊王李冲等唐皇室诸王起兵反武事，军事镇压之后还有政治肃清，到十二月才算完成，这才继续已经耽搁一些时日的“拜洛受图”仪式。皇帝、太子、百官还有诸酋长都参与盛会，其规模巨大、仪式隆重都令人印象深刻，所以史书才会记载“唐兴以来未之有也”。
很显然，武则天对于“圣母神皇”尊号十分重视。只有来自最高政治层面的组织动员，才会有如此盛大的政治行为。此时，武则天在高宗去世之后独掌大权已经四年多，在经历了废中宗、扬州事变、杀裴炎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后，武则天掌控最高权力已经稳如泰山。武则天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有高宗遗诏的嘱托，是合法的权力存在①。何况，皇帝制度下一直存在太后称制的政治安排，是一个悠久的政治传统②。
圣母神皇尊号，代表着武则天冲击新政治高度的开始。在此之前，包括扬州事变，在揭发武则天政治野心的时候，都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
“圣母神皇”，可以分为两层含义理解：一是“圣母”，二是“神皇”。武则天是皇太后，当今皇帝睿宗的母亲，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描述这层关系就是“圣母”，说皇帝的母亲是神圣的母亲，无可厚非。强调母亲的重要意义，无论在孝道的立场上，还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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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孟宪实：《论武则天的太后称制》，《南开史学》2019年第1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74—94页。高宗生前，为身后事颇费思量，设计了多种办法，最终还是委托给武则天。
② 参见祝总斌：《古代皇太后“称制”制度存在、延续的基本原因》，原载《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收入作者《材不材斋史学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49—563页。
的立场上，理据充分。何况，从武则天的角度看，这也有很好的舆论铺垫。高宗上元十二月，武则天提出“建言十二事”，其中一条是“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①。学界公认这是在为母亲争取孝道的权力。“圣母临人，永昌帝业”，这是来自上天的指点，皇帝母亲亲自领导人民，唐朝的帝业一定会永远昌盛。瑞石出于洛水，而洛水向来就是神水，“河图洛书”是经典故事。现在，经典再次上演，洛水再次表达上苍对人间的关注，给予武则天几年来统治唐朝以充分肯定。武则天郑重其事，予以隆重接受。
天意不仅表达了对武则天的现实肯定，还对未来表达了清晰的方向指引。“永昌帝业”，可以理解为唐朝的帝业永远昌盛，但是，如果理解为武则天圣母的帝业永昌，也不存在逻辑障碍。于是，武则天的尊号中出现了“神皇”二字。如果说“圣母”有表达武则天与睿宗皇帝实际关系的方面，那么“神皇”是什么含义？不可能再用伦理关系说明“神皇”。神，继续表达天意。神皇，不是皇帝，但类似皇帝、接近皇帝，也可以理解为皇帝的另一种表达。但是，“神皇”毕竟不是“皇帝”，依然存在模糊空间，可以保证武则天进退有余。七月，武则天宣布“宝图”为“天授圣图”，政治含义变得更加清晰。“宝图”可以有任何正面意义，但是“天授”一词，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只有政权天授一个解释版本。
武则天的新尊号，具体象征了她的政治新方向。不用说，朝廷中的众臣已经顺从习惯，全面配合行动。琅琊王李冲等李唐皇室成员的反抗姗姗来迟，混乱而笨拙，但毕竟表达了反抗的意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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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唐书》卷七六《则天武皇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477页。
而，这些政治戏码，对于基层社会而言，遥远、神秘、完全无感。敦煌出土一件地方政府的官方文件：《沙州都督府图经》，其中记录了垂拱四年（688）发生在敦煌的一件具有政治意义的事，其文如下：
野谷：右唐圣神皇帝垂拱四年，野谷生于武兴川，其苗高二尺已上，四散似蓬，其子如葵子，色黄赤，似葵子，肥而有脂，炒之作麨，甘而不热，收得数百石，以充军粮。①
这条文献题为“野谷”，记入祥瑞类别中，属于敦煌上报的“廿祥瑞”之一。地方政府及时向中央报告祥瑞，这是当时的制度规定，非本文所论。我们关心的是对武则天的写法：“唐圣神皇帝垂拱四年。”在这个时间点上，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武则天的尊号在天授元年（690）改为“圣神皇帝”，但垂拱四年（688）只能叫“圣母神皇”。垂拱四年（688），虽然是武则天掌权，但天下还是李唐，李唐没有一位“圣神皇帝”。所以敦煌地方政府的写法，造成了历史书写的混乱，而这种混乱是因为混淆了“圣母神皇”与“圣神皇帝”的差别。从垂拱四年（688）这个时间点上看，这种名称的混乱，正是武则天希望的。她的政治探索，正一步步走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