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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贤之后，李显成为新太子。李贤被废的时间，是调露二年（680）八月二十二日（甲子），“甲子，废皇太子贤为庶人，幽于别所”。“乙丑，立英王哲为皇太子。改调露二年为永隆元年，赦天下，大酺三日。”④旧太子出问题，只能确立新的太子，对于高宗与武则天而言，这种政治的不稳定，自然不是期望中事，但希望新太子能够担起大任，这应属一般正常心理⑤。李贤官属，除了确有问题者，“其余官僚，上皆释其罪，使复位，左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拜恩，右庶子李义琰独引咎涕泣，事论美之”⑥。且不论具体官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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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二，第6397页。前文，见《通鉴》同卷，第6390页。
②《新唐书》卷二〇四《明崇俨传》，第5806页。
③ 对于李贤的问题，武则天最多属于严母，不能认为是幕后黑手，对此黄约瑟先生早有论证，参见《试论武则天临朝称制》，《武则天与文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5—74页。
④ 《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第106页。《新唐书》《资治通鉴》所记时间相同。
⑤ 旧史学习惯把武则天描述为不断残害太子，为自己称帝开辟道路，扫清障碍，这在逻辑上不通，从郝处俊的说法中能够看到当时政治的基本逻辑。可惜，至今仍有人支持这种旧史学观点。
⑥《资治通鉴》卷二〇二，第6398页。
反应，就皇帝而言，这个安排是希望维持政治的稳定性。
作为太子的李哲（曾名李显，后来又恢复旧名），在东宫的四年看起来平安无事，直到高宗去世，顺利继承皇位，他便是唐中宗。那么，唐高宗和武则天，对于新太子李哲，到底有什么看法呢？史书很少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太平无事只是表面现象。其实，高宗和武则天，对于新太子的不满意是存在的，有一件事很少见到分析，其实与此大有关系，这就是立“太孙”事。
永淳元年（682）二月，皇孙重照满月，三月戊午（二十五日），高宗宣布立重照为皇太孙。比较各种记载，《唐会要》的一条记载最为详细，内容如下：
永淳元年三月十五日，立皇孙重照为皇太孙。将置府寮，上召吏部侍郎裴敬寻、郎中王方庆问：“今立太孙，前代故事如何？”方庆进曰：“臣按《周礼》有嫡孙，汉、魏以来，皇太子在，亦不立太孙，但封王耳。晋太康元年，立愍怀太子第二子临淮王臧为皇太孙。永宁元年，立愍怀太子第三子襄阳王尚为皇太孙，官属即转为太孙官属。齐永明十年，立文惠太子长子南郡王昭业为皇太孙，使居东宫。今皇太子在而立太孙，旁求载籍，未有前例。”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对曰：“可。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苟不失上下之序，亏政理之道，亦何事而不可。《诗》曰：‘贻厥孙谋，以燕翼子。’《礼》曰：‘君子抱孙不抱子，孙可以为王父尸。’以其昭穆同也。今陛下肇建皇孙，创斯盛典，所以彰子孙千载之盛，福祚灵长之应也。”上悦，使方庆详求典故，官属员品，乃奏太孙府置师傅及文学、祭酒，及左右长史、东西曹掾、主簿管记司录以下六曹从事等官，各加王府一级。上后颇以为疑，竟不补授而止也。①
有太子而另立皇太孙，虽然历史能够提供先例，理论上也不无说辞，但太孙之立毕竟是提前布置皇太子的接班人。这既可以认为是为了确保政治发展的有序性，也可以认为是对太子的不满。立皇太孙的办法，其实并不能弥补太子的问题，不仅因为皇太孙年在襁褓，未来发展存在多种可能性，而且今上一旦不在，皇太孙的问题还得交给如今的太子处置。或者唐高宗有这种顾虑，或者另有计划，一度坚持“自我作古”的皇帝后来并没有设置皇太孙的府官，等同于这个皇太孙的计划只完成了部分设计。黄约瑟先生曾经仔细研究太子李哲（李显）太子时期的问题，为皇帝皇后不信任太子，增添了新的证据②。皇太孙的计划没有坚持下去，应该是皇帝皇后又有了新的计划。确切地说，新的计划其实是最初计划的回归，即在未来的政治体制中，让武则天担任核心角色。皇太孙事件的第二年，就有了唐高宗的改元弘道赦以及高宗遗诏，武则天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成了最终方案。
到底如何应对高宗之后的局面呢？这即是本章开篇讨论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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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会要》卷四《皇太孙》，第56页。
② 根据《旧唐书•薛元超传》，李哲（李显）为太子后，薛元超在永隆二年（681）出任中书令和太子左庶子，高宗幸东都，太子在京师监国，而薛元超“数上疏谏太子，高宗知而称善，遣使慰谕，赐物百段”。黄约瑟仔细分析薛元超的谏书，认为李哲存在多方面的问题，有“反叛性格”，太子的行为，“引致父亲甚至母亲没法放心让他治国”，参见上引黄约瑟《试论武则天临朝称制》一文。
题，在高宗的积极努力下，临终之前，终于安排好武则天的太后称制。用改元赦，表彰武则天的政治能力，用遗诏规定武则天合法的摄政权力。对于高宗的临终安排，裴炎等大臣积极执行，但中宗不无反抗，从而导致他被废，武则天名正言顺地临朝称制。
从上元元年（674）武则天提出“建言十二事”，到高宗临终前的遗诏，都是围绕高宗之后的最高权力问题展开的，其中武则天扮演着关键角色。但是，最初的天后摄政计划与后来的太后临朝称制，虽然异曲同工，但中间确实经过了不断的变化。李弘死、李贤废、李哲不争气，这一连串的问题导致高宗不得不把一度放弃的武则天摄政计划再次提上日程，并最终获得落实。这绝不是武则天的称帝阴谋在发挥动力作用，而是接班人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未来政治又不能不做认真策划。不断的计划与调整，最终只能赋予武则天以巨大的权力，这不是一个清晰目标的达成，而是一个不断探索、选择和妥协的结果。合法的太后临朝称制，成了女皇道路的关键基础，这个后果恐怕连武则天都不会提前想到，而这恰恰符合历史的神秘定律。
第十三章
武则天从加尊号到称帝
武则天以皇太后身份称帝，成为古代中国唯一的女皇。研究武则天，有学者认为武则天的政治野心起源甚早，在初入宫时已经显露野心。作为皇后的武则天，追求最高权力的形迹多有留存，论者亦多。然而认真辨析，证据似有还无，并不确凿。武则天是以皇太后身份登上皇帝宝座的，即使如此，也历经探索，并非一蹴而就。最重要的探索证据，就是加尊号为“圣母神皇”。此后，不仅顺利称帝，还创造了一种“加尊号”的政治文化。
“皇帝”是皇帝独享的尊号，从皇帝制度创立以来，这个尊号就存在。高宗去世之后，武则天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废中宗、杀裴炎，平定扬州事变，大权独揽。当时的唐朝，睿宗虽然不执政，但皇帝名号尚在。太后武则天如何称帝？变太后为皇帝，这是关键一步。武则天不是径直称帝，而是进行了谨慎的探索，这就是“圣母神皇”尊号的意义。围绕这个太后的新尊号，朝廷推出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政治社会受到了震动，直接引发了劝进运动。武则天顺利称帝。此后，武则天经常运用“加尊号”为自己的政治理念宣传，并把“加尊号”与大赦等联系起来。从此以后，“加尊号”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为后来的皇帝所继承。如今，举凡古代皇帝制度，加尊号与皇帝的帝号、庙号、年号、谥号等相提并论，成为皇帝制度的有机组成。“加尊号”是武则天作古，是女皇留给皇帝制度的一个重要发明。
第一节 皇帝的两种尊号
“皇帝”作为尊号使用，具有独占性，非皇帝身份的人无权使用这个尊号。因为“皇帝”尊号的至上性，围绕这个尊号，形成了一个尊号系统，如皇后、皇太子、皇太后，等等，但皆以“皇帝”为核心①。对比可知，“皇帝”是其他尊号之根，其他尊号都具有附属性。皇帝的尊号属于皇帝制度一部分，始于秦始皇，这是众所周知、毫无疑问的。在尊号讨论的文章中，不少人从“皇帝”之称讨论开始，认为尊号也从始皇帝始。“皇帝”作为至高尊号的使用，为历代皇帝所继承，如果从尊号系统的视角看，这是基本尊号。本文讨论的“尊号”，不是“皇帝”这个基本尊号，而是以“皇帝”为基础的新加尊号。而这个新的尊号之制，是从唐代开始的。
最初讨论皇帝的尊号，有从秦始皇曾被推荐使用“泰皇”尊号的例证开始。《史记•始皇帝本纪》，天下统一之后，朝廷讨论最高领导人的“尊号”，李斯等大臣确实推荐的是“泰皇”，但最后始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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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皇后”也是尊号，但属于“皇帝”的附属性称谓。《资治通鉴》有这样的记载，废王立武之后：“故后王氏、故淑妃萧氏，并囚于别院，上尝念之，间行至其所，见其室封闭极密，惟窍壁以通食器，恻然伤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对曰：‘妾等得罪为宫婢，何得更有尊称！’”卷二〇〇，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94页。
亲自确定为“皇帝”①。皇帝制度从此正式确立，国家最高领导人称“皇帝”，这是皇帝的尊号。此后，这个最高的尊号基本上相沿未改。对此，《册府元龟》有段总结性文字：“古者盛德之君，若九皇、五帝，皆典籍之所述也。夏商而下，降号称王。秦并天下，始兼三五而建号，然后尊极之名著矣。历代而下，遵而不易。时或因革，理非沿袭，踵事增华，其流弥盛。”②“皇帝”这个尊号，是三皇五帝之后“尊极之名”，后来主流是“遵而不易”，但也有“时或因革”，或者“踵事增华”的情形。“时或因革”是很个别的情况，但“踵事增华”即锦上添花这种情况，反而系统而连续，影响巨大，即所谓“其流弥盛”。
所谓“时或因革”的例证并不多，共有五位皇帝。汉哀帝听信转运说，认为改个名号“陈圣刘太平皇帝”，就能代替西汉运转，成为一个历史笑话③。北魏献文帝的情况是自己放弃皇位，但还不想放弃国家管理权，于是大臣们上奏：“汉高祖既称皇帝，尊其父为太上皇，明不统天下。今皇帝幼冲，万机大政犹宜陛下总之，谨上尊号太上皇帝。”大臣们的意思是，如果叫“太上皇”就跟汉高祖刘邦的父亲一样了，“明不统天下”。现在的情况是，皇帝年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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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标点修订本，2013年，第300页。
② 《册府元龟》卷一六《帝王部•尊号》序，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69页。《册府元龟》两卷一六、一七是《帝王部•尊号》，收集北宋以前的尊号资料，最后一位是后周太祖。
③ 《汉书》卷一一《哀帝纪》建平二年六月记载：“侍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诏曰：‘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两个月之后，又宣布罢废。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40页。
国家还需要陛下，所以上尊号为“太上皇帝”，依旧管理国家。所以，这个“太上皇帝”就是“皇帝的皇帝”，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可以看作是别出心裁的政治游戏①。
喜欢搞游戏的皇帝还有北周闵帝，他接受西魏的“禅让”，即“天王位”，用“天王”取代“皇帝”。到明帝三年（559）八月，“时崔猷为御史中大夫，以为世有浇淳，故帝王因以沿革。今天子称王，不足以威天下，请遵秦、汉，称皇帝，建年号。朝议从之”。折腾的结果，又回到皇帝称号之中。北周宣帝也是一个爱折腾的皇帝。“大象元年，自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当然没过多久，北周就被隋文帝取代了，包括皇帝称号在内一切重回正轨。到唐朝，唐高宗也喜欢在名称上搞名堂，曾经把所有的官名改一遍，过几年再改回去。“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称。”②这也是对皇帝尊号的更改，与后来的“加尊号”不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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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魏献文帝传位太子，自称“太上皇帝”之事，历史背景比较模糊，《魏书•天象志》有个说法是“迫于太后，传于太子”。北京：中华书局标点修订本，2017年，第2633页。但成为“太上皇帝”之后，他依然大权在握是事实。王夫之认为这是他保护太子的一个动作，见《读通鉴论》卷一五《明帝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1页。
② 以上资料，集中在《册府元龟》卷一六《帝王部•尊号》，第170页。全部事迹，《册府元龟》用纸不足半页。高宗称天皇，皇后称天后，他们自己的解释是避先帝、先后。但研究者有人强调武则天的作用。
③皇帝的两个尊号不同，但多有研究者不予区分。最近吴丽娱先生著文《皇帝独尊时代的典礼——以皇帝加尊号礼为中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刊》第1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75—112页），把唐太宗的“天可汗”和高宗的“天皇、天后”都称作加尊号。高宗、武则天之称上文已经涉及，皇帝的基本尊号和加尊号是不同的。“天可汗”的观点来自罗新论文《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唐研究》第10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3—295页），是很特殊的一种情况。唐太宗的“天可汗”尊号，只用于“西北诸蕃”，无论是来源还是应用，都不是广泛的。
举证这些事例，可见围绕“皇帝”这个“尊号”进行变动的确有其人，但唯此五人，是个别行为。能够明确的是，所谓尊号，特指皇帝的称号，即使稍微扩大一点，也是最高领导人的称号。如汉高祖父亲被称作“太上皇”，虽然也叫“尊号”，因为并不掌权，与本文讨论的对象不同。而北魏献文帝的“太上皇帝”则属于本文的范围之内，因为同时虽然另有皇帝，但大权在这位“太上皇帝”手中。附属性的尊号也应排除在外，比如唐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有人强调武则天的作用，其实，“天后”是附属性称谓，不具有单独尊贵的含义。从这个原则来看，皇太后的各种尊号，也在此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