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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所载高宗驾崩当天，“是夜，召裴炎入，受遗诏辅政”。所以，裴炎在这个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相当于高宗遗诏执行人。“庚申，裴炎奏太子未即位，未应宣敕，有要速处分，望宣天后令于中书、门下施行”②。庚申是七日，即高宗驾崩第三天，裴炎的上奏显然不是上奏给中宗的，只能是上奏太后武则天，他认为现在中宗尚未即位，没有资格“宣敕”，即最高命令。那么需要最高命令怎么办？他的建议是“宣天后令”，即武则天的命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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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帝王•遗诏》上，第67—68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第6416页。
此，武则天就成为这个时期合法的最高领导人，时间虽然短暂，但意义不能忽略。《旧唐书》的记载是，在高宗驾崩当天，“既将篡夺，是日自临朝称制”①，十分急不可耐的样子。其实，裴炎所奏已经解决了最高权力可能出现的真空问题，武则天没有必要急于称制。《新唐书》记载武则天临朝称制的时间是在中宗即位仪式之后：“甲子，皇太子即皇帝位，尊后为太后，临朝称制。”②《通鉴》也在这个时间点上记述“甲子，中宗即位，尊天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③。因为有唐高宗的权威安排，武则天合法地获得最高权力，其至上地位毋庸置疑。
新皇帝即位了，但在皇帝之上，还有一位太后临朝称制。如果以裴炎代表宰相执政团队的话，那么唐高宗的这个旨意也获得了极大的尊重和执行。通常，研究者常常会忽视武则天获得高宗授权这个环节，如同《旧唐书》一样，过于强调武则天的野心方面。那么，唐高宗为什么会给武则天如此授权呢？显然，这是值得追究的问题。相对于皇后时期的政治基础，唐高宗最后时刻为武则天授权，才是武则天后来政治发展的保障。
唐高宗用《遗诏》的方式，确立了武则天在未来政治中的地位。那么，这个决定是高宗一时的感情冲动还是早有计划呢？我们需要回顾此前的一个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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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第116页。
② 《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2页。《资治通鉴》记载相同。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第6414页。
第二节 天后摄政计划
高宗希望武则天未来多承担政治领导责任，从现在所知的资料看，这并非是高宗去世前夕的一时之念。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上元二年（675）“天后摄政”问题的提出。《旧唐书》记载此事很简略，其文为：
三月丁未，日色如赭。丁巳，天后亲蚕于邙山之阳。时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天后。自诛上官仪后，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帝欲下诏令天后摄国政，中书侍郎郝处俊谏止之。①
如此叙述，把武则天的权势增长置于唐高宗完全无能的背景下。有关上官仪故事，作者另有讨论②。其中“二圣”概念的妙用，很生动地解释了高宗要武则天“摄国政”的缘由，事实并不准确③。高宗希望在自己病重期间，由天后武则天“摄国政”，这是一个明确无误的重大政治议题。《旧唐书》这里强调郝处俊的反对立场，最后高宗放弃。其实，阻拦这个提议的不仅有郝处俊，其实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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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第100页。
② 《上官仪研究三题》，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二十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209—228页。
③ 有关“二圣”之说，作者有批判性讨论，见《论高宗、武则天并称“二圣”事》，《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2期（总第102期），第137—156页；《高宗、武则天并称“二圣”问题申论》，《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1期，第51—64页。
有李义琰。《资治通鉴》就增加了李义琰的内容，其文如下：
上苦风眩甚，议使天后摄知国政。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中书侍郎昌乐李义琰曰：“处俊之言至忠，陛下宜听之。”上乃止。①
《通鉴》记此事于“三月，丁巳，天后祀先蚕于邙山之阳，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之后，确定无疑是上元二年（675）三月发生的事情。在强调武则天权势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各个史书叙述方法各有不同。相对于《旧唐书》的清晰明白，此处的《通鉴》似乎仅仅强调了高宗因病而议皇后摄政，因遭到了郝处俊、李义琰的反对而中止。
史书很强调郝处俊的观点与态度，《唐会要》的记载更仔细，内容如下：
仪凤元年四月，上以风疹欲下诏令天后摄理国政，与宰臣议之。中书令郝处俊曰：“臣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外内和顺，国家以治。’然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不相夺也。若失其序，上则谪见于天，下则祸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少主，尚不许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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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三，第6375—6376页。
后临朝，所以追鉴成败，杜其萌也。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慎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且旷古以来，未有此事，伏乞特垂详审。”中书侍郎李义琰曰：“处俊所引经典，其言至忠，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①
看来，反对天后摄政提议的是中书省的官员，即郝处俊和李义琰，参与讨论的并不是全体宰相，虽然这里的记载是“与宰臣议之”。就当时的职位而言，郝处俊是中书侍郎，同三品，虽不是中书令，但属于宰臣。郝处俊被任命为中书令，是在当年的八月①。李义琰也是中书侍郎，到了第二年四月，正式成为宰相③。所以，讨论天后摄政的时候，郝处俊和李义琰都是中书侍郎，而郝处俊已经是宰相。所以《会要》这里说与“宰臣”商议，也不算错误。
唐高宗为何提出让天后摄政，比较而言，《册府元龟》的一处记载更有价值：“上元二年三月，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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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会要》卷五一《识量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41页。《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事在三月十三日皇后亲蚕之后。《通鉴》卷二〇二上元二年（675）与之同。《唐会要》记为四月，应误。《册府元龟》的一个记载，内容基本相同：“郝处俊，为中书令。高宗欲下诏令太后摄知国政，与宰相议之，处俊曰：‘臣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外内和顺，国家以理。’然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不相夺也。若失其序，上则谪见于天，下则祸成于人。昔魏文帝着令，虽有少主，尚不许皇后临朝，所以追鉴成败，杜其萌也。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且旷古以来，未有此事，伏乞特垂详审’。中书侍郎李义琰为申：‘处俊所引经典，其言至忠，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由是遂止。”见《册府元龟》卷三一七《宰辅部•正直第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3584页。
②《旧唐书》卷五，第100页。
③《旧唐书》卷五，第101页。
后。自诛上官仪之后，帝每视朝，皇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帝欲下诏，令皇后摄国政，中书侍郎郝处俊谏止之。”①皇帝原本是希望中书省直接草诏，因为自己身体原因，让天后武则天摄政。但是，这个议题在中书省就遭遇了挫折，两个副长官郝处俊和李义琰都不赞成，皇帝只好作罢。其实，就算中书省同意草诏，还有门下省审核问题。郝处俊的观点，恐怕是很多大臣都同意的，与其造成一个轩然大波，还不如知难而退。
高宗在什么情况下提出让天后摄政问题的，这可能属于细节，但并非没有意义。从《旧唐书》的记载看，是在三月丁巳日（十三日），而正是这一天天后武则天举行了“亲蚕”礼仪。这是天后代表天下妇女进行的，是一个可喜可庆的活动。在天后大喜的日子里，皇帝向中书省官员提出天后摄政问题，有些喜上加喜的意味。通常，这种场合下，大臣会充分照顾皇帝皇后的面子，不会贸然反驳。当然没有想到，郝处俊还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不认同皇帝的提议。
那么，让武则天摄政，这究竟是高宗的一时冲动还是清楚的计划？从苦于病痛和遇到阻力即终止的情况看，很像是一时之念。但是，既然是皇帝提交给中书省的正式议题，在高宗和武则天方面，应该是思考成熟的计划。即使从“废王立武”的永徽六年（655）算起，高宗完全掌权也有二十年的历程，贸然把一个不成熟的方案拿出来，显然不是成熟政治家的行为。其实，直到唐高宗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才明白，高宗和武则天的这个方案，计划已久。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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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册府元龟》卷一八〇《帝王部•失政》，第1992页。
年，通过弘道改元大赦和高宗遗诏，贯彻的依然是八年之前的那份计划，虽然名义上不是武则天以太后身份摄政，但最重要的军国大事要经过武则天同意，这与摄政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即使从上元二年（675）的情形看，提出天后摄政议题，高宗和武则天也不是贸然无备的。在改元弘道的大赦文中，高宗为遗嘱的相关内容进行了铺垫，即上文提及的天后条款。该条款内容为“比来天后事条，深有益于为政，言近而意远，事小而功多，务令崇用，式遵无怠”。天后“事条”指的是什么？为什么如此重要？查阅相关史料，所谓“天后事条”肯定是指上元元年（674）的“建言十二事”。《旧唐书•高宗本纪》在上元元年（674），以简略的方式进行了记录，即：
十二月……壬寅，天后上意见十二条，请王公百僚皆习《老子》，每岁明经一准《孝经》《论语》例试于有司。又请子父在为母服三年。①
壬寅，是当月二十七日。这里仅仅提及官员学习《老子》，每年的明经考试也要考《老子》，再有就是父在为母服孝三年的礼仪制度改革。建言十二条，这里涉及两条而已。《新唐书•武则天传》对于十二事，有比较完整的目录，内容如下：
上元元年，进号天后，建言十二事：一、劝农桑，薄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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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第99页。
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帝皆下诏略施行之。①
武则天提出的“十二事”，涉及经济、政治、礼制等多个方面。而史书似乎更重视其中的《老子》条款。《唐会要》记载为：
上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后上表曰：“伏以圣绪出自元元，五千之文，实惟圣教。望请王公以下，内外百官，皆习《老子道德经》。其明经咸令习读，一准《孝经》《论语》，所司临时策试，请施行之”。至二年正月十四日明经咸试《老子》策二条，进士试帖三条。②
看来，这个条款第二年就进入实施阶段。《通鉴》的记载相近，其文为：
壬寅，天后上表，以为：“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请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每岁明经，准《孝经》《论语》策试。”又请“自今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又，京官八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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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唐书》卷七六《武则天传》，第3477页。
② 《唐会要》卷七五《贡举》上，第1626—1627页。
上，宜量加俸禄”。及其余便宜，合十二条。诏书褒美，皆行之。①
从“诏书褒美，皆行之”看，“建言十二事”都获得实施。武则天作为皇后，以奏表的方式向皇帝和朝廷提出建议，即通过正常的文书途径表达自己的意见。皇帝诏书褒美，即用诏书的方式进行了表扬，并予以施行。而这个文书过程，不管是武则天的上表，还是皇帝的诏书褒美，都是公开进行的，特别是诏书这种“王言”形式，制度规定是需要发往全国的，即举国共知。皇后提出治国十二条建议，获得皇帝的赞扬，立刻贯彻执行，这是举国尽知的事情。但是，难道这不是皇帝和皇后商量好，共同上演的一场双簧戏吗？皇后即使要提出国是问题，有可能事先不跟皇帝打招呼，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抛出自己的政见吗？在皇帝制度之下，即使皇后有良好政见，完全可以通过皇帝表达或实施，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抛头露面。如果皇帝不同意，即使皇后有再英明的政策设计，从文书制度的角度看，皇后上书再多，皇帝也完全可以留中不发，如此，别人则无所听闻，更不会成为尽人皆知的事情。
所以，武则天“建言十二事”的提出，只能是唐高宗与武则天联合演出的结果，为了突出武则天的政治才能，唐高宗显然是积极推动的。上元元年（674）十二月二十七日提出“建言十二事”，转年正月，科举考试已经开始考《老子》。其他建言，也在积极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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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第6374页。
实施之中①先生指出：“正是由于十二事反映了客观形势的需要，因此在当时的政治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包括唐高宗在《改元弘道诏》中对武则天建言的高度评价，吴先生认为“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②诏书也向天下昭示了这一点。
难道，仅仅就是为了促进施政吗？转年三月，高宗就提出让武则天摄政问题。前后四个月的时间，武则天的“建言十二事”与“天后摄政”议题之间的联系，前因后果，关系清晰。天皇天后，为推出天后摄政，显然是谋划了许久。在高宗时期，正如宁志新先生指出的，把武则天与唐高宗对立起来的错误研究思路一直占据重要地位③建言十二事”到“天后摄政”，我们看到的却是高宗与武则天的密切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