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研究(35)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上官仪这样级别的官员，在废王立武事件之初，没有机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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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88—6289页。
② 参见拙撰《略论李义府》，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七，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180—192页。王德俭是许敬宗的外甥的记载，见《新唐书•李义府传》，第6339页。
与其中，但在事件后来的发展进程中，应该是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立场的。根据《通鉴》的记载，永徽六年（655）十月己酉，正式下诏废王皇后，而在之后的乙卯日，“百官上表请立中宫”，同日下诏确立武则天为皇后①。此前，褚遂良已经贬官潭州都督，双方的斗争告一段落。没有机会在皇后废立问题上表态的百官终于都获得了机会，而内容不用说都是支持皇帝的。上官仪此前是否参与此事没有相关记载，那么在这次类似集体的表态中，他的立场应该是什么呢？除了支持皇帝，不可能还有其他选项。
从上官仪的历官中，可以判断他在废王立武中的立场，但是为什么连大史学家都会误以为他是反武则天的呢？一是后来的“废后风波”影响了对“废王立武”的判断，认为上官仪一贯反武，所以在“废王立武”中也会如此。二是史书的编纂会影响判断。《旧唐书》把上官仪与褚遂良、韩瑗、来济写入同传，而他们的一致之处似乎正是反对武则天。《新唐书》中与上官仪同传的除了以上三人之外，又加入长孙无忌和李义琰，反武则天阵线之意似乎更浓。其实，就反对武则天而言，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和来济确实是同时同志。上官仪也可以判为反武则天之人，但与以上诸位的反对武则天有时间差，是后来的反对者。至于李义琰反对高宗提议的武则天摄政，则是高宗晚年之事，时间更晚。此一时，彼一时，虽皆有反对武则天的言行，但还是不该混为一谈。就废王立武事件而言，上官仪是支持派而不是反对派，这完全可以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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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第6293页。
第三节 上官仪与废后风波
上官仪的一生，除了文学贡献之外，最后被历史聚焦的形象，都与废后风波联系在一起。麟德元年（664），高宗忽然起兴，要废黜皇后武则天，而上官仪表示赞同。但是，当高宗反悔的时候，上官仪却无法脱身，最后成为代罪羔羊。牺牲者上官仪，就这样定格在历史的记录之中。
《旧唐书•上官仪传》中，上官仪的经历占据了大量篇幅，最后才是废后风波：
上官仪……本以词彩自达，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仪颇恃才任势，故为当代所嫉。麟德元年，宦者王伏胜与梁王忠抵罪，许敬宗乃构仪与忠通谋，遂下狱而死，家口籍没。①
到了《新唐书》中，上官仪与废后风波的书写则占据了最大篇幅：
上官仪……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狱死，籍其家。初，武后得志，遂牵制帝，专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厌胜，中人王伏胜发之。帝因大怒，将废为庶人，召仪与议。仪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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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八〇《上官仪传》，第2743—2744页。
“皇后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帝使草诏。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诉，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仪教我。”后由是深恶仪。始，忠为陈王时，仪为咨议，与王伏胜同府。至是，许敬宗构仪与忠谋大逆，后志也。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议，独仪纳忠，祸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归于后，而帝拱手矣。①
对比两《唐书》的记载，他们倾向并不一致。对于上官仪的文学成就两《唐书》都是肯定的，所谓“上官体”概念的使用，最具有说服力。但《旧唐书》提及上官仪个人的一些缺点，如“颇恃才任势，故为当代所嫉”，而《新唐书》只字未提。《旧唐书》本传更似个人的简历，几乎没有缺点，甚至对于上官仪最后离开人生舞台的缘由，不过寥寥数语而已：“麟德元年，宦者王伏胜与梁王忠抵罪，许敬宗乃构仪与忠通谋，遂下狱而死，家口籍没。”整个传记，对于上官仪采取的立场具有某种批判的色彩，似乎他最后的结局与他个人的人生风格存在着某些关联，同情的笔调存在但不浓厚。而《新唐书》关于上官仪的历官，没有给出任何新的内容。《新唐书》的上官仪形象，与《旧唐书》的描述判若两人。《新唐书》的上官仪，重点突出，立场鲜明。围绕高宗与武则天的矛盾，高宗决定废去武则天的皇后之位，但此事仅仅停留在准备阶段就终止，而高宗可耻地出卖了上官仪，上官仪作为代罪羔羊变成了牺牲品，从此朝廷的政治完全被武则天掌握，“由是天下之政归于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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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唐书》卷一〇五《上官仪传》，第4035页。
帝拱手矣”。在《新唐书》的描述中，上官仪成为褚遂良等忠臣之后的继承人，但因此败灭。麟德元年（664）这次废后风波，直接导致了武则天的全面掌权。
比较而言，上官仪的形象，《新唐书》明显比《旧唐书》影响更大。而后来居上的《资治通鉴》，继承并发展了《新唐书》的写法，使得上官仪作为武则天专制的牺牲品形象，更加突出。其文如下：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尝为厌胜之术，宦者王伏胜发之。上大怒，密召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仪因言：“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上意亦以为然，即命仪草诏。
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诣上自诉。诏草犹在上所，上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犹恐后怨怒，因绐之曰：“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仪先为陈王咨议，与王伏胜俱事故太子忠，后于是使许敬宗诬奏仪、伏胜与忠谋大逆。十二月，丙戌，仪下狱，与其子庭芝、王伏胜皆死，籍没其家。戊子，赐忠死于流所。右相刘祥道坐与仪善，罢政事，为司礼太常伯，左肃机郑钦泰等朝士流贬者甚众，皆坐与仪交通故也。
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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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第6342—6343页。
《通鉴》在描述麟德废后风波的时候，多用了150字，使得表述更具体生动，于是武则天的专权遭到唐高宗的反感被描述得更清晰，事情发展的过程更具体，唐高宗的胆怯被表述得更充分，后来武则天掌控全权的结局不仅表述清楚，而且增加了如何掌控最高权力的具体方式，如垂帘听政等。对于这个关键动作，《通鉴考异》否定了《唐历》的说法，自称遵从《实录》①，似乎根据充分。
以上三种上官仪资料，是流传最广的，而影响程度则是书写越晚，影响越大。上官仪作为反对武则天的政治牺牲品形象，就此定格②。研究历史的过程及时吸纳新资料是很自然的，但传世史料的优势无法否认，因为这些说法不仅深入社会大众，对专业研究者也影响巨大。其实，废后风波的许多问题依然成谜，即使流传已久的结论也需要认真审视。有关废后风波的文献，两《唐书》与《通鉴》俱见上引，而《册府元龟》的一条记载，应该来源稍早，比《新唐书》与《通鉴》更多可信处。其文曰：
许敬宗永徽中为礼部尚书，上官仪为西台侍郎，同东西二台三品。时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宫掖，尝为皇后行厌胜之法。中官王伏胜奏言之，高宗大怒，密召仪议其事，将废后为庶人，仍遣仪具诏草。俄而后申诉见纳，帝又自悔，恐后怨怒，遽诒云：“此并上官仪教我也。”由是深为后所恶。初，仪尝为陈王府咨义，与王伏胜俱事梁王忠府。由是许敬宗构仪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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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第6343页。
② 胡戟先生认为上官仪他们“合谋倾覆武则天，是有历史渊源的。特别是和废太子忠有缘，所以这次发难的实质，应视为多年来后宫争斗的继续”。氏著：《武则天本传》，西安：三秦出版社，1986年，第30页。
忠通谋。”遂下狱死，家口籍没。于是，左肃机郑钦泰、西台舍人高正业、司虞大夫魏玄同、张希乘、长安尉崔道默并除名，长流岭南远界，与仪结托故也。简州刺史薛元超及姑河东夫人坐与仪交通，元超长流嶲州，薛氏削邑号，幽于静安宫。右相刘祥道为司礼太常伯，郜国公郭广敬为隰州刺史，详刑正卿尔朱仪深为沁州刺史，司宰正卿窦斌解职事，授银青光禄大夫，以散官依前陇右检校。并坐与仪交游故也。①
包括《册府元龟》这条记载在内，我们看到的文献可以区分为两个倾向，《册府》很明显在为尊者讳，其中高宗的形象虽然不高，但包括推脱责任等，都是能够接受的。尤其《旧唐书》，根本就没有说明原委，连高宗的出尔反尔也没有描述，仅仅归罪于许敬宗了事。而《新唐书》与《通鉴》则没有为尊者讳的文字，而是在努力揭秘，最主要的内容表现在对于高宗最初震怒的原因叙述。《册府》所述，高宗的震怒是因为得知武则天与郭行真“行厌胜之法”，而《新唐书》与《通鉴》则把武后专权当作根本原因，至于“行厌胜之法”不过是导火索而已。《册府》叙述最后的结果，除了上官仪父子之死以外，也仅仅是多少人受到牵连而已，但《新唐书》与《通鉴》则把武则天全面专权当作最重要的后果。
当然，《旧唐书》虽然在《上官仪传》中的书写尽量模糊，但在《高宗纪》下也对上官仪死的后果有所书写，而时间是上元元年（674）三月：“时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天后。自诛上官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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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册府元龟》卷九三三《总录部•诬构二》，第10806页。
后，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帝欲下诏令天后摄国政，中书侍郎郝处俊谏止之。”①《旧唐书》的这种写法，或者就是《通鉴》所根据的《实录》。《册府》也有类似文字：
唐高宗永徽六年十月，废皇后王氏为庶人，立昭仪武氏为皇后。乾封元年正月己巳，封泰山。庚午，禅于社首，以皇后武氏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上元二年三月，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皇后。自诛上官仪之后，帝每视朝，皇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帝欲下诏，令皇后摄国政，中书侍郎郝处俊谏止之。②
即便如此，《旧唐书》和《册府》系统依然没有交代废后风波的原因。至于后果，尤其所谓“二圣”的说法，实在是站不住脚的，本书前章已有专门讨论可参考。
所以，关于废后风波的发生，究竟是武则天的“行厌胜之法”导致的，还是武则天专权导致的，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讨论并不多。其实，《新唐书》和《通鉴》的说法并非自我发明，而是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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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五，第100页。
② 《册府元龟》卷一八〇《帝王部•失政》，第1992页。
③ 与厌胜事件密切相关的人物郭行真《法苑珠林》记载一件敕书，龙朔三年（663）十二月十四日长流郭行真于爱州。见《法苑珠林》卷五五《破邪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05页。宋宗祧先生《拔诬见天》一书中，因此强调“废后风波是空穴来风”，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8年，第138—139页。郭行真事值得讨论，但全面否定废后风波风险也很大。发出敕书并未执行的事情是时有发生的。
《大唐新语》，其文字如下：
始，则天以权变多智，高宗将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威福并作，高宗举动，必为掣肘，高宗不胜其忿。时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宫掖，为则天行厌胜之术。内侍王伏胜奏之。高宗大怒，密召上官仪废之。因奏：“天后专恣，海内失望，请废黜以顺天心。”高宗即令仪草诏，左右驰告则天，遽诉。诏草犹在，高宗恐后怨怼，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并上官仪教我。”则天遂诛仪及伏胜等。并赐太子忠死。①
刘健明先生评论道：“《大唐新语》多采当时的国史旧闻，应有很高的可信性，故《新唐书》及《通鉴》都采用这个记载。”又说：“实录为高宗隐讳，把此事的责任放在上官仪和梁王忠身上。《大唐新语》多采用当时国史旧闻，反保留了当时事件的真相。”②刘先生的判断很有道理，史源不同，自然会导致结论的差异。
但《通鉴考异》中并没有提及《国史》，而是引用《实录》，其中或许有误。尤其是，《资治通鉴》在描写唐高宗胆怯的时候，还是有所发明的。各书多记载高宗在武则天到来之后“恐后怨怒”，《大唐新语》作“恐后怨怼”，只有《通鉴》加了一句高宗身体动作的描写，为“上羞缩不忍”，把高宗的恐惧形象一笔揭发完毕。但是，《通鉴》是最后完成的书，其他的书不写，《通鉴》就似乎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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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肃：《大唐新语》卷二《极谏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4页。
②刘健明：《上官仪谋废武后事件考析》，收入《武则天与偃师》，天津：历史教学社，1997年，第39—48页。
根据。
如果从实录角度看，那么首先应该关注的就是《唐高宗实录》。《唐高宗实录》一百卷，写明是武则天撰修。杜希德认为，这部书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信息①。这次废后风波，在武则天主编的《唐高宗实录》中会有怎样的书写，现在虽然不得而知，但既然是武则天主编，武则天肯定不会自毁形象，也会妥善保护高宗形象，对此《述圣记》是很好的旁证。最有可能的写法就是把上官仪写成罪有应得，或者如《旧唐书•上官仪传》那样把罪过归于许敬宗。当朝史家为当朝政治服务，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么司马光提及的《实录》有没有可能指的是《武则天实录》呢？有关武则天的实录，有《圣母神皇实录》，宗秦客编修，十八卷。《则天皇后实录》，武三思等人编修，三十卷。但是，实录向来是编年体，在《则天实录》中会追记高宗时期的事情吗？这不能不产生疑问。即使有追记，武三思是不可能让有损武则天的文字出现的。除非后来的修改，因为刘知几就参与过《则天实录》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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