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研究(33)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二，第6374页。
明了同样的问题。但是，所谓武则天与唐高宗并称“二圣”，表达的则是另外一层含义。请看下面的罗列。
《唐会要》：“显庆五年十月已后，上苦风眩，表奏时令皇后详决，自此参预朝政，几三十年。当时畏威，称为‘二圣’。”①当时的人们害怕武则天的神威，所以把她与皇帝并称。
《旧唐书》：“时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天后。自诛上官仪后，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②
《新唐书》：“高宗自显庆后，多苦风疾，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常称旨，由是参与国政。后既专宠与政，乃数上书言天下利害，务收人心，而高宗春秋高，苦疾，后益用事，遂不能制。高宗悔，阴欲废之，而谋泄不果。上元元年，高宗号天皇，皇后亦号天后，天下之人谓之‘二圣’。”③
《新唐书》：“初，元舅大臣怫旨，不阅岁屠覆，道路目语，及仪见诛，则政归房帷，天子拱手矣。群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圣’。”④
《资治通鉴》在麟德元年（664）十二月上官仪被杀之后写道：“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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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会要》卷三“皇后”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6页。
② 《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上元二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0页。《太平御览》卷一一〇“唐高宗天皇大帝”条所记一致，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529页上栏。
③ 《新唐书》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1页。
④ 《新唐书》卷七六，第3475—3476页。
‘二圣’。”①
凡此种种，都在表达同一个内容，“二圣”的称呼，是武则天超越皇帝的一种表现，与“政事皆决于天后”“后益用事，遂不能制”“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等等，属于同一类事项。这些才是唐高宗与武则天关系的实质，有了这样的政治现实，在称呼上也出现了平等的“二圣”，在逻辑上看上去也很正常。请注意，这是所列史书的意见归纳，而不是本文的意见。
所举武后上表给高宗，提供了一个重要旁证。如果武则天敢于公开享受天下的“二圣”之称，还有什么必要给唐高宗上表？上表这种行为与所谓“二圣”之称存有内在冲突，前者是君臣关系表达，而后者如各家史书所言，是天下大权中宫独揽的表征。从皇帝制度出发，如群臣朝见、四方奏章的时候，“二圣”之称是绝对不可能使用的。如此多的史书，扩大化强调“二圣”称谓的广泛性，若不是情况不清，则非史家的良善表现。所以，本文认为，“二圣”之称，属于宫中之称，可当作家礼来理解。在家礼范围内，使用“二圣”是适当的，但是家礼绝非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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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6343页。
第十一章
从《上官婉儿墓志》看上官仪之死
武则天称帝是唐朝的重大事件，在陈寅恪看来其意义在于“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若依此义言，则武周之代李唐较李唐之代杨隋其关系人群之演变，尤为重大也”①。武则天的政治成长史，通常会从“废王立武”事件开始计算，常见的史学文献，都把“废王立武”看成是武周建国的前史。但是，“废王立武”之后，武则天的政治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麟德元年（664），朝廷发生“废后风波”，武则天的皇后身份险些被高宗废黜。虽然武则天的皇后地位最后得以保持，但上官仪却因此被杀。最近上官婉儿墓地及墓志的发现，引起了社会各界极大的关注。自李明、耿庆刚先生把《上官婉儿墓志》的原文及其解释发表之后②，学界的正式研究才涌现出来，如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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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02页。
②李明、耿庆刚：《〈唐昭容上官氏墓志〉笺解——兼谈唐昭容上官氏墓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6期，第87—93页。
扬①、仇鹿鸣②等先生的研究报告。不过，所有这些文章都是围绕上官婉儿展开的，而墓志中提及的上官仪新资料，似乎较少引起注意。对于以往的学术看法，在新资料的对照下，也需要进行重新检讨。
第一节 上官仪的历官
新出的《上官婉儿墓志》，为我们重新研究上官仪，给出了最新的证据。有关上官仪的记载，《墓志》文字如下：
祖仪，皇朝晋府参军、东阁祭酒、弘文馆学士、给事中、太子洗马、中书舍人、秘书少监、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赠中书令、秦州都督、上柱国、楚国公、食邑三千户。③
其中，上官仪的赠官是在上官婉儿发达之后的事，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而其他相关的内容，已经超出了传世文献的记载。《旧唐书•上官仪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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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陆扬：《上官婉儿和她的制作者》，《东方早报》2014年3月30日。陆扬特别表扬了郑雅如的文章《重探上官婉儿的死亡、平反与当代评价》，《早期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卷第1期，第111—145页。
②仇鹿鸣：《碑传与史传：上官婉儿的形象》，《学术月刊》2014年第4期，第157—168页。
③ 有关《上官婉儿墓志》的内容，皆引自李明、耿庆刚文章。以下不再繁引。
贞观初，杨仁恭为都督，深礼待之。举进士。太宗闻其名，召授弘文馆直学士，累迁秘书郎。时太宗雅好属文，每遣仪视草，又多令继和，凡有宴集，仪尝预焉。俄又预撰《晋书》成，转起居郎，加级赐帛。高宗嗣位，迁秘书少监。龙朔二年，加银青光禄大夫、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弘文馆学士如故。①
比较《上官仪传》与《墓志》，可以发现其中的异同，明显存在互补性。《墓志》中所列上官仪官职大部分没有出现在《上官仪传》中。上官仪是贞观时进士，《墓志》未记。但是上官仪在晋王府的历官，《上官仪传》也未记。现在看来，《上官仪传》与《墓志》都有缺环，而全面恢复上官仪的历官，唯有将二种数据综合起来进行考察。
上官仪是进士出身，时间是贞观初。他应该是扬州推荐，或许在扬州已经担任过官职。进士及第之后，本传说是“累迁秘书郎”，现在知道，秘书郎之前，首先是在晋王府任职。《墓志》在晋王府岗位上，先写“参军事”，后写“东阁祭酒”。亲王府的参军，有户曹、兵曹、骑曹、法曹、士曹，都是正七品②。东阁祭酒、西阁祭酒，是亲王府的职官，执掌是“接对贤良，导引宾客”③。那么上官仪在晋王府至少担任过两个职务，参军和东阁祭酒。但是，或者《墓志》叙述顺序有误，东阁祭酒比参军低一阶，或者曾经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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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八〇《上官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743—2744页。
② 《唐六典》卷二九，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30—731页。
③ 《唐六典》卷二九，第729页。
任的不是某曹参军事，而是士曹参军之下的“参军事”。士曹“掌公廨舍宇、缮造工徒等事。参军事掌出使及杂检校事”①。东阁祭酒的职务更重要，是亲王府对外联络的重要部门。进士及第，通常会担任京畿县尉，从八品下，但上官仪考进士是扬州都督府推荐的，本传说“贞观初，杨仁恭为都督，深礼待之”，他很可能应该已经出任了扬州都督府的低级官职，所以进士及第之后，从晋王府的参军事入职，官品为正八品上，然后晋升为东阁祭酒，从七品上。
接下来担任秘书郎，大约同时兼职弘文馆直学士。秘书郎是秘书省官员，共四员，从六品上②。《墓志》的叙述是“东阁祭酒、弘文馆学士、给事中”，显然也存在缺环。根据《唐会要》的记载，至少在贞观二十年（646）的时候，上官仪官为起居郎。其文如下：
二十年闰三月四日，诏令修史所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类，其所须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学士，量事追取。于是司空房玄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掌其事。又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佐、著作郎刘子翼、主客郎中卢承基、太史令李淳风、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主客员外郎崔行功、刑部员外郎辛丘驭、著作郎刘胤之、光禄寺主簿杨仁卿、御史台主簿李延寿、校书郎张文恭，并分功撰录。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议郎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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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六典》卷二九，第731页。
② 《唐六典》卷一〇，第297页。
播、主客员外郎李安期、屯田员外郎李懐俨，详其条例，量加考正。以臧荣绪书为本，及十纪、十志、七十列传、三十载纪。其太宗所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称制旨焉。房玄龄已下，称史臣，凡起例皆播独创焉。以其书赐皇太子及新罗使者各一部。①
起居郎，从六品上，属于门下省，因专修皇帝的起居注而名官，“掌录天子之动作法度，以修记事之史”②。观察《唐会要》此段文字，包括了《晋书》修撰的全过程，而本传说上官仪是以秘书郎之官出任《晋书》编修的，因此功“转起居郎”。两任官皆从六品上，但起居郎隶属门下省，专门负责皇帝起居注的撰写，地位与名声自然都高于秘书郎。所以，到《晋书》编修完成，上官仪的历官完成了从秘书郎到起居郎的晋升。
之后，根据《墓志》上官仪出任“弘文馆学士、给事中”。弘文馆学士是个荣誉职位，通常都是兼任，根据《墓志》开列职务名称，只能是担任给事中时的兼职。不过，在此之前，根据本传，上官仪应该是先任“弘文馆直学士”。《唐六典》记载的规定是：“自武德、贞观已来，皆妙简贤良为学士。故事：五品已上，称为学士，六品已下，为直学士。”③上官仪担任弘文馆直学士，可能从秘书郎时期开始。给事中是门下省的重要官员，正五品上，执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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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会要》卷六三《修前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88页。同样内容也见《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选任》《国史部•恩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6343、6349页。
② 《唐六典》卷八，第248页。
③ 《唐六典》卷八“弘文馆学士”条原注文，第254页。
许多，其中最重大一项是围绕皇帝管理上下文书，《唐六典》记为：“给事中掌侍奉左右，分判省事。凡百司奏抄，侍中审定，则先读而署之，以驳正违失。凡制敕宣行，大事则称扬德泽，褒美功业，覆奏而请施行；小事则署而颁之。”①因为弘文馆名属门下省，而弘文馆的图书缮写、校对等也是给事中“课而察焉”。弘文馆学士无员额，“掌详正图籍，授教生徒。凡朝廷有制度沿革，礼仪轻重，得参议焉”②。上官仪的弘文馆学士，可能是在担任给事中时期兼任的，对于他而言，不过是去掉一个“直”字而已，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
从《墓志》文字看，在给事中官职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太子洗马”之职。太子洗马是东宫司经局的长官，品阶从五品下。“洗马掌经、史、子、集四库图书刊缉之事，立正本、副本，贮本以备供进。凡天下之图书上于东宫者，皆受而藏之”③。这相当于东宫图书馆馆长。问题是，如果上官仪已经为官给事中（正五品上），怎么可能回任低两阶的太子洗马呢？文中既没有使用“行”字，又没有使用“兼”字，而这个太子洗马是一个单独职任。如果从官品的衔接上看，太子洗马之前最合适的官职是起居郎。如果这个推断具有可能性，那么上官仪应该是在任东宫官，即太子洗马之后出任给事中的。《墓志》书写或许发生了所任前后职务错置的情况。
在麟德元年（664）的废后风波中，上官仪之所以被罗织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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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六典》卷八，第244页。有关给事中的研究，参见叶炜《隋与唐前期的门下省》第四节《唐前期门下省的枢纽地位》，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131—145页。
② 《唐六典》卷八，第255页。
③ 《唐六典》卷二六，第666页。
王伏胜、李忠等“通谋”，是因为上官仪曾经任职于李忠的陈王府为咨议参军，而咨议参军官品是正五品上①。李忠字正本，是高宗的长子，“贞观二十年，封为陈王”，永徽三年（652）被立为太子②。上官仪只在陈王府有过任职，肯定没有在李忠的东宫里任职，否则就不会用陈王府官职来罗织，因为利用太子府官职罗织更有说服力。那么，上官仪在永徽三年（652）之前，应该已经离开陈王府，专任中央官员，最大的可能便是给事中。但是，两《唐书》的《上官仪本传》都明确写作“高宗嗣位，迁秘书少监”，所以，上官仪在陈王府任职时间应该十分短暂，并且只能是贞观末期，因为此后他又先后出任了给事中和中书舍人两个职务。除非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给事中兼任陈王府咨议。
给事中之后，上官仪又出任中书舍人。中书舍人与给事中同官阶，可看作是平级调动，因为中书省涉及更多机密，或许可以认为更为重要。这是唐太宗在世时期的任职。高宗即位，上官仪调任秘书省，担任少监之职，成为秘书监的副官。“秘书监之职，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少监为之贰焉”。秘书省少监“龙朔二年（662）改为兰台侍郎，咸亨元年（670）复旧。”③从上官仪曾经担任秘书郎、东宫太子洗马职位来看，再任秘书省，在专业上具有承袭关系。秘书少监，品阶是从四品上，职位又有提升。
龙朔二年（662）五月，上官仪的工作再次获得升迁，他从秘书少监晋升为中书侍郎。中书侍郎是中书省的副长官，龙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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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六典》卷二九，第729页。关于上官仪担任陈王府咨议之职，参见《册府元龟》卷九三三《总录部•诬构》二，第108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