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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九五《睿宗诸子•让皇帝宪》，第3013页。
② 《燕太妃墓志》，墓志藏昭陵博物馆，拓片照片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一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1页。录文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92—194页。
太妃担任的“三献”，传世文献也称之为“终献”①。这里的“二圣”，无疑是指代高宗、武则天。同是此墓志，在对高宗、武则天的称谓上，有多重表示方法。比如，燕太妃之所以去世，是在赶往东都的路上生病，不治而亡。为什么要去东都呢，原来跟武则天有关，“太妃以中宫在戚，燧火旋周，乃赴东都，将申哀喭”。此前，武则天的母亲荣国夫人去世，武则天正在哀痛中，燕太妃正是为了赶去安慰皇后，结果自己反而一命呜呼。可注意者，这里称武则天为“中宫”。对于高宗和武则天的连称，也非只有“二圣”一种，在记述燕太妃死讯传到东都的时候，墓志写道，“圣上、中宫，揽表哀恸”。看来，燕太妃与武则天关系不错，来往密切，后来中宫武则天还为燕太妃的葬礼赠送了特制的礼品——带有铭文的两铺绣像。一篇墓志中，一个人会采用不同的称谓，在文章的写作上可能是为了避免重复，但是考虑燕太妃还是自家人，“二圣”称呼依旧适用。
本文继续从家礼角度讨论高宗时代“二圣”称谓，是希望通过称谓这个角度辨析清楚高宗时代武则天与皇帝的关系。唐朝时期，中国的皇帝制度已经十分完善，尽一切可能突出和保证皇帝的至高无上，是皇帝制度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为什么要规定如何称呼皇帝，如何在皇帝面前自称，如何使用相关的书面语，凡此等等，都在保证皇帝的至上性。在国家的制度层面，如果具有臣下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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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麟德三年春正月戊辰朔，车驾至泰山顿。是日亲祀昊天上帝于封祀坛，以高祖、太宗配飨。己巳，帝升山行封禅之礼。庚午，禅于社首，祭皇地祇，以太穆太皇太后、文德皇太后配飨；皇后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辛未，御降禅坛。”北京：中华书局，第89页。麟德三年（666）即乾封元年。
人与皇帝称呼一样，那么皇帝的至上性如何体现？如果高宗与武则天并称“二圣”是个当时人人可用的称谓，如同皇帝、皇后称谓一样，对于当时的皇帝制度而言，他们的关系确实不正常。如果“二圣”称谓仅仅适用于宫中，属于家礼范围，那么理解起来并不困难，毕竟皇帝、皇后是夫妻关系，在家庭和家族的范围内，他们也是“父母”一样的并举概念，并称是完全正常的。但是，把一种家礼称谓书写为国家礼仪内容，甚至说四方表奏皆如此，这种文字就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有意为之，其心非善。
第五节 后高宗时代的“二圣”之称
唐高宗与武则天并称“二圣”，此事只有发生在唐高宗时代才有价值，因为只有这个时期的这种行为，才能证明武则天的越位，她与独尊的皇帝平起平坐，唐高宗的弱势皇帝想象才昭然若揭。但是，高宗去世之后，再把武则天与高宗并称“二圣”，背后的含义又当如何理解呢？
这样的例证尚不多见，而《韦泰真墓志》便提供了这一事例。根据这个墓志，我们可以知道韦泰真生平经历，也了解到他曾经从事的一些重要工作。韦泰真起家官为“太宗文武圣皇帝挽郎”，仪凤二年（677），担任户部郎中。调露初，为兵部郎中。再授度支郎中，不久担任户部侍郎。永淳元年（682），再兼任通事舍人、内供奉。永淳二年（683），“将有事于中岳，营奉天宫……诏公修造……宫成，銮驾幸之，圣怀甚悦。临轩广宴，二圣赋诗。皇帝时为相王，并太平公主奉和，咸述子来之美，以为得卑宫之制度焉”。嗣圣元年（684），摄将作大匠，与“吏部尚书韦待价驰赴乾陵”，光宅元年（684）完成，授行洛州长史。垂拱元年（685），为雍州长史。二年（686）七月，“迁怀州刺史，即以其年入计。三年正月卅日，薨于神都崇政坊私第，春秋六十一”。韦泰真是在垂拱四年（688）正月十三日，葬于洛州河南县平乐乡安善里。其墓志，当然撰写在埋葬之前不久①。
永淳二年（683），唐高宗有事于中岳，即嵩山，传世史书有明确记载。《通鉴》谓：“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岳。秋七月，作奉天宫于嵩山。”②《旧唐书•高宗本纪》：“秋七月己亥，造奉天宫于嵩山之阳，仍置嵩阳县。”③己亥，为八日。由此可知，《韦泰真墓志》所言韦泰真奉诏营建奉天宫也在此时，为第二年封中岳做准备。“二年正月甲午朔，幸奉天宫，遣使祭嵩岳、少室、箕山、具茨等山，西王母、启母、巢父、许由等祠。”④由上文理解，大年初一，皇上到达奉天宫。其实，初一，是皇帝从东都出发的时间，到达奉天宫是六天之后。《册府元龟》的记载比较详细，其文为：
永淳二年春正月甲午朔，车驾发东都。庚子，至奉天宫，遣使祭嵩岳及少室、箕山、具茨等山，西王母、启母庙。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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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韦泰真墓志》，墓志拓片见于《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六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51页。录文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90—292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高宗永淳元年（682），第6410页。
③ 《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第110页。
④ 《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第110页。《通鉴》也有记载，较简略：“春，正月，甲午朔，上行幸奉天宫。”未言祭祀事，与上文失联。
⑤ 《册府元龟》卷三三《帝王部•崇祭祀第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340页。
根据《韦泰真墓志》，我们对于皇帝临幸奉天宫一事，有了更多的了解。首先，一同前来的不仅是皇帝本人，还有天后武则天、相王及太平公主。具体祭祀的事是由其他人执行的，皇帝、皇后一家人留在奉天宫开宴赋诗。
就是在唐高宗一家宴会上，天皇和天后都赋诗抒怀，而相王和太平公主奉和酬答，《墓志》对皇帝、皇后的称呼正是“二圣”。因为《墓志》作于高宗去世之后的垂拱四年（688），所以此处的“二圣”之称，时间不能看作是永淳二年正月，只能是垂拱四年正月。蒋金坤也承认“墓志当作于垂拱三、四年间”，同时强调“高宗死后仍以‘二圣’入文，亦明此词使用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并非限于宫中。”且不说家礼仅仅适用于家人范围之内，但说这奉天宫，至少是皇帝的离宫，这场所怎么不算宫中呢①？
《韦泰真墓志》未写明作者，如果从志主的角度看，即使韦泰真参与了皇帝一家的宴会，他依然仅是臣下，最多是有功之臣，绝对不属于家人范围的，当然，墓志也未曾暗示这样的问题。所以，此处的“二圣”称呼，实际上是站在垂拱四年（688）这个时间维度上来使用的。这个时候，皇帝是睿宗，武则天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实际上掌控朝廷。此时的唐朝，本质上就是太后政治时期。因为皇帝是太后的儿子，在以往的历史经验中，曾经发生过太后与皇帝并称“二圣”的情况。现实的太后政治中，太后掌控当今的皇帝，在礼仪上，也确实要给予太后更高的待遇。比如，太后在大臣的第二人称中，已经使用“陛下”，而这个称呼在制度的规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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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4期，第244页。
只有皇帝可以使用，但在这个特殊时期，也不违背相关规定。事实上，此时的太后全等于平时的皇帝。既然如此，实至名归，把这个时期的太后武则天与已经去世的唐高宗并称，已经不存在与皇帝平权问题，既不违背现实的太后政治，也不违背皇帝制度。
第六节 皇后武则天上表唐高宗
高宗时代，武则天作为皇后，与皇帝生活在一起，讨论朝廷政治、天下形势也有很多机会，联络的渠道并不缺乏。而他们的公开互动方式，是我们研究者观察他们关系的重要方面。
《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员外郎条记述有关皇帝、皇后、皇太子等称谓的制度规定，但属于择要记录，并不详尽。比如，皇后对皇帝的称谓，大概包含在“凡夷夏之通称天子曰皇帝，臣下内外兼称至尊”“率土之内，于皇帝皆称臣”之中②。但在实例中，我们看到皇后武则天对唐高宗正式的自称是“妾”。永徽六年（655）年十月乙卯（十九日）下诏立武则天为皇后，丁巳（二十一日）赦天下。就在这一天，根据《通鉴》的记载“皇后上表称”：“陛下前以妾为宸妃，韩瑗、来济面折庭争，此既事之极难，岂非深情为国，乞加褒赏。”唐高宗的反应是：“上以表示瑗等，瑗等弥忧惧，屡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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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最应该重视的就是作为皇帝制度的过渡状态的太后政治，参见祝总斌先生：《古代皇太后“称制”制度存在、延续的基本原因》，《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收入作者《材不材斋史学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49—563页。
② 李林甫等撰：《唐六典》，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12页。
去位，上不许。”①皇后的上表，称皇帝为陛下，自称为妾。对照《唐六典》：“六宫已下，率土之内，妇人于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皆称妾。”②看来，对于皇帝，天下的妇人（应该除太皇太后、皇太后以外）也应该一律称“妾”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表”的问题。表是臣下上书皇帝的一种文书。《唐六典》记载唐朝的规定：“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二曰奏弹，三曰露布，四曰议，五曰表，六曰状。”《六典》引用汉代蔡邕《独断》文字为：“凡群臣上书通于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③可见，表作为一种上奏皇帝的文书，汉唐时期都在使用。皇后武则天对皇帝要表达正式的请求，也需要上表，与其他臣下没有不同。看高宗的动作“上以表示（韩）瑗等”，确实存在一份实实在在的纸文书。
或许有人会认为，武则天刚刚当上皇后，权利野心还在隐藏中，所以才会如此遵守朝廷的规定，老老实实上表称妾。但是，武则天上表并非一次，史书记载是很明确的。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唐朝与新罗联合与百济大战，唐高宗决定御驾亲征，最后因为武则天的反对，没有成行。对此《新唐书•东夷传》的说法如下：
龙朔元年，大募兵，拜置诸将，天子欲自行。蔚州刺史李君球建言：“高丽小丑，何至倾中国事之？有如高丽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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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第6294页。
② 《唐六典》卷四，第112页。
③ 俱见《唐六典》卷八，第241—242页。
灭，必发兵以守，少发则威不振，多发人不安，是天下疲于转戍。臣谓征之不如不征，灭之不如不灭。”亦会武后苦邀，帝乃止”①
看来，武则天与李君球的意见一致，那么，武后是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呢？《通鉴》的记载更具体，文如下：
四月“庚辰，以任雅相为浿江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与萧嗣业及诸胡兵凡三十五军，水陆分道并进。上欲自将大军继之；癸巳，皇后抗表谏亲征高丽；诏从之。”②
很明确，武后与蔚州刺史李君球一样，对高宗提出的建言使用的都是表，而这正是臣下与皇帝沟通意见的法定方式。
武则天在高宗时代，最著名的参政事件是上元元年（674）的“建言十二事”。事情发生在当年的十二月，《旧唐书•高宗本纪》（下）记载到：“壬寅，天后上意见十二条，请王公百僚皆习《老子》，每岁明经一准《孝经》《论语》例试于有司。又请子父在为母服三年。”③
壬寅是二十七日，而《旧唐书》的这个文字没有交代武则天用什么方式表达的意见。此事，《唐会要》的记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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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唐书》卷二二〇，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95—6196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第6324页。
③ 《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第99页。
上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后上表曰：“伏以圣绪出自元元，五千之文，实惟圣教。望请王公以下，内外百官，皆习老子《道德经》。其明经咸令习读，一准《孝经》《论语》，所司临时策试，请施行之。”至二年正月十四日明经咸试《老子》策二条，进士试帖三条。①
《通鉴》的记述与《唐会要》相似，其文如下：
壬寅，天后上表，以为：“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请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每岁明经，准《孝经》《论语》策试。”又请“自今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又，京官八品以上，宜量加俸禄”。及其余便宜，合十二条。诏书褒美，皆行之。②
唐高宗接受了天后武则天的上表，对于所提建议很赞成，特别发出诏书给予表扬，并且开始实际推行。《唐会要》还记录到第二年的正月十四日已经在明经考试中测试了二条《老子》，而进士考试则测试了三条《老子》。从天后提出建议到具体实施落实，效率极高，不足二十天。
表，是臣下与皇帝沟通的制度性规定，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只要采用表的方式，就证明君臣关系的存在。武则天上表唐高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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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会要》卷七五《贡举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26—16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