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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会要》卷二，第18—19页。
② 《唐会要》卷二，第27页。
有尚宫局、尚仪局、尚服局、尚食局、尚寝局、尚功局等六局，分工负责宫内事务①。后宫组织同样庞大，而唐制主要继承了隋炀帝的思想，所谓“增置女官，准尚书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②。后宫的主人其实是皇后，这一点是必须明确的。所以，就天下人而言，既需要向皇帝称臣，也要向皇后称臣，这是法令规定的。就此一点说，齐士员在《太武皇帝穆皇后供养石像之碑》中称唐高祖与穆皇后为“二圣”，也在情理之中。那么后宫人将皇帝与皇后合称为“二圣”，也是完全正常的，一位天下的主人，一位后宫的主人，在后宫的范围内这样称呼，并不违背皇帝普天之下的至上权威。
从独孤皇后的情况看，无论是《隋书》还是《北史》，在记述宫中的这种称谓的时候，是一种正面表述的口气。因为独孤皇后的意见总能与隋文帝的意见合拍，所以宫中尊称为“二圣”。比较起来，《北史》把“二圣”之称号的理由叙述得更明确，不仅与上意合拍，还有个人修养的原因，“雅好读书，识达古今”，显然十分正面。大概正因为如此，有关隋文帝惧内的文字并不鲜见。究竟是隋文帝十分尊敬独孤皇后还是惧怕，这其中的距离是很难测量的，而就个人而言，独孤皇后的家世已经衰微，隋文帝的惧怕来自何方。所以，尊敬独孤皇后应该是存在的。
那么，太子称呼皇帝、皇后为“二圣”应该如何理解呢？首先，太子在这个问题上跟天下人一样，都要称皇帝为陛下、皇后为殿下，而在自称上必须称臣。就君臣关系而言，太子与天下人对于皇帝、皇后是一样的。另外，太子与皇帝、皇后的来往，还存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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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后宫之女官、六尚之局，俱见《唐六典》卷一二，第348—355页。
② 《隋书》卷三六《后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107页。
礼的层面，而所谓家礼，并不如朝廷礼仪那么严格。武德时期，“太子、二王（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物，相遇如家人礼”①。所谓家人礼，在这里就是在强调与朝廷礼仪的区别，显然是比朝廷礼仪简便、简单的。
太子所在东宫，东宫的官员都要对太子称臣，同时对皇帝称臣。东宫的首脑自然是太子，但是太子与皇帝、皇后的关系，除了父母层面以外，似乎皇后也有领导的责任。《旧唐书》长孙皇后的传记记录：“太子承乾乳母遂安夫人尝白后曰‘东宫器用阙少，欲有奏请’。后不听，曰：‘为太子，所患德不立而名不扬，何忧少于器物也。’”②结合《新唐书》的同一记载，可以认为东宫要增加器用，所需奏请的对象是皇后，而长孙皇后不听，即不准。所以，从大的方面而言，东宫也是宫中的一部分。那么，太子称皇帝、皇后为“二圣”，跟隋文帝时期的情形是一致的，属于宫中之称谓。
薛元超在给太子的上启中，身份很清楚，不是以中书令的身份而是以左庶子的身份，所以上启即以“臣”开篇。文中说到皇帝、皇后的时候使用了“二圣”称谓，也是符合作为东宫官身份的。太子称皇帝、皇后为“二圣”，那么东宫官的同样称谓可以看作是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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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〇，第5958页。
② 《旧唐书》卷五一，第2162页。《新唐书》卷七六记载略同：“太子承乾乳媪请增东宫什器，后曰……”第3470页。
太子之称，完全可以理解①。对此，《册府元龟》记载：“薛元超为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高宗幸东都，太子于京师监国，因留元超侍太子。元超数上疏谏太子。高宗知而称善，遣使慰谕，赐帛百段。”② 唐高宗对于薛元超的行为是表示嘉奖的。
即使是东宫官员，有的上启但称皇帝不及皇后。“韦承庆为太子司仪郎。仪凤四年，皇太子贤监国。时太子颇近声色，户奴等与之款洽。承庆上书”，其谏言提及高宗谓“天皇升殿下以储副，寄殿下以监抚……”③没有提及当时的天后武则天。其他上书祗称皇帝不言皇后的大有证据。根据《册府元龟》卷五四三《谏诤部•直谏》中的记载，列简表如下：
表10-1
时间 上书人物 皇帝称谓 皇后称谓 册府页码
龙朔元年四月 李君球 陛下 6513
龙朔三年 张文瓘 陛下 6513
咸亨元年三月 徐齐聃 陛下 6514
永淳元年 李善感 天皇 6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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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杜文玉先生引证薛元超此文，指出文中“口口声声天后要求如何如何，对武则天尊礼备至”，与此同时却“极少提到高宗对太子的企望与要求。可见在薛元超的心目中，武则天已凌驾于高宗之上”。见《关于薛元超的几个问题》，《武则天与乾陵文化》（第五届全国武则天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乾陵博物馆、武则天研究会编，1995年，第189—200页。薛元超此文，《册府元龟》与《全唐文》有所不同，而最关键的两句“天后所赐诫书，殷勤至且”，“遵天后诫书，不敢失坠”，此《全唐文》的内容（卷一五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17页），而《全唐文》所作“天后”处，《册府》皆作“天皇”。其实，退一步而言，即使是天后，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天后有诫书是母亲教育儿子，很正常。至于薛元超在这里是否表现出扬后抑帝的动机，很难看得出来。
②《册府元龟》卷七一一《宫臣部•褒宠》，第8466页。
③《册府元龟》卷七一四《宫臣部•规讽三》，第8491页。
上表，留下皇后称谓的一例也没有发现。这些上书如此称呼，其实面奏也是如此。总章二年（669）冬，唐高宗要西巡凉州，来公敏当面谏诤，只称“陛下”，不提皇后武则天①。这些事实可以证明，所谓“二圣”称谓问题，是指群臣违背皇帝制度，公然地以正式的方式将皇帝、皇后并称，从而完成了贬低皇帝、抬高武后的作用。其实，这完全是后起的说法，在唐高宗时代并不存在。
如此一来，关于高宗、武后并称“二圣”的问题，我们看到了两种证明，凡是两《唐书》《通鉴》这样的史书，都十分强调这种称谓的普遍使用，或称“中外”或称“天下”，甚至《新唐书》还直接说明二圣用于“群臣朝、四方奏章”这种十分正式的场合。但是，在我们找到实际的用例时却发现，使用“二圣”的范围十分有限，与隋文帝、独孤皇后一样，只是宫中而已。而朝臣的上书或面奏，在唐高宗的时代，我们可以找到只称陛下或者天皇的例证，却并没有发现把皇帝、皇后并称的情况，更不见“二圣”之说。这种差异说明什么呢？是我们搜集的资料有限，还是史书有夸大这个称谓的倾向呢？原本宫中的习惯用语，被后来的史学家当作武则天权力与天子无异的证据，从而为维护皇权的至上性、揭示武则天一步步篡夺唐朝提供“名不正则言不顺”方面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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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册府元龟》卷五四九，第6594页。
第三节 石刻史料的强大证据
从当时人留下的直接证据中寻找“二圣”的使用，是我们今天可以修正传世史书的重要途径。石刻史料，正是能够给我们提供证据的重要资源。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一书，收录了很多龙门造像石刻题记，而高宗时期的这类数据，正符合我们讨论的主题。刘景龙、李玉昆先生主编的《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①，从现存视角看，汇集数据最为完备。通观这些石刻，很多人都是为追求冥福而作，为逝去的亲人祖先等求得冥福，并不主动与政治人物联系。有的会提及皇上，如贞观十五年（641）五月四日《韩文雅题记》中写道：“上为皇帝永隆，下为去先亡七世父母。”②这种提法，泛泛之词，并不一定非理解为突出政治不可。
突出政治正确的石刻题记，或者拥有政治意识，或者随风气所向，更有作者本身就是拥有一定政治身份的人。如《青州刺史赵王福题记》，其内容为：
大唐显庆三年，行青州刺史、清信佛弟子赵王福为太宗文皇帝，敬造弥陀像一躯。愿四夷顺命，家国安宁，法界众生，普登佛道。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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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以下简称《汇录》。
② 《八琼室金石补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99页上栏。
③《八琼室金石补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88页下栏。
赵王李福是唐太宗的儿子，他如此行事当然很正常。这与平常百姓的动机差不多，都是为亡灵祈福。我们重视的是在高宗时期，如何称呼皇帝与皇后。
薛仁贵是著名战将，咸亨元年（670）因大非川之败除名，据《旧唐书》本传，薛仁贵后来任鸡林道总管才东山再起的，而时间根据《高宗本纪》，是在咸亨五年（674）二月，刘仁轨担任鸡林道大总管。由此可知，咸亨四年（673），薛仁贵还没有再次启用，但我们却发现了他在龙门石窟中的造像题记，其内容如下：
薛仁贵奉为皇帝、皇后敬造阿弥陀像一躯，并二菩萨。普共法界苍生，同得此福。咸亨四年五月造。①
薛仁贵曾经是右威卫大将军（正三品），封平阳郡公（正二品），绝对属于政治高层人物，如果说武则天与皇帝威权无异，天下皆恭称“二圣”的话，以薛仁贵当时除名在家的情况看，他怎么会如此不知趣，竟然只写皇帝、皇后而不写“二圣”。
就在薛仁贵造像的前一个月，将作监丞牛憝德也来造像，题为：
大唐咸亨四年四月八日，将作监丞牛憝德奉为皇帝、皇后、皇太子并诸王、国戚敬造阿弥陀佛一龛，势至、观音菩萨二龛。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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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八琼室金石补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06页上栏。
② 参见张乃翥：《武则天与龙门石窟佛教造像》，载《武则天与洛阳》，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17—31页。《汇录》的录文有所不同，作者为“牛懿德”，但是“奉为皇帝、皇后□□□（因原文内容缺失，故本文缺失部分用□代替。）王诸王国戚”等字的存在，与本文的宗旨不冲突。第9—10页。
将作监丞，正六品下，根据《唐六典》的记载，将作监丞“掌判监事。凡内外缮造，百司供给，大事则听制、敕，小事则俟省符，以咨大将，而下于署、监，以供其职”①。将作监丞虽不是什么高官，但是属于中央官员，不该有政治糊涂病，放着讨好大权在握皇后的“二圣”不叫，偏偏要用皇帝、皇后的称谓。而从他的题记中可以看到，他其实是一位很周到的官员，连皇太子、诸王、国戚都一一提及，怎么可能偏偏在“二圣”这个称呼上粗心大意呢。
僧惠简的造像题记是在牛憝德题记的几个月以后，那个洞窟因此被称作惠简洞，其词曰：
大唐咸亨四年十一月七日，西京海寺法（法海寺）僧惠简，奉为皇帝、皇后、太子、周王，敬造弥勒佛一龛，二菩萨、神王等，并德成就，伏愿皇帝圣花无穷，殿下诸王，福延万代。②
这位来自长安法海寺的僧人，正在参与一项重大的国家工程，即著名的奉先寺的建造，该寺的卢舍那大佛是龙门石窟的代表作。该工程从咸亨三年（672）四月开始到上元二年（675）十二月完成，高宗皇帝所建，皇后还特地捐献脂粉钱二万贯③。其实，将作监丞牛憝德也应该是因为这项工程来到洛阳的。
僧惠简应该是位深通政治的和尚，在他的造像题记中申明，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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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六典》卷二三，第594—595页。
②《八琼室金石补正》第206页上，参见张乃翥文，第18页。《汇录》，第179页。
③ 参见张乃翥文，第19—20页。
像是为了皇帝、皇后，还有太子和周王。当时的太子是李贤，而周王就是后来的中宗李显，不知道为什么不提当时的相王李旦。他把亲王都写入自己的题记，显然是为了政治保险，如果当时内外官人不论上书还是面奏都把武则天与唐高宗并称“二圣”，这位政治性如此严谨的和尚无论如何不该不从众的。
更多的造像题记并不提及国家领导人，而在唐高宗时期提及的，没有发现一例是把皇帝、皇后并称“二圣”的。现在列一简表，把上文没有提及的龙门造像题记内容纳入其中，证明“二圣”之说在当时社会上毫无反应。
表10-2 龙门石窟高宗时期皇帝、皇后并称题记一览表
时间 供养人 称谓原文 出处
上元二年( 675）十二月 周远志等 奉为天皇、天后、太子、诸王…… 《汇录》，第550页。
仪凤四年（ 679）六月 太常主簿高光复等 奉为天皇、天后、殿上下、诸王、文武百官 《八琼室》，第207页上。《张乃翥文》，23页；《汇录》，第556-557页。
调露二年( 680）二月 张感仁等 上为天皇、天后，一切法界众生七代父母…… 《汇录》，第114-116页。
永隆元年（ 680）十二月 阐法寺僧大满 上为天皇、天后 《八琼室》，第207页下。
沙门智远 奉为天皇、天后、太子、诸王 《张乃翥文》，第24页。
永淳元年( 682)十一月 卫州共城县人苏鋗 奉愿天皇、天后圣德延昌…… 《汇录》，第115-116页。
续表
时间 供养人 称谓原文 出处
永淳二年( 683)四月 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卢公妻李氏 伏愿天皇、天后…… 《张乃翥文》，第25-26页。《汇录》，第328页。
垂拱二年(686)四月 弘济府长上折冲苏文达 奉为高宗天皇大帝、太后、皇帝、皇后七代父母…… 《汇录》，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