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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该忽略的是，北门学士的主要职责是草诏，其他皆为兼涉。
第四节 北门学士的结局
北门学士曾经帮助武则天编著书籍，这是双方关系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引发后人进行政治联想的重大缘由。
有关北门学士助武则天撰修之事，《旧唐书•元万顷传》记载：“时天后讽高宗广召文辞之士入禁中修撰，万顷与左史范履冰、苗神客，右史周思茂、胡楚宾咸预其选，前后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凡千余卷。”
同书《刘祎之传》也有记载，为“上元中，迁左史、弘文馆直学士，与著作郎元万顷，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韩楚宾等，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凡千余卷。”《元万顷传》与《刘祎之传》所述武则天修撰图书目录一致。且《新唐书•武则天传》所列书目，恰好也是《列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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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一，麟德元年，第6343页。
传》等四部，“后乃更为太平文治事，大集诸儒内禁殿，撰定《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大抵千余篇”。《资治通鉴》曾记载，因为太子李贤听到一些谣言对自己不利，内自疑惧。“天后尝命北门学士撰《少阳正范》及《孝子传》以赐太子，又数作书诮让之，太子愈不自安。”①显然，以武则天名义撰写的书籍众多，而这些书籍都是在北门学士帮助下完成的。武则天与北门学士的关系，因此增加了一层联想的空间。
首先，北门学士的主要职能是帮助皇帝撰写诏敕，这是唐初以来的传统。北门学士的选任，除了他们自身必备的文学才能以外，只有来自皇帝的命令，才能够让他们获此殊荣。那么，帮助皇后撰写图书，是撰写诏敕之外的工作，而这项工作的产生，正如《旧唐书•元万顷传》和《刘祎之传》所述，始于皇后武则天的动议，而获得唐高宗的赞同。所谓“召入禁中”的主语，只能是皇帝唐高宗。至于具体撰写什么题目，则是来自武则天的命令，如《通鉴》的表述“天后尝命北门学士撰……”等。皇后是没有渠道绕过皇帝直接命令朝臣接任新工作的。
其次，武则天集合北门学士编写的这些书籍，以通俗政治教材为主，《臣轨》《百僚新诫》等都是如此。有的书籍编辑目标十分明确，如《少阳正范》是专门针对太子编写的政治教科书。包括《列女传》，不仅符合皇后的身份，也有利于维护当时的政治秩序。这些政治教科书，以当时主流的道德、制度、法律规范为依归，体现皇后的母仪天下的教育功能，更好地为现实政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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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二，永隆元年，第6397页。
唐朝最高统治者喜欢编写政治教科书，最晚是从唐太宗开始的。唐太宗著有《帝范》四卷，可以认为是专门写给继承人的书。唐高宗著有《天训》，是对皇帝子女们的教诲书。武则天的著述活动，应该是受到长孙皇后的启发，因为长孙皇后此前撰写的《女则要录》十卷①。有关长孙皇后《女则》的事，《通鉴》有一段生动记载，其文曰：
后尝采自古妇人得失事，为《女则》三十卷，又尝著论驳汉明德马后以不能抑退外亲，使当朝贵盛，徒戒其车如流水马如龙，是开其祸败之源而防其末流也。及崩，宫司并《女则》奏之，上览之悲恸，以示近臣曰：“皇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②
唐太宗对长孙皇后《女则》的评价是“足以垂范百世”，而如此评价，足以令后来的武则天全力以赴地积极学习。
北门学士的这些编写工作，是否有具体名称呢？最近孔祥军先生利用对“北门修撰”一词探讨“北门学士”的形成过程，认为武则天组织写作班子始于贺兰敏之，贺兰敏之败后才出现“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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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这些书籍的著录，可见《旧唐书》卷四七《经籍志》下，丙部儒家类，北京：中华书局，第2026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贞观十年，第6121—6122页。这里，《通鉴》记《女则》为三十卷，与两《唐书》所载《女则要录》十卷不同。见《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北京：中华书局，第1486页。
学士”①。从中，我们可以受到启发，北门学士协助武则天编写书籍，称作“北门修撰”是可行的。不仅如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北门修撰”与“北门学士”存在着一个合二为一的过程。北门学士为皇帝撰写诏敕，是武德以来一直存在的传统。此外，武则天利用贺兰敏之组织另外一个写作班子，称作“北门修撰”。这个班子以贺兰敏之为首，而听从武则天指挥。因为贺兰敏之是武则天的外甥，存在一层特殊关系，这个组织结构是合理可行的。贺兰敏之败后，武则天才请高宗调配“北门学士”来帮助自己工作，于是北门学士便拥有了新的“北门修撰”工作。
北门学士们，因为拥有良好的才学基础，能够胜任帮助皇后完成图书编写的任务。再加上有皇帝的指示，所以责无旁贷。这些书籍的编写，是皇后出名，学士们出力的工作，而把这种工作联系到武则天夺权，不论在事实上还是逻辑上，都有很大距离。对此，如果从北门学士后来的经历，也可以得出结论，至少不可认为北门学士是协助武则天夺权的人群组织。
具有北门学士背景，后来成长为重要政治人物的只有一人，这就是刘祎之。刘祎之有文学之名，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等人一起，被称为“刘、孟、高、郭”，后来直昭文馆②。然后，迁左史、弘文馆直学士，如此进入北门学士之列。刘祎之的历官，与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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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孔祥军：《唐代“北门学士”新探》，载王双怀、梁咏涛主编：《武则天与广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6月，第139—147页。
②“武德初置修文馆，后改为弘文馆。后避太子讳，改曰昭文馆。开元七年，复为弘文馆，隶门下省。学士。学士无员数，自武德已来，皆妙简贤良为学士。故事，五品已上，称学士，六品已下，为直学士，又有文学直馆学士，不定员数”。见《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第1847—1848页。
宗系统大有关系。“仪凤二年，转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兼豫王府司马，寻加中大夫”。几年后“拜中书舍人。转相王府司马，复迁检校中书侍郎”。《旧唐书•刘祎之传》接着记载：
祎之居家孝友，甚为士族所称，每得俸禄，散于亲属，高宗以此重之。则天临朝，甚见亲委。及豫王立，祎之参预其谋，擢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赐爵临淮男。时军国多事，所有诏敕，独出祎之，构思敏速，皆可立待。及官名改易，祎之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①
刘祎之后来晋升为宰相，直接与睿宗即皇帝位有关。史书所谓“及豫王立，祎之参预其谋”，就是指中宗废睿宗立之事。《资治通鉴》记录此事，其文曰：
中宗欲以韦玄贞为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争，中宗怒曰：“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惧，白太后，密谋废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于乾元殿，裴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勒兵入宫，宣太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乃幽于别所。己未，立雍州牧豫王旦为皇帝。政事决于太后，居睿宗于别殿，不得有所预。立豫王妃刘氏为皇后。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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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八七《刘祎之传》，第2846—2848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光宅元年（684），第6417—6418页。
刘祎之之所以能够参与中宗、睿宗废立大事，不是因为他官为检校中书侍郎，而是因为他是相王府司马。睿宗即位后，刘祎之立刻升为宰相，原因也如此。但是，随后朝廷发生众多的变故，扬州事变、裴炎被杀，刘祎之都能够置身事外，但最终回避不了与武则天的冲突，终于还是被杀。《旧唐书•刘祎之传》记载：
后祎之尝窃谓凤阁舍人贾大隐曰：“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隐密奏其言，则天不悦，谓左右曰：“祎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岂复顾我恩也！”垂拱三年，或诬告祎之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金，兼与许敬宗妾有私，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敕示祎之，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则天大怒，以为拒捍制使，乃赐死于家，时年五十七。
这段文字中，最容易令人联想到北门学士往事的，就是太后的那句我所引用而背我的话。但最多只是联想而已。刘祎之因文学和孝友，受到高宗器重，之所以在中宗睿宗废立之后升为宰相，完全是因为他是相王府司马的背景。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文字与北门学士的故事发生联络。《新唐书•刘祎之传》对此有特别明白的表达：“后既立王为帝，以其参奉大议，愈亲之，擢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赐爵临淮县男。”①刘祎之是睿宗的属官，即相王府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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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一一七《刘祎之传》，第4251页。
马，他在废中宗立睿宗的事件中，站在睿宗的立场上，是很容易理解的。当然，这个立场也同时支持了武则天，与裴炎一样，受到史家“见迟虑浅”的评价，不无道理①。
最终，刘祎之之死，依然还是睿宗属官这个背景，他主张武则天“返政”，自然就是返还睿宗之政。这个观点，与他支持废中宗立睿宗的逻辑是一致的。裴炎其实也是死在这个主张之下。其次，“捍拒制使”是条重罪，原因是刘祎之的“何名为敕”那句话被武则天理解为不承认自己的最高权威。而刘祎之此话最有可能的含义是敕书发布的程序有瑕疵。
更根本的还在于刘祎之与睿宗的关系。《刘祎之传》中最后一段文字，再次暴露了这个关节点。其文为：
初，祎之既下狱，睿宗为之抗疏申理，祎之亲友咸以为必见原宥，窃贺之。祎之曰：“吾必死矣。太后临朝独断，威福任己，皇帝上表，徒使速吾祸也。”……睿宗即位，以祎之宫府旧僚，追赠中书令。
为什么当今皇上替他说情，而在刘祎之看来反而是“徒使速吾祸也”？因为武则天现在是太后临朝，取代的正是睿宗，而对武则天当前地位最有威胁的，自然也是睿宗。虽然睿宗自身谨慎小心，绝无半点夺权的想法，但是对睿宗的故吏却是不能不设防的。刘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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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八七，“史臣曰”中，说裴炎“见迟而虑浅”，即“唯虑中宗之过失，是其浅也。不见太后之包藏，是其迟也”。第2857—2858页。刘祎之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之深明此理，所以在大家都以为是福的时候，他却看到了正在加速驶来的祸。
刘祎之的历史定位很清楚，因为反对武则天太后临朝，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刘祎之确实曾经帮助武则天编写书籍，如果后人竟然因而认为“武后干政成功，以及后来临朝称帝，北门学士均曾起过很大作用”，实在是太漠视刘祎之的牺牲了。刘祎之是主张太后返政的，当时的武则天还没有称帝问题。刘祎之是反对武则天以太后名义临朝称制的，虽然还没有发生武周代唐的问题，但是他是被武则天当作障碍除掉了。在李唐和武周之间，如果必须用忠诚概念进行衡量的话，刘祎之当然是忠于李唐的。
刘祎之帮助过武则天编书，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唐朝的忠诚。武则天主编的那些书籍，对于武则天的声誉应该有正面影响，但这跟武则天以武周替代李唐是不可画等号的。“北门学士”在武则天夺权过程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无中生有的问题。武则天主编的那些书，既不是为篡夺进行的舆论准备，“北门学士”更不是武则天夺权的组织。最有代表性的“北门学士”出身的宰相刘祎之，最终的结局是因为反对武则天临朝称制而死。其他“北门学士”无人从武则天称帝中获得政治好处，反而纷纷被追杀致命。如《旧唐书•元万顷传》所记：
万顷素与徐敬业兄弟友善，永昌元年为酷吏所陷，配流岭南而死。时神客、楚宾已卒，履冰、思茂相次为酷吏所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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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一九〇中《元万顷传》，北京：中华书局，第5011页。
这就是北门学士在武则天得势之后的结局。连这个重要的史实都置之不顾，依然坚持说“北门学士”是武则天的夺权力量，距离史学研究的准则太遥远了。
北门学士，从一个受到皇帝重用的褒义词，一变成为武则天夺取政治权力的帮凶，这种书写的演变，是史学的“蝴蝶效应”。它不曾在真实世界存在过，仅仅是历史书写世界的思想产物。考察妖魔化武则天写作，可以认为这种蝴蝶效应是一个基本模式。
第十章
高宗、武则天并称“二圣”之说
唐高宗时期，武则天已经与唐高宗并称“二圣”，传世权威史书无不言之凿凿。然而遍查文献，使用的“二圣”一词的报告，只有属于宫中范围的两例。既不见“群臣朝、四方奏章”的使用，更没有民间的应用。尤其在当时众多的龙门石窟题记中，更是一例未见。所谓“二圣”并称之说，虽然有所渊源，但都属于远离真相的扩大化之词。
武则天篡唐，是唐朝三百年历史大事。女人称帝，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之大事。影响巨大的唐代历史著作，无法回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这些著作，也多把武则天的野心逐渐膨胀、夺权逐步升级看作是事件发生发展的基本线索。高宗时期，作为皇后的武则天与唐高宗并称“二圣”，就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情，被看作武则天通向权力顶峰的一个重要台阶。古史如此记载，今人也有研究，基本的状态是大家深信不疑①。“二圣”称谓的事实究竟怎样，值得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