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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会要》卷五七“翰林院”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45页。
翰林院。天子在大明宫，其院在右银台门内。在兴庆宫，院在金明门内。若在西内，院在显福门。若在东都、华清宫，皆有待诏之所。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奕，各别院以廪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词学。武德、贞观时，有温大雅、魏征、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褚遂良。永徽后，有许敬宗、上官仪，皆召入禁中驱使，未有名目，乾封中，刘懿之、刘祎之兄弟、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皆以文辞召入待诏，常于北门候进止，时号北门学士。天后时，苏味道、韦承庆，皆待诏禁中。中宗时，上官昭容独当书诏之任。睿宗时，薛稷、贾膺福、崔湜，又代其任。玄宗即位，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樘等，召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王者尊极，一日万机，四方进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诏从中出。宸翰所挥，亦资其检讨，谓之视草，故尝简当代士人，以备顾问。至德已后，天下用兵，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尤择名士，翰林学士得充选者，文士为荣。亦如中书舍人例置学士六人，内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所以独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难其选。贞元已后，为学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①
《旧唐书》的这个记载，比《唐会要》文字更多，内容更翔实。追溯历史，《会要》但记“武德已后”，《旧唐书》多“贞观”，表明这个制度从武德已后到贞观，未曾中断。有关安史之乱后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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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翰林院》，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53—1854页。
况，《旧唐书》也多所交代。
《新唐书》这方面的记载，也大有贡献。除了在基本内容比较一致之外，《新唐书》尤其重视具体名称的演变，其文曰：
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辞、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宴见；而文书诏令，则中书舍人掌之。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乾封以后，始号“北门学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凡充其职者无定员，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入院一岁，则迁知制诰，未知制诰者不作文书。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宪宗时，又置“学士承旨”。唐之学士，弘文、集贤分隶中书、门下省，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故附列于此云。①
从“北门学士”到“翰林待诏”，翰林院的发展从“北门学士”开始讲起，显然是一个制度史常识，至少是唐宋间学人共识。北宋学者们编辑《册府元龟》时，对于翰林院，依然重复以上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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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四六《百官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83—1184页。
容。《册府元龟》的《词臣部》总序有如下文字：
……有以他官特诏草制者，然未有名号。乾封已后，始名北门学士。自永淳已来，天下文章道盛，中书舍人为文事之极，任朝廷之盛选。中宗朝，制、诏多出宫中。明皇始置丽正殿学士，又改为集仙、集贤，以典治书籍，然亦别草诏书。后置翰林待诏，又改为翰林供奉。开元二十六年，乃为学士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专掌内命，然而学士班序未立，廷见之际各趋本列。①
从翰林院的历史视角看待“北门学士”，这种思路来自唐人，宋人也给予承认和继承，于是成为一般性的书写。对此，《资治通鉴》也无力改变。《通鉴》在回顾翰林院的来历时，也从“北门学士”谈起，其词为：
唐初，诏敕皆中书、门下官有文者为之。乾封以后，始召文士元万顷、范履冰等草诸文辞，常于北门候进止，时人谓之“北门学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专其事。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迩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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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册府元龟》卷五五〇《词臣部》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599—6600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天宝十三载正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923页。
以上史料，就其基本信息而言，一致性很强，可以认为有相对稳固的史源基础。是否出自李肇《翰林志序》并不清楚，但李肇的序，确有价值。其文曰：
国朝修陈故事，有中书舍人六员，专掌诏诰，虽曰禁省，犹非密切，故温大雅、魏征、李百药、岑文本、褚遂良、许敬宗、上官仪，时召草制，未有名号。乾封已后，始曰“北门学士”，刘懿之、刘祎之、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为之。则天朝，苏味道、韦承庆。其后，上官昭容独掌其事。睿宗，则苏稷、贾膺福、崔湜。玄宗改为翰林待招，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相继为之，改为翰林供奉。开元二十六年，刘光谨、张垍乃为学士，始别建学士院于翰林之南。又有韩紘、阎伯舆、孟匡朝、陈兼、李白、蒋镇在旧翰林院，虽有其名，不职其事。至德宗以后，翰林始兼学士之名。代宗初李泌为学士，而今壁记不列名氏，盖以不职事之故也。①
李肇，元和时人，曾任翰林学士，著《唐国史补》。两《唐书》、《资治通鉴》等书，皆出于李肇《翰林志序》之后，如果说受到此序的影响也是很自然的。加上《唐会要》的同质，完全可以认为诸书在这个问题上史源的一致性。所有这些文献中，北门学士作为翰林学士的前史，清晰明白，没有分歧。
《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有关“北门学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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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肇：《翰林志序》，《全唐文新编》卷七二一，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8264页。
问题都有两种写法，其中的一种写法如上，跟《唐会要》《册府元龟》一样，同意北门学士是翰林院的前史，在追述翰林院的历史时，并不回避“北门学士”这个概念。这是史学家面对强大的史料时不能强行违犯的表现，如果违背这一原则，有违职业道德。
第二节 作为武则天夺权手段的“北门学士”
今天，我们在传统史书中，有关“北门学士”的问题，还能见到另外一种书写方式，即把北门学士写成武则天权力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环节、一种手段。
《旧唐书•元万顷传》如此记载：
时天后讽高宗广召文辞之士入禁中修撰，万顷与左史范履冰、苗神客，右史周思茂、胡楚宾咸预其选，前后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凡千余卷。朝廷疑议及百司表疏，皆密令万顷等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万顷属文敏速，然性疏旷，不拘细节，无儒者之风。则天临朝，迁凤阁舍人。无几，擢拜凤阁侍郎。万顷素与徐敬业兄弟友善，永昌元年为酷吏所陷，配流岭南而死。时神客、楚宾已卒，履冰、思茂相次为酷吏所杀。①
这种写法，与前节所列史料不同，强调高宗时期的北门学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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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一九〇中《元万顷传》，北京：中华书局，第5011页。
设置是武则天努力的结果，目的也是为武则天服务，“朝廷疑议及百司表疏，皆密令万顷等参决，以分宰相之权”，这个行为的主语很容易理解为武则天。于是，北门学士不再是武德、贞观以来的习惯做法，而是武则天的特别举措。
同书《刘祎之传》也秉持同一逻辑与文辞：
祎之少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时人号为刘、孟、高、郭。寻与利贞等同直昭文馆。上元中，迁左史、弘文馆直学士，与著作郎元万顷，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韩楚宾等，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凡千余卷。时又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祎之兄懿之，时为给事中，兄弟并居两省，论者美之。①
很明显，“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之辞，与《元万顷传》一致，令人对北门学士的核心功能不能不产生怀疑。此处比《元万顷传》多一信息，即时间上不再强调乾封之后，直接写作“上元中”，给人印象突出，那就是在上元年间才出现“北门学士”的。此前，有关文学之士受宠，入北门待诏以草王言的内容全然不见，只剩下为皇后编写书籍，参决朝廷疑议和百司表疏之事，而目标就是“分宰相之权”。但是，是谁让这些“北门学士”参与如此重要的事情，这么重要的问题反而没有交代，主语省略，造成悬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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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八七《刘祎之传》，第2846页。
这个写法，《新唐书》继承下来，如《刘祎之传》的写法几无不同：
祎之少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辞称，号“刘孟高郭”，并直昭文馆。俄迁右史、弘文馆直学士。上元中，与元万顷等偕召入禁中，论次新书凡千余篇。高宗又密与参决时政，以分宰相权，时谓“北门学士”。兄懿之，亦给事中，同两省。先是，姊为内官，武后遣至外家问疾，祎之因贺兰敏之私省之，坐流巂州。后为丐还，除中书舍人。①
这里，“高宗又密与参决时政，以分宰相权”，言辞清晰，发令者不是皇后武则天，而是皇帝本人。而“上元中”这个时间标志，依然很醒目。这样，关于“北门学士”的出现，即不再考虑武德贞观以来的传统，仅仅述为高宗一朝之事，那么主导者究竟是高宗还是武则天呢？《旧唐书》与《新唐书》的北门学士个人传记，写法有所不同，前者强调武则天的作用，后者突出的是高宗作用。是非对错暂且不论，至少有两种观点摆在这里，对于后来人，不得不进行选择。
不过，即使同为《新唐书》，在《后妃传》的“武则天”条下，则是另外一种写法，其词曰：
初，元舅大臣怫旨，不阅岁屠覆，道路目语，及仪见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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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一一七《刘祎之传》，第4250—4251页。
则政归房帷，天子拱手矣。群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圣”。每视朝，殿中垂帘，帝与后偶坐，生杀赏罚惟所命。当其忍断，虽甚爱，不少隐也。帝晚益病风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后乃更为太平文治事，大集诸儒内禁殿，撰定《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大抵千余篇。因令学士密裁可奏议，分宰相权。①
这里虽然只说到“学士”，但肯定就是北门学士，而与同书的《刘祎之传》相矛盾，“分宰相权”分明是来自武则天的命令。
影响更大但后出的历史名著《资治通鉴》，在面对不同的前人表述时，把武则天的作用进一步强化，其文如下：
天后多引文学之士著作郎元万顷、左史刘祎之等，使之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凡千余卷。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时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祎之，子翼之子也。②
《旧唐书》在强调武则天在“北门学士”的作用时，没有回避她是通过高宗来完成的设置，即“天后讽高宗广召文辞之士入禁中修撰”。《新唐书》一则直接写作是高宗决定，另外一种写法是武则天命令北门学士“分宰相权”。而到了《通鉴》，连通过高宗这个程序都被省略，变成了武则天自己直接的行动：“天后多引文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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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上•则天顺圣皇后》，第3475—3476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二，上元二年（675）三月，第6376页。
士。”比较新旧《唐书》，《通鉴》晚出，这样的选择和表达，当然代表了《通鉴》的思想感情。
对于后世而言，两《唐书》与《通鉴》比《唐会要》《册府元龟》这类书籍影响更大，自然是因为两《唐书》与《通鉴》的阅读者更广泛的缘故。而这些书籍，在“北门学士”问题上，几乎都存在着两种书写的问题。即使《册府元龟》也一样。如《册府元龟》在写到刘祎之的时候，有这样的文字：
刘祎之为左史、弘文馆直学士，时又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祎之兄懿之时为给事中，兄弟并居两省，论者美之。①
可见，两种书写问题，是个普遍的问题，并非后来著述者才如此。那么，两种北门学士的书写，一种作为翰林院的前史来书写，一种当作武则天夺权手段来书写，而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分析呢？
在此，我们首先分析后一种情况。而这种书写文献中，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表达，进一步区分出彼此的差异。
第一，《册府元龟》与《旧唐书•刘祎之传》，他们表述的主人公都是刘祎之，而且是从刘祎之的才华受到肯定的角度进行叙述的。即使是“分宰相之权”也是当作他受到重用的证明。“论者美之”是当时人的赞扬。他们兄弟受到重用，是他们的才华赢得的，即使“分宰相之权”，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阴谋，完全是肯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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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册府元龟》卷七八二《总录部•荣遇》，第9068页。
的正面资料。
第二，《新唐书•刘祎之传》，刘祎之等人获得“北门学士”的工作与待遇，完全是唐高宗的决定，即使参与机密“分宰相之权”也如此，“高宗又密与参决时政，以分宰相权”，完全不提是否存在武则天的影响。既然是高宗的命令，自然是合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