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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五一，第2170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88页。
中书舍人饶阳李义府为长孙无忌所恶，左迁壁州司马。敕未至门下，义府密知之，问计于中书舍人幽州王德俭，德俭曰：“上欲立武昭仪为后，犹豫未决者，直恐宰臣异议耳。君能建策立之，则转祸为福矣。”义府然之，是日，代德俭直宿，叩阁上表，请废皇后王氏，立武昭仪，以厌兆庶之心。上悦，召见，与语，赐珠一斗，留居旧职。昭仪又密遣使劳勉之，寻超拜中书侍郎。①
接着，《通鉴》记载的是长安令裴行俭因为议论废王立武事遭到贬官事：
长安令裴行俭闻将立武昭仪为后，以国家之祸必由此始，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私议其事。袁公瑜闻之，以告昭仪母杨氏，行俭坐左迁西州都督府长史。②
接下去，到了九月，皇帝召开主要大臣会议，商议废王立武，虽然遭到反对，但是因为有李勣的支持，还是宣布废去王皇后。
观察《通鉴》的这一系列叙事安排，除了没有提到厌胜事件之后皇帝曾经有过的废后举动没有成功以外，增加了裴行俭贬官一事，其他过程都是基本一致。而从皇帝怒不可遏，不仅禁断皇后母亲入宫，而且连续对皇后的舅舅柳奭进行贬谪，一气之下提出废后是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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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88—6289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89页。
无独有偶，这样的记载并不是《旧唐书》一家。成书于唐宪宗时期的《大唐新语》，就有如下记载：
高宗王皇后性长厚，未尝曲事上下。母柳氏，外舅奭，见内人尚宫，又不为礼。则天伺王后所不敬者，倾心结之。所得赏赐，悉以分布。罔诬王后与母求厌胜之术。高宗遂有意废之。长孙无忌已下，切谏以为不可。时中书舍人李义府阴贼乐祸，无忌恶之，左迁壁州司马。诏书未至门下，李义府密知之，问计于中书舍人王德俭。王德俭曰：“武昭仪甚承恩宠，上欲立为皇后，犹豫未决者，直恐大臣异议耳。公能建策立之，则转祸为福，坐取富贵。”义府然其计，遂代德俭直宿，叩头上表，请立武昭仪。高宗大悦，召见与语，赐珠一斗，诏复旧官。①
这里的记载，也是先有厌胜事件，接着有废后动议，然后是李义府力挺，最后没有抄录的就是皇帝与主要大臣的会议，直到废王立武成功。
比较而言，究竟是小公主之死引发废后举动，还是皇后厌胜事件引发废后动作呢？小公主之死，当在永徽四年（653），最晚是永徽五年（654）初，因为三年（652）七月以后李弘出生，五年（654）十二月李贤出生，公主只能生死于期间。厌胜事件在永徽六年（655）六月，距离废王皇后的九月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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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唐新语》卷一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0页。
后宣布之时距离小公主的死亡已经一年有余。《新唐书》等坚持小公主之死，导致皇帝有废后之念，然而只有皇帝的心理活动，未见任何举动。而厌胜事件则不然，皇帝先断柳氏不得入宫，然后连续贬官柳奭。所以，真正引发废后举动的是厌胜事件而不是公主之死①。
把公主之死与王皇后的废黜联系起来，用意其实不在皇后废黜史的研究，真正的目的在于表现武则天丧尽天良。如本文所论，其实公主之死与废后事件距离遥远，没有必然联系。公主之死，更不能证明是武则天亲手所害，所谓武则天杀害亲生女儿的说法，不过是众多妖魔化武则天的事件之一而已。就废后而言，基本原因是高宗跟王皇后长期没有感情，能够诉求的理据是王皇后无子，具体的导火索是厌胜事件。
第六节 《讨武曌檄》不言公主之死
中国古代的传统政治，在人物评价体系上，从来就有人性指标这个向度。即使在政治活动中，也要时刻遵守人性的基本原则。“杀妻求将”就被看作是违背人性的可怕做法。一个人的善恶品评，根本之处在于人性的底线是否能够坚持。而传统政治，要求的贤人其实就是好人，好人就必须经得住人性这条品评标准的考验。在这个文化背景下，攻击与表扬，都会采取同样的策略。公元684年二月，武则天大赦天下，改元文明，中宗虽然在位，皇太后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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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雷家骥先生也考证了两件事的关系，最后认定是公主之死在前，厌胜之事在后，同时也认为厌胜之事对废王立武影响更大。《武则天传》，第93—94页。
称制。同年九月，李勣孙李敬业在扬州起兵，以讨伐武则天匡复唐朝为号召。在行为上，李敬业“求得人貌类故太子贤者”，谎称太子李贤尚在，人们听从李贤的命令起兵，所有旗号都打着李贤的名义①。这是政治斗争中的策略，有利是原则。
与此同时，文学家骆宾王亲自为李敬业写下了著名的《讨武曌檄》。因为双方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檄文也有政治动员的功效，所以攻击武则天无所不用其极。檄文本来就是政治斗争的手段，为达到在舆论上打击武则天的目的，具体言辞和叙事，是不必认真对待的。在这篇著名的檄文中，攻击武则天的时候，甚至说到武则天“弑君鸩母”，说武则天杀害了唐高宗和自己的母亲。这当然是没有的事情。同时也攻击武则天“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②。这句话讲的是武则天临朝称制，唐睿宗虽然名为皇帝，其实是囚禁在别宫之中。但是，通篇檄文没有提及武则天杀害小公主的事情。如果确有其事，哪怕仅有一点点传言，骆宾王能不加以利用吗？武则天又杀母亲，又杀女儿，这种形象对于造反者是十分有利的。但是，这篇著名的檄文并没有提到这件事。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那个时候，在李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的时候还没有这种传言。
赵文润先生著《武则天》一书，在第四章专门列“关于小公主之死”一节，援引赵翼等学者观点，认为《旧唐书》比《新唐书》更可信。而对于骆宾王檄文不提及杀小公主之死，赵先生也认为太奇怪，如果确有此事，骆宾王会笔下留情吗？当然不会③。雷家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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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三，第6424页。
②《讨武曌檄》一文还有其他名称，如《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见（唐）骆宾王著、（清）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29—338页。
③赵先生最后的态度还是谨慎的，结论是“以疑存疑”。见该书第42页。
先生认为，武则天杀公主，“大概仅有她自己知道而已，史官不知何据而书？既然史官如此记载，则或许果真有据，后人若无确证则不宜轻易予以推翻①”。其实，总体上雷先生还是倾向确有其事的。
武则天杀死亲生公主这种说法，在唐宪宗时期成书的《大唐新语》中也没有出现。最早提及这种说法的应该是《旧唐书•武则天本纪》之后的“史臣曰”，而到《新唐书》的时候才大张旗鼓地传播开来。我们从现在的《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中的记录文字可以看到，武则天杀人的过程是被全程记录的。一方面说武则天杀人只有武则天一个人知道，而且她不可能对别人提起，另一方面却有一个现场全记录。这个矛盾的现象，其实是五代北宋以后才出现的。
第七节 公主之死与婴儿夭折
我们还是回到小公主之死这件事上来。本文以为，关于小公主之死，还是应该回到早期的记载，即《唐会要》的记录上进行讨论。
武则天生了小公主是真的，王皇后特地来看望也可能是真的。当时王皇后和武则天的关系其实已经恶化，但是王皇后依然保持着皇后的威仪和姿态，皇后毕竟还是后宫的主人。皇后看望新生公主，是后宫主人身份的体现，也能让人们看到皇后的宽宏大量。皇后去看武昭仪的新生公主了，这应该成为后宫里的一件大事。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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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雷家骥：《武则天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2页。
皇后的正常的分内工作，看望其他妃子所生的皇子公主，皇后一定带领大群随从，不可能偷偷一个人溜进嫔妃的寝宫。所以，皇后即使亲手抱抱公主，也一定在众目睽睽之下。另外，皇后来看公主，作为公主的母亲可以不在现场吗？看望公主，是皇后的分内事，对于嫔妃而言，如同领导亲自来视察工作，表达领导的关怀爱护，如果武则天不在现场，让皇后的工作如何正常进行呢？皇后要来看公主，宫中礼官理应事先通知武则天，武则天全场小心陪同，对于领导的关怀满心感激，这才是宫中应有的一幕。《新唐书》和《通鉴》的写法像惊险小说，过于文学化。
公主确实死了，这是真实的。到底什么原因呢？雷家骥先生就怀疑过婴儿猝死症。婴儿猝死症是新生婴儿头一年内最常见的死亡原因，在每千名活产婴儿中约有2—3名的死亡率，典型的婴儿猝死症容易发于一向看似十分健康的2—3个月大的婴儿，小于2个月或大于6个月的婴儿较为少见。婴儿猝死症多事发突然，常在婴儿平静地安睡后，父母并未感觉有何异样，然而一段时间后却发现婴儿心跳呼吸全无，突然毫无缘由地死亡，即使病理解剖也很难发现有什么异常，这是一种至今找不出确切原因的突发死亡现象。武则天新生女儿忽然死去，伤心是难免的，把责任推给皇后的看望也是可能的，人多风大，影响了初生儿的健康。女儿虽然也是高宗的，但是这个事件对武则天的打击更大，高宗能做的就是体贴安慰，用更温柔的爱心减轻武则天的丧女之痛。小公主事件之后，高宗与武则天的关系更密切了。新生公主之死，是一个意外，在武则天与王皇后的斗争中也许被武则天利用，至于后来史书夸大其词的说法，则无法相信。
唐高宗麟德元年（664）三月丁卯，“长女追封安定公主，谥曰思，其卤簿鼓吹及供葬所须，并如亲王之制，于德业寺迁于崇敬寺”①。公主的封号、谥号的确定，雷家骥先生认为“显然有深意焉”，具体解释为“这时武昭仪已为皇后，且已参决政事，表示她可能因为此女之死而获安定，故思念不已”②！公主在十二年前猝死，并没有获得公主的称号，这次迁葬才获得公主称号和谥号。那么，公主的称号与谥号，是针对公主而起，还是针对武则天的心情而起呢？显然，公主迁葬，应该是希望公主安定才合理。至于“思”这个谥号，也只有针对公主才能叫作谥号。根据汪受宽先生的统计，“思”作为谥号有多种含义，如“追悔前过曰思”，“外内思索曰思”，等等，不见有令人思念之意。最有可能，公主之“思”，应该是“道德纯一”“道德纯备”之意③。因为公主刚刚出世不久就去世了，道德当然是最纯洁无瑕的。把公主封号与谥号的解释，与武则天不安心理相联系，完全是南辕北辙的思考④。
小公主这样的突然死亡，在唐代的记录中也不是绝无仅有。唐玄宗的武惠妃，与武则天还有亲戚关系，受到唐玄宗的宠爱，曾经动议立为皇后。就是因为来自武氏，所以大臣反对没能实现。死后，追赠为“贞顺皇后”。武惠妃的再从叔是武三思，从叔是武延秀。武惠妃也有孩子夭折的经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妃生子必秀嶷，凡二王一主，皆不育。及生寿王，帝命宁王养外邸”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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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上，第85页。
②雷家骥：《武则天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2页。
③汪受宽：《谥法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70—371页。
④这种说法，在通俗的武则天写作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⑤《新唐书》卷七六，第3492页。
大概不能归因于武氏的遗传，只能说当时这种情况比较多。母亲有丧女之痛是很可怜的，没有想到，后世更以非人性的说法加以攻击。
关于武则天的文字记载，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妖魔化，追究起来，也不是没有背景。陈寅恪先生研究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认为“李武为其核心，韦、杨助之黏合，宰制百年之世局”①。所以，武则天虽然最后失败，但是因为与李唐千丝万缕的联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武氏家族的政治影响依然存在。然而，从历史的立场上看，唐朝前期两大失败，一是武氏代唐，二是安史之乱，历史的追究不可避免。为了避免武氏之祸的重演，借鉴史学很容易走上妖魔化武则天的道路。于是，一些原本荒诞不经的传闻也被历史学家采纳，武则天杀害亲生女儿的故事因此得到正规史学著作的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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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原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收入作者《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295页。
第九章
“北门学士”及其历史书写
关于“北门学士”的概念，因为与武则天的权力提升进程联系在一起，成为武则天走向女皇之路的重要一环，所以受到广泛注意。然而，武则天作为唐朝历史上的大反派，凡是涉及武则天的故事都有可能隐藏着特殊的书写秘密，必须慎之又慎。与通常所见《新唐书》《资治通鉴》的记载不同，本文认为，把“北门学士”与武则天的权力之路联系起来的写法，是后来史家的一种春秋笔法，表达否定武则天的立场坚定不移，但在忠于史实方面亏欠甚多。
第一节 作为翰林院前史的“北门学士”
在调查有关“北门学士”概念的历史书写时，我们很容易地发现，“北门学士”关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作为制度史，把北门学士看作是翰林院的前史；二是作为政治史，强调北门学士作为武则天一步步走向权力顶峰的一个步骤。这两个方面，应该存在某种关联性，但先后关系和全面判断都需要认真对待。
作为翰林院前身的“北门学士”。《唐会要•翰林院》有如下记载：
开元初置，已前掌内文书，武德已后，有温大雅、魏征、李百药、岑文本、褚遂良、许敬宗、上官仪等。时召入草制，未有名目，乾封已后，始号北门学士。刘懿之、祎之兄弟、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为之。则天朝，以苏味道、韦承庆等为之。后上官昭容在中宗朝，独任其事。睿宗即位后，以薛稷、贾膺福、崔湜为之。其院置在右银台门内。驾在兴庆宫，院在金明门内。驾在大内，院在明福门内。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