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研究(23)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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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八二《许敬宗传》，第2762页。
② 《旧唐书》卷八二《许敬宗传》，第2764页。
回中央，在废王立武问题上，成为唐高宗第一个出力的旧臣。
唐高宗决定废王立武的时候，获得长孙无忌的支持最重要，所以高宗殷勤拜访长孙无忌官邸，送上厚重礼物。长孙收了礼物，但没有答应。高宗于是派出武则天的母亲前往说服，因为武则天娘家杨氏在隋朝跟长孙家有交谊，但被长孙言词拒绝。再后来，高宗派出许敬宗，结果更惨，“无忌厉色折之”①。唐高宗几乎陷入绝望。
正在这时，李义府及时出现了。《新唐书•李义府传》如此记载：
（李义府）为长孙无忌所恶，奏斥壁州司马，诏未下，义府问计于舍人王德俭。德俭者，许敬宗甥，瘿而智，善揣事，因曰：“武昭仪方有宠，上欲立为后，畏宰相议，未有以发之。君能建白，转祸于福也。”义府即代德俭直夜，叩阁上表，请废后立昭仪。帝悦，召见与语，赐珠一斗，停司马诏书，留复侍。②
李义府此时官任中书舍人，与许敬宗外甥王德俭同职，而究竟为什么让长孙无忌讨厌，史书失载。无独有偶，李义府又是一位唐高宗的旧部。早在李治为晋王的时候，因为马周等人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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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87页。
② 《新唐书》卷二二三上《李义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39—6340页。《旧唐书•李义府传》记载没有如此详细，只说：“高宗将立武昭仪为皇后，义府尝密申协赞，寻擢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赐爵广平县男。”《旧唐书》卷八二，第2766页。《通鉴》主要采用《新唐书》的描述，见卷一九九，第6288—6289页。
进士出身的李义府当上了监察御史。唐太宗很欣赏李义府的才华，“敕义府以本官兼侍晋王。及升春宫，除太子舍人，加崇贤馆直学士”①。如此说来，李义府与唐高宗的渊源亦深，早在晋王时期就有了君臣名分。
很多年以后，当武则天的女皇宝座已经十分稳固的时候，她想起了自己的往事，于是发出一纸命令，要表彰当年拥戴自己当皇后的那些功臣。史书如此记载：
如意元年，则天以义府与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书舍人王德俭、大理正侯善业、大理丞袁公瑜等六人，在永徽中有翊赞之功，追赠义府扬州大都督，义玄益州大都督，德俭魏州刺史，公瑜江州刺史。②
这个名单中没有更重要的人物李勣，众所周知的原因，李勣孙子徐敬业的造反活动，影响了武则天对李勣的好感。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知道，拥护废王立武的核心人员都是唐高宗的东宫旧部，中书舍人王德俭没有数据显示他是否是高宗旧部，但因为他与许敬宗的关系，算作这派人物是没有问题的。
另有上官仪，长期以来被看作是武则天的反对派，他当然也不在武则天的感谢名单中。根据新发现的《上官婉儿墓志》，我们有条件了解更多的上官仪历官数据，从而可以很肯定地说，在废王立武时期，作为高宗的“旧臣”，上官仪是支持皇帝的。十年以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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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第2766页。
② 《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第2770页。
官仪因武则天被杀，则属于后来的发展①。
在废王立武事件中，支持皇帝行为的有御史台官员，其中御史大夫崔义玄、大理正侯善业、大理丞袁公瑜等三人最为知名。他们确实没有东宫旧部因缘，之所以支持皇帝，只能理解为职责所系。
李勣、许敬宗、李义府成为拥护废王立武的代表人物，在唐高宗与长孙无忌的政治对峙中，他们是少数站在唐高宗一边的朝臣。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存在和努力，为唐高宗最后取得废王立武的胜利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他们共同的特点有二：第一，都是唐高宗的东宫旧部，李勣和李义府甚至更早；第二，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过长孙无忌的排挤②。李义府挺身而出帮助唐高宗，完全可以看作是自我保护的需要，不过，如果他与高宗的渊源是受到排挤的原因，那么李义府也确实别无选择③。
还有附带性问题，许敬宗、李义府在废王立武问题上的表现，是在帮助唐高宗还是武则天？或者说，他们是唐高宗的人还是武则天的人？这样的问题几乎是荒诞的，但是千百年来，传统史学却在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并且一再提示我们：唐高宗如何弱智，而武则天如何野心勃勃。对此，黄永年先生认为当时的高宗阵营，高宗当然是主角，“武则天只是高宗一边的一个配角”④，这是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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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作者另文《上官仪研究三题》，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0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9—228页。
②黄永年先生论文《说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真相》，曾认为许敬宗、李义府等属于高宗“另行培植在外朝的新势力”，应该是有所疏略了。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收入作者《文史探微——黄永年自选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11页。
③参见作者另文《略论李义府》，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七，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180—192页。
④黄永年：《说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真相》，《文史探微》，第217页。
关键时刻，李勣表态支持唐高宗，他的行为如何理解才更合理？是因为武则天的出生地与他自己的山东故乡有一致之处？是因为他看到未来的武则天更会重视自己这个新兴的地主阶层？王府也好、东宫也好，这些合法且有一定独立性的组织从来都是政治斗争的基本组织单位，“旧臣”最容易形成政治斗争的团队战力。唐高宗长期以来对李勣的信任与尊重，唐太宗对李勣曾经有过的托孤动作，包括坚定的忠君观念，也不排除政治利益计算，这些才是李勣头脑中可能存在的意念。于是，李勣终于说出了那句话：“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高宗于是坚定了意志，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陈寅恪先生并非没有看到“废王立武”有宫廷斗争的一面，只是没有停留在宫廷斗争的层面而已。但是，在今天看来，所谓社会区域集团斗争说，似乎有求之过深的一面，李勣、许敬宗、李义府这些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之所以站在高宗一方支持废王立武，是因为他们同属于东宫旧部。其实，王府、东宫的属官参与政治斗争是常态，在唐朝的历史上，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①。
神龙元年（705），中宗复辟，在他的《亲祀明堂赦》中就有这样的指示：
自弘道以前，继任相三年已上，及秦府、晋府僚佐四品以上，并食实封功臣，虽经罪责，不致破家，子孙无任京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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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孙英刚著《唐代前期宫廷革命研究》一文，强调唐前期王府参与最高权力斗争的规律性存在，见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3—287页。
者，特宜优与一官，英府、周府旧僚，五品以上官子孙，亦宜准此。①
其中，李世民当年的秦王府被称作“秦府”，李治原来的晋王府被称作“晋府”，两府的僚佐，依然在享受朝廷的优待。这充分证明，在唐代朝廷的政治生活中，先皇曾经的王府，不论是观念还是政治实际，都是一个受到尊重的团队。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实际作用，不可低估，更不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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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大诏令集》卷七三《典礼•明堂》，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10—411页。

第八章
小公主之死
武则天是中国的一个历史奇迹。在一个男权社会里，怎么会出现一个女皇帝呢？通过武则天的实例可以看出，皇帝制度存在弹性，皇帝之位并非被男性独占。获得政治成功是历史评价的重要理据，因此不能否认武则天的创造能力。但是，成功获得皇位的武则天，身后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围绕武则天的评价，妖魔化一直占据着传统史学的主流地位。在一系列妖魔化武则天的历史叙述中，公主之死就是典型的事件之一。
第一节 从简至繁的记录变迁
大约在永徽四年（653），武则天为高宗生下一位公主，但是这个公主不幸夭折。公主之死，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最开始的记载是很简单的，《唐会要》卷三“天后武氏”条下是如此记载的：“昭仪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杀之，上遂有废后之意。”①当时的武则天是昭仪，属于皇帝九嫔之首，正二品②。这是武则天跟唐高宗所生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是长子李弘。
根据《唐会要》的这个记载，武则天和高宗所生的公主确实夭折，因为不知道死亡原因而且死得突然，所以称作“暴卒”。武则天充分利用了公主之死，采用悲情主义的诉求方法，把公主之死的责任推给自己的情敌王皇后。高宗看来是受到了武则天的影响，开始萌生废黜王皇后的念头。
《唐会要》一书，虽然是北宋王溥编辑的，但是吸纳了唐德宗时期苏冕四十卷的《唐会要》和唐宣宗时期崔铉的《续会要》，所以保存唐代国史资料比较多，向来为学者所重。这里的记录，也相对稳重。当时，王皇后联合萧淑妃与武则天斗法，武则天悲情主义的战斗技巧适合当时的情况，因为毕竟是母亲丧女，说一些丧失理智的话是可能的，而高宗看见受伤的母亲，也很可能同情心上涌。
高宗新生公主夭折一事，《旧唐书》没有任何正面提及，但是在《则天皇后本纪》的史臣曰中，却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儿，菹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妒妇之恒态也。”③其中，后一件事是指武则天残酷对待失败了的王皇后和萧淑妃，而前一件事“振喉绝襁褓之儿”，可能就是指扼杀亲生公主的事。《旧唐书》成书于后唐出帝开运二年（945），先后编写用了四年时间。为什么这件事没有写入《旧唐书》的正文，而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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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会要》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6页。
②《旧唐书》卷五一《后妃》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61页。
③《旧唐书》卷六，第133页。
“史臣曰”的方式表达出来，没有确凿证据，推测起来大概这个时候已经有了武后杀亲生公主的说法，但是不能坐实，只好用这种更具有个人意见的方式表达出来。
《旧唐书》这种比较概括的说法，到了《新唐书》中凌空一跃，变成了非常具体生动的描写。《新唐书•后妃列传》的文字是这样记载的：
昭仪生女，后就顾弄，去，昭仪潜毙儿衾下，伺帝至，阳为欢言，发衾视儿，死矣。又惊问左右，皆曰：‘后适来。’昭仪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杀吾女，往与妃相谗媢，今又尔邪！’由是昭仪得入其訾，后无以自解，而帝愈信爱，始有废后意。①
在这里，公主之死的过程详细而生动。《资治通鉴》的记载，直接继承了《新唐书》，文字如下：
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诉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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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七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474—3475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86—6287页。
仔细比较，《资治通鉴》这段文字基本采自《新唐书》。皇后看望新生公主，离开以后，武则天偷偷杀掉公主，然后伪装现场。唐高宗到场，武则天假装欢笑，掀开被子，发现公主已经死亡。询问左右，大家都说刚才皇后来过。于是皇帝大怒，认为是王皇后“杀吾女”。王皇后自然无法解释，于是皇帝开始产生废立皇后的念头。以上基本情节，两书都是相同的。但是仔细观察，发现也有所区别。就《通鉴》而言，第一，首先增加“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一句，把武则天杀亲生女以嫁祸王皇后的动机提前做了说明。第二，发现公主已经死亡，《通鉴》用“即惊啼”三字。《新唐书》写武则天的“即悲涕”是在知道王皇后来过之后。把武则天“悲涕”换了地方，改作“惊啼”，看上去更加自然，证明武则天的表演更加天衣无缝。《新唐书》那种写法，发现公主死了不哭，而是立刻追查原因，情节转换不太流畅。而得知王皇后来过之后再悲啼，嫁祸王皇后的含义太清楚。总之，按照《新唐书》的写法，武则天的表演还是有生硬之处。但是《资治通鉴》武则天哭的环节和描绘哭的词汇都有所改变，“惊啼”表明母亲刚刚发现女儿死亡，立刻反应当然就是哭，而用一“惊”字修饰哭，证明母亲是完全不知情的。第三，《新唐书》说武则天杀死公主，用的一个动词是“潜毙”，偷偷杀死，没有更准确的动作，而《资治通鉴》使用的是“潜扼杀之”，显然“扼杀”是更具体的动作。这比《新唐书》细节进一步明确了。
但是，细节越生动越详细，越发引人怀疑。且不说《通鉴》对《新唐书》这种细节修改已经使得过程发生变化。我们要问的是，倾向合理化的修改，意图是什么呢？可是，细节如此考究的《通鉴》，在描写这件事的时候，却没有比较清楚的时间定位，因为《通鉴》把此事放在永徽五年（654）的年底来叙述，按照《通鉴》的体例，说明此事具体日月不清楚。作为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是这类史书的典范，对于历史事件时间定位的重视，《通鉴》也是典范。可是，在公主之死的问题上，《通鉴》可以花笔墨修改《新唐书》看上去不够合理的文字，为什么在更重要的时间定位问题上没有给出更具体的坐标呢？答案是无法清晰的，但是《资治通鉴》对此事信息的掌握看来是有限的，以至于重要的时间定位都不能给出，只能在《新唐书》的基础上对细节进行“合理化”的文字处理。
从以上的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公主之死的文字记录，有一个由简至繁的变迁过程，在该过程中，重要的信息如事件发生的时间没有进一步的确认，但是细节反而越来越清晰。在中国古史研究中，曾经有过一个“层累地构造学说”，意思是古代的历史随着时间而越来越清晰，恰好证明是后人缔造的结果。文学史上也有类似的问题，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被不断地加工和创造，最后的模样与初始状况相去甚远。那么宫廷秘史，是否也有这种规律呢？所有的当事人都没有留下记录，那么后人是通过什么途径反而获得了更多的细节呢？所以，当我们面对的历史事实，有着一个由简至繁的描述过程的时候，这样的事实本身就值得我们提出疑问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