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研究(22)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唐太宗驾崩之前，针对李勣的行动又出现了。《旧唐书•李勣传》如此记载道：
二十三年，太宗寝疾，谓高宗曰：“汝于李勣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为叠州都督。高宗即位，其月，召拜洛州刺史，寻加开府仪同三司，令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是岁，册拜尚书左仆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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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六七《李勣传》，第2487页。
为什么要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把李勣贬官外地呢？这里的解释是唐太宗的阴谋，为了给李治赢得感激和忠心。《资治通鉴》在记录这件事的时候，对于唐太宗的话不仅如此记载，他还讲到两个条件，命令发出之后，要看李勣的反应，一是“若其即行”，然后给予重用。二是“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结果呢，“李勣受诏，不至家而去”①。
唐太宗在此之前，曾经向李勣托孤，现在又忽然怀疑李勣，怀疑什么呢？《通鉴》的文字告诉了我们，唐太宗担心自己死后李勣在长安搞动作，以图控制皇帝和朝廷。这虽然仅仅是一个怀疑，但是不得不防，于是唐太宗对李勣进行了忠诚测验。叠州距离长安一千多里，得到命令的李勣竟然连家都不回，直接上路。这个反应是不合情理的，这么远的路程，有所准备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测验对于李勣来说是致命的，稍有不慎就可能人头落地，所以他才不合情理地直接出发。李勣因为头脑清晰看出了这纸命令背后的阴谋，所以反应机敏，这是史书通常的结论。胡三省就此评论道：“史言太宗以机数御李勣，世勣亦以机心而事君。”②现在的研究者也多同意胡三省的看法③。其实，李勣的反应机敏，应该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事先已经知道了谜底。
贞观十七年（643）之后，唐太宗开始重用李勣，一个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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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66—6267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67页。
③ 如牛致功先生就认为胡三省的看法是一针见血，并申论说：“太宗以笼络的手段达到利用李勣的目的，李勣以唯命是从的手段取得太宗的欢心。二者互相利用，又互存戒心。”见《〈李勣墓志铭〉的有关问题》，原载《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6期，收入作者《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第27—38页。
原因就是李勣与李治的故吏关系。对于李勣的忠诚，唐太宗也有把握，因为当初李勣对李密的忠诚就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临终之前的唐太宗怎么忽然对李勣产生怀疑呢？一定是原来针对李勣的力量又在发挥作用。既然贞观二十二年（648）能够说服唐太宗让李勣离开太子詹事的职位，那么一年后依然能够提出对李勣的怀疑。这当然是唐太宗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布置了忠诚测验题。然而，对于皇太子而言，李勣是最值得信赖的，这种测验更是滑稽无聊的，但他有力量制止吗？没有。不过，李治有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透题。李勣不至家而去，表现得太出色，让对方完全丧失了下手的可能。但是，得分太高，对于透题问题是有所暴露的。好在，此后大事太多，无人也无法去追究这个小事了。
唐太宗去世，唐高宗即位，李世勣改名为李勣。虽然已经成为仆射，但他的政治生活依然无法平静，《旧唐书》本传记载道：
永徽元年，抗表求解仆射，仍令以开府仪同三司依旧知政事。四年，册拜司空。初，贞观中，太宗以勋庸特著，尝图其形于凌烟阁，至是，帝又命写形焉，仍亲为之序。显庆三年，从幸东都，在路遇疾，帝亲临问。麟德初，东封泰山，诏勣为封禅大使，乃从驾。次滑州，其姊早寡，居勣旧闾，皇后亲自临问，赐以衣服，仍封为东平郡君。勣又坠马伤足，上亲降问，以所乘赐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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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六七《李勣传》，第2487页。
本来，李勣的仆射任命，来自先皇唐太宗，高宗不过是执行者。但是，时间不久，李勣就“抗表求解仆射”，坚决辞职。仆射是宰相中地位最为重要的，为什么李勣非要辞职不可呢？这背后的因素肯定是存在的。显然他的辞职是十分坚决的，高宗挽留不住，最后只好保留“开府仪同三司依旧知政事”，这其实是个空置宰相头衔并没有具体负责的工作。到了永徽四年，李勣升职为司空，成为“三公”之一，不过还是空有地位的提高。
虽然李勣在永徽时期权力状况没有改善，但是与皇帝的私人关系依然良好。高宗追随太宗凌烟阁故事，永徽四年继续同样的工作，找人为李勣画像并亲笔撰写序言。根据《李勣墓志》的记载，在李勣拜司空之后，高宗就为李勣画像并且作序，难能可贵的是该墓志还保留了高宗所写序言，其中有“朕以绮纨之岁，先朝特以委公，故知则哲之明，所寄斯重。自平台肇建，望苑初开，备引英奇，以光僚采。而岁序推迁，凋亡互及，茂德旧臣，惟公而已”①。就丹青画像而言，贞观十七年（643）的那一次功臣图像，至今仍然健在的还有尉迟敬德、唐俭、程知节和长孙无忌，为什么唐高宗对李勣却说出“茂德旧臣，惟公而已”这样的话？对此，雷家骥先生解释说：“明显示以重寄，勉励李勣继续积极襄助。隐然有无视长孙无忌这位当年拥立元舅、太子太师和顾命功臣在眼内之意。”②初看上去不无道理，其实高宗所说，乃是他自己的东宫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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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袆之撰《李勣墓志》，收入《全唐文补遗》第一辑。
② 雷家骥著：《武则天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4页。
臣，而这个旧臣群体中，是包括李勣而不包括长孙无忌等人的①。可见，高宗的这种表达，是一种合法的真情流露。东宫旧臣，再次出现，显然值得重视，因为在高宗和他的东宫旧臣之间，这个概念并没有消失过。
而高宗序言中的“朕以绮纨之岁，先朝特以委公”一句，读者常常忽略，其实在讲双方关系的渊源深远。根据《旧唐书》本纪，高宗生于贞观二年（628）六月，五年（631）封晋王②，时不过四岁，这便是“绮纨之岁”。“先朝”指太宗皇帝，“特以委公”，只能是任命李勣为晋王府长史的事。李勣担任晋王府长史，不仅太宗皇帝重视“卿旧长史”一事，高宗自己也重视此事。“特以委公”出自高宗之口，依赖之情，清晰浓厚。李治为晋王时，李勣是王府长史，双方是君臣关系。李治晋升为太子，李勣是东宫詹事府詹事，依然是君臣关系。如今，李治是当朝皇帝，双方还是君臣关系。李治人生的三个时期，李勣都是合法的臣下。高宗称李勣为“旧臣”，正是要唤醒这种情感的历史记忆。
对于李勣而言，此前既有先皇的顾托，与年轻皇帝的恩情始终笃厚，当废王立武为导火线而皇帝与元舅发生全面冲突的时候，李勣在唐高宗和长孙无忌之间如何选择？自然而然，支持皇帝不仅是践行自己的承诺，而且符合政治伦理。皇帝毕竟是国家的真正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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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治任太子，《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贞观十七年四月“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为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瑀太子太保。”（北京：中华书局，第55页）或许有人会认为“太子三师”“太子三少”也是东宫属官，其实他们是太子老师，不是属官。从《李勣墓志》看，皇帝唐高宗也不敢把他们称作“旧臣”。
②《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第65页。
脑，支持皇帝是臣下忠诚的铁定含义。当李勣支持唐高宗坚定自己意志的时候，就此而言，正当性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从人际关系出发，“旧臣”李勣选择支持高宗，也是多年君臣关系的必然结果①。

第三节 高宗的东宫旧部
唐高宗的旧臣，可以分作晋王府和东宫两个时期，史文有载，当然不是李勣一个人。
有这样的一个历史镜头出现在《张行成传》中：“太宗崩，与高季辅侍高宗即位于太极殿梓宫前。”②皇帝即位仪式上，是谁搀扶皇帝到尊贵的位置，这真的很重要吗？为什么史书专门要写上一笔呢？这至少表明高宗与两人关系的特殊。高宗即位之前，太宗驾崩之后，高层人事有所变动，史书如此记录：
二十三年五月己巳，太宗崩。庚午，以礼部尚书、兼太子少师、黎阳县公于志宁为侍中，太子少詹事、兼尚书左丞张行成为兼侍中、检校刑部尚书，太子右庶子、兼吏部侍郎、摄户部尚书高季辅为兼中书令、检校吏部尚书，太子左庶子、高阳县男许敬宗兼礼部尚书。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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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前，从“旧臣”关系的视角讨论李勣与废王立武关系的并不多，任士英先生《李勣与唐朝前期的政局》一文，是为数不多值得参考的论文，《历史教学》1998年第9期，第16—18页。
②《旧唐书》卷七八《张行成传》，第2705页。
③《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上，第66页。
原来东宫重要官员，晋升为两省长官，当时马周已经去世，李勣正在外地，不久李勣也按计划晋升为尚书省长官。不过，这时候朝廷最大的长官是长孙无忌，“高宗即位，进拜太尉，兼扬州都督，知尚书及门下二省事如故”，后来他虽然辞去尚书省事，但是作为朝廷上实际的最高长官，长孙无忌的至高地位是公认的。
这里，东宫旧部人马开始与朝廷官职接轨，为新皇帝的即位铺设人事环境。于志宁成为专职的侍中，张行成兼任侍中并刑部尚书，高季辅兼任中书令和检校吏部尚书，许敬宗任礼部尚书①。这应该是既定的计划，新皇帝即位，原来东宫人马进入朝廷，负责各个重要部门。这些来自东宫属官的人马，在政治路线上是否具有一致的倾向呢？
张行成是高宗依靠的重要官员，高宗即位之后，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永徽初，晋州频发地震，让晋王出身的唐高宗很紧张，而只有张行成做出的解释让高宗很信服。《旧唐书•五行志》如此记载：
永徽元年四月一日，又震。六月十二日，又震。高宗顾谓侍臣曰：“朕政教不明，使晋州之地，屡有震动。”侍中张行成曰：“天，阳也；地，阴也。阳，君象；阴，臣象。君宜转动，臣宜安静。今晋州地震，弥旬不休，臣将恐女谒用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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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许敬宗传》记载此时的许敬宗担任的是右庶子。据严耕望先生考证，本纪记载误，且不是兼任。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考》卷一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原版1957年），第822页。
臣阴谋。且晋州，陛下本封，今地屡震，尤彰其应。伏愿深思远虑，以杜其萌。”帝深然之。①
永徽元年（650），所谓“女谒用事”连影子也没有，最危险的自然是“大臣阴谋”，因为地震显示出君臣关系出现问题，本来应该是“君宜转动，臣宜安静”，但现在的状况是大臣不安静。正是在永徽元年（650）的正月，“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上立命斩之”②。此事虽然已经过去，但是与地震结合起来分析，还是令高宗十分警惕。张行成这样的分析，长孙无忌一派官员，无论如何是说不出来的。而张行成如此主张，证明高宗对张行成的高度信赖，而张行成作为东宫旧部官员，与长孙无忌显然不是一个阵营的③。
很相似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看于志宁是如何回答唐高宗的。《旧唐书•五行志》：
永徽四年八月二十日，陨石十八于同州冯翊县，光曜，有声如雷。上问于志宁曰：“此何祥也？当由朕政之有阙。”对曰：“按《春秋》，陨石于宋五，内史过 曰：‘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自古灾变，杳不可测，但恐物之自尔，未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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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第1347页。晋州地震事，《旧唐书•张行成传》也有如此记载，文字差异不大，第2705页。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70页。
③ 高宗与长孙无忌的关系，是理解永徽政治的关键。参见作者另文《永徽政治论》，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六，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196—210页。
于人事。陛下发书诫惧，责躬自省，未必不为福矣。”①
对此，千万不要用现代科学观念去解释，认为于志宁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精神，而张行成是唯心论。自然界出现异常，在天人感应的观念中，统治者就要实行问责，而通常皇帝也会因此反躬自责。与人事联系起来，是问责的一部分，也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于志宁不希望把陨石之事与当朝政治联系起来，所以如此回答，而高宗此问，未见得没有预定答案。既然于志宁不愿意回答，高宗自然不必追问。但是于志宁与高宗的距离感，因此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于志宁虽然也应该看作是高宗的东宫旧部，但是于志宁之所以在李承乾倒台的时候安然，发挥作用的不是高宗，而是长孙无忌和唐太宗，于志宁至少从此变得更加谨慎。后来，高宗、武则天都把于志宁看作是长孙无忌一党，并非全然没有道理。
高宗对张行成的重视和重用都是没有问题的，永徽“二年八月，拜尚书左仆射，寻加授太子少傅”。永徽四年，固请乞骸骨，高宗曰：“公，我之故旧腹心，奈何舍我而去？”因怆然流涕。行成不得已，复起视事。九月，卒于尚书省，时年六十七②。这是高宗亲口说的话，张行成是自己的“故旧心腹”。可惜，唐高宗现在只是名义上的皇帝，这些自己信赖的人并不能真正掌握实权，而后来高宗要夺回自己的权力，那就是废王立武，张行成却因为先走一步，而没有机会参与那场重要的政治斗争。
高季辅的情况比张行成还糟。“永徽二年，授光禄大夫，行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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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第1350页。
② 《旧唐书》卷七八《张行成传》，第2705页。
中，兼太子少保。”但是很快高季辅就“以风疾废于家”，高宗虽然给予多方照顾，不久高季辅还是离开了人世，只有五十八岁。张行成和高季辅如果再能坚持几年，取得废王立武的胜利对于高宗而言，就不会如后来那样的艰难。
东宫旧部，这时除了李勣之外，许敬宗可算作重要人物。许敬宗在贞观后期，已经取得了较高地位，累迁给事中，兼修国史。贞观十七年（643），检校黄门侍郎。高宗在春宫，迁太子右庶子。许敬宗是高宗的东宫旧部，但是后来的发展并不顺利。“高宗嗣位，代于志宁为礼部尚书。敬宗嫁女与蛮酋冯盎之子，多纳金宝，为有司所劾，左授郑州刺史。永徽三年，入为卫尉卿，加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六年，复拜礼部尚书”①。许敬宗在礼部尚书职位上出问题，是在永徽二年（651）。许敬宗贬官郑州刺史，大约经过一年再入为卫尉卿，与此前的礼部尚书，还有一段距离。直到永徽六年（655），许敬宗才终于恢复到礼部尚书职务。史载明晰，许敬宗外贬，是因为嫁女给岭南冯盎之子，是一种卖婚行为。此事在许敬宗死后的议谥时再被提起，叫作“嫁少年于夷落”②。观两《唐书•许敬宗传》，许敬宗可谓劣迹斑斑，《新唐书》甚至直接把他放入奸臣类传之中。许敬宗的历史评价，究竟是事实如此，还是一种历史清算呢？其实，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许敬宗帮助唐高宗，不仅使废王立武成功，而且打击政治对手彻底。然而，永徽二年（651）许敬宗的被贬，依然不乏政治斗争的背景，高宗东宫旧部，没有投靠长孙无忌的，都有类似的经历。好在，许敬宗及时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