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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二〇，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37页。所言徐敬业发动扬州事变以反武则天，史载分明，但徐敬业《唐书》明言是李勣之孙。
②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原载1952年《岭南学报》第12号第1期，收入作者《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54页。此论，汪篯先生更有申论，《唐高宗王武二后废立之争》，收入《汪篯隋唐史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65—188页。
陈寅恪先生还是认为李勣对废王立武的支持，主因在于武则天而不是唐高宗，因为李勣与武则天同属于山东人。如此一来，还是在支持武则天，而与唐高宗无涉。
胡如雷先生著《论武周的社会基础》一文，不同意陈寅恪观点，认为用地域集团的斗争解释不是本质分析，而主张武则天代表一般地主阶层与大官僚贵族集团进行斗争①。陈寅恪先生从社会、文化背景分析政治问题，远远超出传统史学的道德评价，为武则天相关问题的研究带来全新的视角，很快成为研究的主流观点。
那么，李勣在废王立武事件中的行为，到底应该怎样观察呢？
第二节“旧臣”李勣
废王立武是唐朝重大事件，而李勣与唐高宗的关系，是关键因素。此前有道德论和集团论，但事实才是问题的原点②。在政治事件中，关键人物的关系必须给予重视，在强调人唯求旧、器唯求新的传统文化氛围中，人物关系才是揭开事件真相的钥匙。根据《旧唐书•李勣传》的记载：“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赐实封九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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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如雷：《论武周的社会基础》，《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收入作者《隋唐政治史论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50—263页。但胡先生文章重点讨论武则天掌权之后的情况，对于废王立武涉及不多，如果自然延续地看，那么涉及李勣的部分会有差异，因为李勣支持武则天当皇后，但他的孙子徐敬业却起兵反对武则天，而胡先生认为徐敬业本来就属于武则天打击的势力范围。
② 赵文润先生曾著《李勣评价中的几个问题》（《人文杂志》1980年第4期）、《关于李勣评价的几个问题》（《陕西师大学报》 1981年第4期）、新著《唐高宗与苏定方、李勣、薛仁贵的关系考论》（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七，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215-223页）等，重点阐述唐高宗对将帅任命的控制权，持续批评传统的高宗“昏懦”说。值得参考。
户。”从此以后，李勣长期担任太原地方长官，传文为：
时高宗为晋王，遥领并州大都督，授勣光禄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长史。父忧解，寻起复旧职。十一年，改封英国公，代袭蕲州刺史，时并不就国，复以本官遥领太子左卫率。勣在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号为称职。①
因为李治被封为晋王，遥领并州大都督，于是与李勣成为上下级关系，李勣从此成为晋王李治的都督府长史。李治为晋王，时间是贞观五年（631）二月己酉②。而这种上下级关系，一直持续多年。
从官场一般规则观察，唐太宗与李勣的关系并不密切，甚至可以说有些隔阂。这就是玄武门事变时李勣的态度问题。对于是否发动政变，秦王“世民犹豫未决，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勣，世勣辞。世民由是重二人”③。从李世民上台伊始就派李勣担任唐朝北大门的防守重任，而且一去就是十六年一事可知，所谓的重视其实是防范的另一种说法。李勣在贞观时期，出力很多，所有的重大战争都有他的身影，虽然政治地位有改善，但是职位提升有限。贞观十五年（641），李勣“征拜兵部尚书，未赴京”，继续在外领兵作战。不久，因战功封一子为县公④。所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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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六七《李勣传》，第2486页。李勣从晋王府成立，便为长史。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第6087页。《唐会要》记载的是“五年，封晋王”，不如《通鉴》详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页。
③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第6007页。
④ 《旧唐书》卷六七《李勣传》，第2486页。
升，几乎皆由军功。
李勣的官场运气，战功之外，几乎都是晋王李治带来的。贞观十七年（643）李治成为皇太子，李勣因为长期是李治的长史，从而获得唐太宗的格外重视。《旧唐书》本传因此写道：
十七年，高宗为皇太子，转勣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加位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宗谓曰：“我儿新登储贰，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虽屈阶资，可勿怪也。”太宗又尝闲宴，顾勣曰：“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勣雪涕致辞，因噬指流血。俄而沉醉，乃解御服覆之，其见委信如此。①
唐太宗说得很明白，让李勣出任太子詹事和宰相，就是因为曾任“旧长史”。太子詹事是太子府的最高行政官员，相当于朝廷中的仆射，虽然只有正三品，但是执掌十分重要，“统东宫三寺、十率府之政令，举其纲纪，而修其职务。少詹事为之贰。凡天子六官之典制，皆视其事而承受焉”②。而左卫率府是东宫和太子宿卫、仪仗的最高管理机构，即东宫军事力量的最高机构。率作为长官，虽然只有正四品，但是保卫东宫和皇太子的安全，责任重大。这说明，李治成为皇太子，李勣成为最重要的东宫官员，行政、军事安全皆在一人掌握之中。这既反映唐太宗对他的重用，也证明李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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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六七《李勣传》，第2486页。
②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662页。
他的信任①。
唐太宗“卿旧长史”的说法，显示这层关系的重要性，朝中大臣的结构也因此发生变化。李勣在太原多年，因为李治升任太子，终于回京任职。唐太宗对李勣表示新职虽然位阶上偏低，但重要性上无与伦比。此后，唐太宗又向李勣托孤，说：“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显然李勣也深明其理，他“雪涕致辞，因噬指流血”，虽然没有记录下他是如何表态的，不过誓死决心的表达一定是没有问题的。《新唐书》因为不满意《旧唐书》而作，对旧书的许多观点都有纠正，但在记载李勣新职务的时候，也是引用太宗此语，强调“旧长史”这个因缘②。
唐太宗为什么要强调李勣是李治“旧长史”这层关系呢？在李治为晋王的时候，李勣作为晋王府长史，常年在太原，因为是合法的上下级关系，双方的联系却是正常的。不仅如此，因为这种关系保持了十多年，所以双方结下的情谊可以想象。在唐朝的法令中，只有王府官员与自己亲王的联系是合法的，其他朝廷官员是不可与亲王联络的。玄武门政变前夕，为了削弱秦王府的势力，李渊朝廷特别把秦王府足智多谋的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调到朝廷里任职，从而在法律上切断他们与秦王李世民以及秦王府的合法联系。秦王李世民最后决定发动政变，派长孙无忌密召房玄龄等人，房玄龄说：“敕旨不听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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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贞观五年（631），李勣担任晋王府长史，十一年（637）又遥领左卫率，似乎与当时的东宫（太子承乾）也有关系。但是十七年（643）李承乾被废，李治立为太子，原来东宫官多受牵连，李勣不仅毫无影响，而且太宗称李勣为新太子的旧长史，显见李勣与李治的这层关系更重要。
② 《新唐书》卷九三《李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19页。
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①不是亲王的部下而与亲王见面，称谓“私谒”，在法律上是禁止并且要治以重罪。亲王虽然是皇帝的儿子，但在政治上却多有限制，因此与自己府中官员的往来，几乎就成了亲王们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发展的方向。事实早就证明了这一点，比如李世民的秦王府官员，是玄武门事变的主力，也成为贞观时期重臣的主要来源。后来的睿宗，他的相王府官员，也成为他再次走上政治前台的主要政治力量。亲王与王府官员的密切关系是现实的，所以唐太宗给予足够的重视是很正常的。
那么，当太子承乾出局之后，魏王李泰与晋王李治发生太子之争的时候，李勣这些晋王旧部有什么动向呢？现在的史书对此全无记载，就如同这些人没有自己的意见一般。事实上，在如此紧要的政治斗争关键时刻，史籍的缺载不等同于实际的缺席。从根本的利益关系上说，晋王高升意味着旧部的上升，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积极的推动不成问题。但是，史书更强调了长孙无忌、褚遂良为晋王李治的争取，而晋王旧部寂静无声。他们真的没有发挥作用吗？有两件事情必须给予重视。第一，在李世民正式决定把太子之位授给李治的那个关键小型会议上，出席者包括李勣在内。《资治通鉴》的记载是：“承乾既废，上御两仪殿，群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褚遂良，……”②李世民为什么要李勣参加这个重要会议？不仅因为李勣是重要大臣，更是因为唐太宗明白李勣与李治的关系。第二，当李治的太子地位确定之后，李勣、马周这些晋王故臣立刻得到重用。即使不考虑新任太子李治的意见，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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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一，第6009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七，第6196页。
唐太宗是懂得这些晋王故臣的政治价值的。如果说长孙无忌选择李治是一种选择的话，那么晋王故臣拥戴晋王，则是别无选择的，他们与李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来说是天然的关系。总之，在分析拥立李治的政治势力时，李勣所代表的晋王旧部是不能忽视的，他们是长孙无忌、褚遂良之外的重要力量。不过，研究唐高宗和李勣的关系，有学者重视这个问题，如赵文润先生①，也有学者比较忽略②。
“同中书门下”是唐朝宰相的头衔，李勣升任宰相，是与东宫詹事同时任命的吗？这从《旧唐书•李勣传》是看不清楚的。但《新唐书》的《李勣传》有更分明的记述：“晋王为太子，授詹事兼左卫率，俄同中书门下三品。”③指明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即从詹事进而升职为宰相，即东宫官进兼宰相。显然，这是唐太宗重视东宫官的一个重大举措，明确地在安排接班人的组织系统。
唐太宗称李勣为“旧长史”，表明李勣不是长史在任。李治为太子，此时李勣的职官兵部尚书，而兵部尚书之任命在贞观十五年（641）十一月④。根据《马周传》，我们得知马周是李勣的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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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文润《唐高宗与苏定方、李勣、薛仁贵的关系考论》一文中，认为李勣“遵从太宗旨意，拥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是高宗与李勣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本文深表赞同。
② 宁志新先生著《李勣评传》，用“忠于太宗，不入派争”来概括李勣在贞观末的政治立场，认为“李勣既不是李承乾的人，又不是李泰的人，也不是李治的积极拥立者。尽管李治长期遥领并州大都督，李勣长期担任并州大都督府长史，二人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但他们并未直接共事过，不存在那种亲密的藩属关系”。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176—177页。只从唐太宗亲自提到的“旧长史”来说，以上这些判断恐怕不确。
③《新唐书》卷九三《李勣传》，第3819页。
④ 李勣任兵部尚书的具体时间，只有《资治通鉴》有记载，为“十一月庚申”，见卷一九六，第6170页。参见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98页。
者，其文为：
（贞观）十五年，迁治书侍御史，兼知谏议大夫，又兼检校晋王府长史。王为皇太子，拜中书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迁中书令，依旧兼太子右庶子。周既职兼两宫，处事精密，甚获当时之誉。①
马周与李勣的情况有些相似，都在晋王府任过职，李治升任太子，两人同时担任东宫官职，并且升任宰相。从《马周传》可以看出，“职兼两宫”是马周的任职特点，既是皇帝的大臣，又是太子的臣下。
刚刚组建的东宫组织，对于太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李勣作为东宫的领导人，必须是皇帝和太子都信任的人，重要性无可比拟。同时，又因东宫詹事加入宰相班子，代表东宫的意义再明显不过。然而，李勣不仅是东宫负责人，他还是名将，所以时常奉命出征，并非总是坐镇首都。但是，贞观二十二年（648），李勣的职务忽然有了异动，“转太常卿，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旬日，复除太子詹事”②。虽然同中书门下三品未变，但是太常卿与太子詹事的地位与作用相去甚远，在权力集中的朝廷，太常卿没有任何实质性权力。这个任命的背景不清楚，但是新任命明显削弱了李勣的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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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七四《马周传》，第2619页。类似的记载也见于《册府元龟》：“马周，贞观中为御史中丞，兼知谏议大夫事。高宗在藩，盛隆府望，周以本官检校晋王长史，及升储位，加中书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册府元龟》卷七〇八《宫臣部•选任》，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8175页。
② 《旧唐书》卷六七《李勣传》，第2487页。
这没有问题。更戏剧性的是，随后不久李勣又恢复了太子詹事的职务。这个反复的背后，人事关系的较量是不言自明的。一定是有人说服皇帝不让李勣继续担任太子詹事，唐太宗同意并发布新的任命。但新的任命遭到了反对，最大的可能是皇太子，最后说服了皇帝，皇帝再发命令，恢复原来的状态。为什么相信其中有李治的作用呢？因为变化与恢复往返的过程，体现了对李勣权力的削弱，而恢复则代表着对李勣实际权力的维护。李勣的实际地位直接影响着太子李治，而太子的意见皇帝一定会重视，因为涉及太子未来接班问题，而詹事对于东宫和太子又是如此重要，所以太子不同意的人选是无法出任詹事的。太子李治只要表达信任李勣，对于皇帝的影响就会发生。太子与李勣长期良好的故吏关系，包括后来李勣对李治的支持，都可证明李治对李勣的信任。反过来，如果李治不信任李勣，那么把李勣调走也不会有什么困难，更不该出现反复。李治对李勣的信任，在这个转变中有了充分体现。与此同时，朝廷中有人希望破坏这种关系，这也是隐约可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