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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第2770页。
② 《旧唐书》卷八二《许敬宗传》，第2763页。
武，而且协助唐高宗除掉了长孙无忌，而当时李义府正贬官普州刺史，无由参加。
崔义玄在高宗即位的时候为婺州刺史，因为平定睦州陈硕真暴动得以升职，“及硕真平，义玄以功拜御史大夫”。后来在废王立武事件中站在高宗立场上，“高宗之立皇后武氏，义玄协赞其谋，及长孙无忌等得罪，皆义玄承中旨绳之。显庆元年，出为蒲州刺史。寻卒，年七十一，赠幽州都督，谥曰贞”①。此处记载肯定有误。崔义玄显庆元年（656）已经出为蒲州刺史不久即去世，而长孙无忌得罪流放、死亡是显庆四年（659）之事，崔义玄很难参与。《新唐书•崔义玄传》的记载无补《旧唐书》，其文为“武氏为皇后，义玄赞帝决，又以后旨按长孙无忌等诛之。终蒲州刺史，年七十一”②。这些记载中，比较清楚的是崔义玄确实从御史大夫的职位上外贬为蒲州刺史，同时又都认为崔义玄不仅参与了废王立武，而且参与了打击长孙无忌等政敌。如果崔义玄在御史大夫职位上，参与打击长孙无忌是可能的，但如果已经贬为蒲州刺史，这个政治动作就无法参与，情形如同李义府一样。从阵营上说李义府、崔义玄与长孙无忌对立，但具体到事实层面，长孙无忌遭受打击的时候李义府无法参与。崔义玄因功出任御史大夫是永徽四年（653）十一月，《通鉴》记载清楚，而胡三省还特意加注曰：“御史大夫，天子耳目官也，非以赏功。厥后崔义玄承中宫旨绳长孙无忌等，岂不忝厥官哉！”③胡三省就是从御史大夫的执掌角度理解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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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七七《崔义玄传》，第2689页。
②《新唐书》卷一〇九《崔义玄传》，第4096页。
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82页。
玄参与打击长孙无忌等人的，但是如果显庆元年（656）崔义玄已经去当蒲州刺史，那么这一切的理解都会有问题①。
因为崔义玄的历官资料不详，我们可以暂时搁置他是否参与打击长孙无忌的事，但崔义玄从御史大夫岗位外贬为蒲州刺史一事各书记录还是清楚的。在内重外轻的唐朝官场风气中，即使同品级的官员，外官也是轻于中央官的，何况御史大夫的位置无论如何是蒲州刺史不能比拟的。所以崔义玄在高宗时期显然很快就不再得意，不仅如此，外放蒲州刺史的事实大概说明崔义玄很快就遭到高宗摒弃，至死也没有再翻身。
值得注意的是在武则天皇后的“翊赞功臣”中的大理正侯善业、大理丞袁公瑜。他们在翊赞武则天成为皇后之后，并没有因功升迁，以至于在多年以后武则天想起他们的时候，不得不还用原来的官职相称呼。《新唐书•李义府传》记载说：“武后已立，义府与敬宗、德俭及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大理正侯善业相推毂，济其奸，诛弃骨鲠大臣，故后得肆志攘取威柄，天子敛衽矣。”②《通鉴》也有相似记载，“于是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皆潜布腹心于武昭仪矣”③。可是，这些武后的“心腹”为什么没有因功升迁呢？其中详情，尚待研究，至少高宗时期的武后集团之说是没有根据的。
武则天在称帝三年之后，才想起当年的“翊赞功臣”，这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在武则天称帝政治斗争中，这些旧臣属于历史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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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郁贤皓先生也认为崔义玄为蒲州刺史在显庆元年（656）。见《唐刺史考全编》2，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14页。
② 《新唐书》卷二二三《李义府传》，第6340页。
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李义府传》，第6340页。
题，没有现实的政治意义，所以来不及顾及。其二，武则天称帝成功，追根溯源，还是承认他们的历史功绩的。不过，最重要的当然是现实政治需要。武则天称帝成功，虽然研究者向来认为代表了新兴的政治势力，但是这是一种概括的看法，在现实的政治势力分布上，难以得到具体指认。武氏家族势力是武则天称帝现成的力量，虽然可以依赖但实力有限，武则天需要具体的力量来支持自己，所以才想起历史上的那些“翊赞功臣”。崔义玄的儿子们在武则天称帝以后的历史上，政治发展并不顺利。
李义府的儿子女婿，因为参与他的贪赃行动，最后伴随着他一起发配恶地。李义府流放巂州，儿子李洽、李洋和女婿柳元贞流放廷州，另一儿子李津流放振州。“三子及婿尤凶肆，既败，人以为诛‘四凶’。”①李义府的这些儿子女婿此后再无下文，更没有享受到武则天的好处。只有他的小儿子李湛，在武则天眷顾的时候接受到了父亲的荫德。不过，李湛似乎是一个更有头脑的人物，在武则天即将结束统治的时候，他积极参加了神龙政变，让武则天在有生之年离开帝位。政变成功后，武则天曾面对李湛说：“卿亦是诛易之军将耶？我于汝父子恩不少，何至是也！”②这似乎也是证明武则天与李义府关系密切的一个证明。上文有述，武则天对李义府在最后关头并没有施救，至于李湛显然也没有把武则天的恩情太当回事，因为他积极参加针对武则天的政变，这证明武则天这一策略的失败。关键问题还在于武氏政权本身的脆弱性，尽人皆知，这是任何策略都无法补救的。总之，武则天当皇后的“翊赞功臣”在唐高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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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二二三《李义府传》，第6342页。
②《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附李湛传》，第2771页。
的遭遇，很清楚地证明了武后集团的虚幻性。
史家把李义府与武则天相牵连，武则天才是真正的目标。武则天称帝是中国古代太特殊的事件，在当时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上，都是巨大无比的“非正常”。武则天之后，如何防范其他武则天是政治上的头等大事。在史学领域，妖魔化武则天至少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这一思路，从唐朝到宋朝不仅得到贯彻，而且获得成功。把李义府这样的小人与武则天联系起来，虽然有一些历史的影子可以追寻，但主要的成分是夸大的，根据人以群分的基本经验，李义府这等小人的靠山，自然不会是正人君子了。
此外，把武则天与唐高宗对立起来的叙事策略，也是妖魔化武则天的重要方法。一方面说明武则天不能安分守己，在皇帝背后大搞名堂，经营私利，直至篡夺了唐朝建立武周。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唐高宗的问题，不顾大臣劝阻，坚持废王立武，果然葬送了高祖、太宗的天下。其实，李义府从一开始就是唐高宗的东宫旧部，就个人关系的渊源而言，李义府与高宗本人关系的深厚程度是武则天无法比拟的。对于任何大臣而言，皇后是皇帝的依附性存在，武则天除了皇帝以外，在朝中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力量，李义府之流凭什么去跟皇后建立排斥皇帝的集团呢？把武则天在唐高宗之后的状况超前置于唐高宗健在的时期进行理解，因为逻辑上大错特错，所以引发了诸多如此这般的矛盾说辞。
以李义府为题，目的还是为武则天论证，坏人的靠山，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好人。这样简单的逻辑，就让武则天难逃罗网。只有把这些虚幻不实的历史事件和理解打理清晰，才有可能比较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七章
李勣与“废王立武”
李勣，曾用名李世勣，是唐初杰出军事将领。传统史学对李勣的评价很低，有的甚至径直以“奸臣”相称。关键是在唐高宗“废王立武”事件中，李勣采取了支持唐高宗的立场。陈寅恪先生不以道德观念评价历史人物，认为李勣支持武则天当皇后是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个地域政治集团，这一观点影响巨大。有学者弃用地域集团概念，转用阶层概念，认为李勣与武则天同属于“庶族地主”阶层。考察李勣与唐高宗的关系发现，唐高宗长期信任李勣，在高宗的故臣中，李勣、李义府、许敬宗都是“废王立武”的支持者。以李勣为代表的高宗故臣在唐高宗与长孙无忌的政治斗争中的立场与作用，具有必然性。研究“废王立武”事件，地域集团说和阶层集团说，都有过度解释之嫌。
第一节 前人研究回顾
李勣，原名李世勣，高宗即位之后，避太宗讳而改名。李勣是唐初著名将军，为唐朝统一天下，建立了卓越功勋，凌烟阁功臣谱中赫然在列。李勣的历史贡献多在军事方面，所以《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把他与李靖同传书写，证明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唐太宗晚年曾经评价过李勣的军事，认为他与薛万彻、李道宗这三位名将各有特色①。
李勣是国家功臣、著名战将，这是没有争议性的共识。李勣最具争议性的是在“废王立武”事件中扮演的角色。高宗废黜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史称“废王立武”。因为他支持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在关键时刻坚定了唐高宗的信心，并最后影响了废王立武事件的走向。但是，李勣在废王立武中的作用，《旧唐书》本传却只字未提，而《新唐书》本传记载的却很详细，其文如下：
帝欲立武昭仪为皇后，畏大臣异议，未决。李义府、许敬宗又请废王皇后。帝召勣与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计之，勣称疾不至。帝曰：“皇后无子，罪莫大于绝嗣，将废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宁顾望不对。帝后密访勣，曰：“将立昭仪，而顾命之臣皆以为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无须问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废②。
《通鉴》比《新唐书•李勣传》记得更详细，而对于李勣所起的作用，却是相差无几：“他日，李勣入见，上问之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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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六九《薛万彻传》，太宗从容谓从臣曰：“当今名将，唯李勣、道宗、万彻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即大败。”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19页。
②《新唐书》卷九三《李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20页。
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帝意遂决。”①可见，《新唐书》和《通鉴》对于李勣在武后确立一事上的作用，看法是一致的。没有李勣的这一表态，高宗的态度就不会变得坚决，这是很明显的②。
《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对后世影响巨大，李勣拥护唐高宗废王立武的立场也就成了历史定案。但是，如何看待李勣的这个立场，因为废王立武事件的意义重大，研究者给予极大的重视。传统史学以消极目光看待，这是一个基本状态。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中说这样写道：
唐高宗曰：“隋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虚心求谏。而无谏者，何也？”李勣曰：“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予谓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为后，决于李勣“陛下家事勿问外人”一言。太宗以勣遗高宗，失于知人也。李勣、许敬宗于高宗立武后，李林甫于玄宗废太子，皆以“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一言而定。呜呼，奸人之言，自世主之好以入，故必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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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六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90页。
② 此事看法，今人却有疑问。黄永年先生著《论李勣》一文，认为李勣是不参与的立场，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收入作者《文史存稿》（更题为《李勣与山东》），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128—145页。赵文润先生著《关于李勣评价的几个问题——与黄永年通知商榷》，则表达相反意见，认为李勣参与了废王立武，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第52—61页。赵先生的观点，是陈寅恪先生以来比较主流的看法，大家细微差别只在李勣为什么支持废王立武而已。此类观点，还可参见石冬梅《李勣论》，载《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3期，第75—77页。
③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九，刘德权、李剑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6页。
李勣的奸人定论，从《新唐书》《通鉴》时代开始就此形成。如邵博的讨论早就超越了李勣是否是奸人的层面，进而深入到对于李勣这样的奸人，唐太宗和高宗的责任问题。王夫之《读通鉴论》更有详细论证，其词严正，其文如下：
太宗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而敕高宗曰：“汝与之无恩，我死，汝用为仆射，以亲任之。”是已明知世勣之唯利是怀，一夺予之闲而相形以成恩怨，其为无赖之小人，灼然见矣；而委之以相柔弱之嗣君，不亦愚乎？长孙无忌之勋戚可依也，褚遂良之忠贞可托也，世勣何能为者？高祖不察而许为纯臣，太宗不决而托以国政，利在高宗，则为高宗用，利在武氏，则为武氏用，唯世勣之视利以为归，而操利以笼之，早已为世勣所窥见，以益歆于利，“家事”一言，而社稷倾于武氏，所必然矣。若谓其才智有余，任之以边陲可矣，锢之于叠州，唐恶从而乱哉！①
王夫之使用传统的君子小人道德标签，把李勣牢牢地钉在小人的耻辱柱上。当然，作为思想家的王夫之此言，不过是阅读《资治通鉴》的读后感言而已，不可当作史学专业的盖棺之论，但清朝著名史家赵翼的说法则不可不认真对待。在《廿二史劄记》“名父之子多败德”一条中，赵翼如此说道：“然李世勣附武后，以固位保门户，而其子敬业起兵讨武后，被族。虽不能保家，亦可谓能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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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〇，唐太宗第二六条，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15—716页。
人耻者。”①翼也认为是李勣攀附武后的，在道德上是耻辱的，反而徐敬业的造反是光荣的。
现代史学的李勣研究，当以陈寅恪先生为代表。对于旧史的道德评判说，陈寅恪代之以社会集团的角度进行分析，以下文字最为代表：
世勣地位之重要实因其为山东豪杰领袖之故，太宗为身后之计欲平衡关陇、山东两大武力集团之力量，以巩固其皇祚，是以委任长孙无忌及世勣辅佐柔懦之高宗，其用心可谓深远矣。后来高宗欲立武曌为后，当日山东出身之朝臣皆赞助其事，而关陇集团代表之长孙无忌及其附属系统之褚遂良等则竭力谏阻，高宗当日虽欲立武氏为后，以元舅大臣之故有所顾虑而不敢行，唯有取决于其他别一集团之代表人即世勣之一言，而世勣竟以武氏为山东人而赞成其事（见《册府元龟》三三《宰辅部•依违门》），论史者往往以此为世勣个人道德之污点，殊不知其社会集团之关系有以致之也。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