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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史学著作之间，也会有程度差异。对于太子弘之死，《新唐书》高度肯定，而《资治通鉴》用传说表达不确定。但是，《资治通鉴》却在传说如此之前，很从容地解释太子弘与武则天的矛盾，这给后来的怀疑加入了明显的倾向，即武则天下毒的可能性极大。小说没有沿着怀疑的路线前进，而是回到《新唐书》的确信观点中，仔细描写武则天下毒的具体办法是“赐酒食”。小说沿着史学名著的指引，完成了创作。对于历史的真实而言，这是更深一层的“加害”，而传统史家与小说家，就这样实现了他们的“共谋”。
传统史学，并非小说传奇，但是传统史学之所以跟这些小说创作走到一起，是有着更深层的关联的，即他们都认同和支持“女祸”这个概念。《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中的武则天描述，就是一个具体的女祸史。清代学者赵翼有名著《廿二史劄记》，即有“唐女祸”专条，揭示所谓女色报应。蔡东藩《唐史演义》开篇即从“唐乌龟”传说切入，大谈唐朝的女祸源流，而第一回的名目即为“溯龙兴开编谈将种，选蛾眉侍宴赚唐公”。于是，绘声绘色地描写女祸的故事，成就了传统史学与公共史学的甜蜜联姻。而社会偏见，在这一过程中显露无遗，但不论作者还是读者，都是不以为意，甚至甘之如饴。
三、新史学与公共史学
比较而言，新史学与公共史学的距离十分遥远。公共史学，比如历史小说与历史电视剧，很少采用新的史学研究成果，双方如同置身于两个决然不通的星球。这种现状，一方面是公共史学的特性使然。公共史学，虽然是史学的一部分，但是重心所在是消费历史，不是研究历史，而是了解历史故事、编排历史故事、通过历史故事感悟人生、理解文化以及传扬民族精神。在这个领域，消费第一，教育次之，没有研究的位置。所以，对待历史学的研究，他们是消费者的态度，如同超市购物，方便快捷和包装良好即可。
对比传统史学，很容易发现新史学不利于消费的特点。首先，新史学没有统一的立场、统一的包装，比起传统史学来，新史学给人的印象是杂乱无章。其次，消费新史学对消费者有较高的专业要求，良莠不齐的产品在任何时候都会引起怀疑，需要精心选择，无形中提高了消费成本。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往往是以学术论文的方式呈现的，而这些论文隐藏在大堆的专业研究期刊中，对于专业以外的人员来说，在这些刊物中寻找新成果如同大海捞针，很难不望而却步。
就总体而言，如果具体到学者个人，几乎人人都会有所差异。对于旧史学，绝不是所有史学中人都具有同样的觉悟、同样的意识和同样的立场。也许，正是这种情况的存在，决定了新旧史学及其与公共史学关系的状态。比如，学者群中，对于武则天的研究，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有人主张为武则天翻案；有学者则认为，不能因为武则天是女性就要为她说话。缺乏独立研究的学者，一般性介绍很可能采自传统。即使是很严肃的学者，要写一部通俗的武则天书籍，自然会采用传统方式叙述，于是又回到传统史学的话语系统之中。给人留下总体的印象是，比起传统史学的坚毅强大来，新史学似乎是散兵游勇，既散漫又松懈，软弱无力。
之所以如此不利，是新史学自己造成的。大多数历史学家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些对历史的通俗运用，把精力花费在公共史学上，已经偏离了重构和解释历史的真正任务。至于向社会大众讲解历史新知，既不是学术规定动作，也不是组织下派的任务，反而容易留下不务正业的印象。新史学不仅不能组成一个思想统一的阵营，更对公共史学的影响缺乏兴趣。比较起来，与其影响民众的史学认识，他们宁愿躲在象牙塔中重构历史。或者，他们经常把历史研究工作和历史普及工作当作不可兼得的矛盾事物，所以他们懒得去书写具有学术水准的通俗作品。因为专业史学工作者以象牙塔自荣，公众不了解专业史学的工作，甚至怀疑其存在价值。凡是高等院校需要压缩的时候，历史专业的取消几乎总是被首先提出。对于公众的缺乏了解、理解甚至误解，史学界的表现总不免有些孤独，甚至凄凉，然而他们始终没有采取过任何有力的行动。
现在回头观察传统史学，我们会再次发现“传统之美”。传统史学仍然是影响最大的力量，他们不仅影响现在的专业史学队伍，也同样影响着公共史学领地。关于武则天，传统史学可以两《唐书》和《资治通鉴》为代表，它们拥有天然优势，对于后来的历史认识影响巨大。所谓天然优势，是指它们出现的比较早，有更多、更系统的记载作为参考。大家基本上认为，《旧唐书》充分利用了唐朝编写的《实录》和《国史》资料，而《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在北宋时期编写，唐朝的这些文字资料依然保存较好。历史记载通常的情况下只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失，后来的研究者最大的困难往往就是史料缺乏。于是，早期编纂而成的史书拥有天然优势和影响力是不难理解的。
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优势，还在于它们的书体特点：叙事性的史书，在叙事的同时加入自己的立场观点，读者在了解事件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作者的立场。因为作者的立场观点隐藏在叙事中，立场与观点随着事实传播更加容易。有的故事，在这些叙事性的史书中生动形象，文学性的文字不仅有利于事实的传播，也有利于作者观点的传播。更为可贵的是，传统史学追求文字叙述之美，这就是所谓文史不分家，他们当然重视自己的史学观点，同时也注意文字叙述的简明生动。
新史学基本上不考虑史学著作的文学性，这几乎就是在否定一般读者的存在。因此，在构思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时候，也就不会重视人物的形象问题。一些影响人物形象的细节自然也不去追究，更多是干脆省略。在你没有研究的领域，传统的说法自然会来充填；在你研究不细致的地方，传统的说法自然占领市场。道德不是唯一的评判史学的标准，但是对所有涉及道德评价的地方都不发言，那么传统史学的道德立场就会依旧流行。
在新史学研究薄弱之处，依然是传统史学在当家做主。而1957年林语堂的《武则天正传》，则坚持武则天扼杀公主。2007年，王朔在《宫里的日子》中认为公主是自然死亡。小说作者可以各有出发点，而史学研究没有给出应有的答案则是基本事实。当然，更有小说家把武则天当作女性解放的先驱，甚至有人把高阳公主的荒淫当作追求爱情的典型。当年，司马光等传统史学家把所有女祸的罪证集合起来，斗转星移，如今成了女权主义伸张自己观点的正面资料。这是另外一层的历史误会，不在这里申述。
如今几乎所有的武则天著作，不管是十分专业的著作，还是明确无误的公共史学作品，如网络作品、公众讲座，无不是夹在传统史学与新史学中间，参差错落。史学要发展，如果不能充分吸收传统史学的悠长，就只能如此这般接受传统史学的纠缠不休。当今史学的发展，公共史学应该是一个重要增长点。公共史学不仅为史学研究提供传播的渠道，也是史学影响社会、实现史学社会价值的方式，是史学研究更能够发挥培元固本的良好途径。史学界本不该等闲视之，但惯性依然如故，无可奈何。
四、若干研究体会
每个武则天的研究者，都不可避免地拥有自己的“武则天观”。这里，希望介绍的是本书的“武则天观”，其实是一些体会而已。对于一位千年之前的古人，今天的研究依据，存在天然障碍，这是正常的历史现象。弄清楚武则天的历史事实，这是研究的第一步。研究具体事件的来龙去脉，努力探寻背后的因果，这是研究的深入。总体上能够把握武则天现象，体会出武则天现象具有的历史文化意涵，这是研究的升华。但是，本书即使已经总体呈献给读者，却不敢造次，因为无法把所有的研究境界完美展现。
武则天研究存在天然障碍。这不是一般历史研究都会遇到的那类障碍，武则天的情况颇显突出。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出现过的女皇，武周代唐，是唐朝遭遇的第一个政治挫败，唐朝后期开始，已经十分忌惮武则天。不仅如此，武则天现象吓坏了后来的朝代，防范武则天从而变成了历史的日常课程。对于我们今天的武则天研究而言，最严重的就是资料缺乏。古代史研究资料普遍缺乏，但武则天的情况尤其严重，因为现在可以明确，武则天的资料，遭遇过系统的删除。
《旧唐书》是我们至今都十分重视的唐代史学著作，在我们的研究中，也常常以史料书籍看待。卷五八有武则天父亲《武士彟传》，本卷的“史臣曰”关于武士彟的评论是：“武士彟首参起义，例封功臣，无戡难之劳，有因人之迹，载窥他传，过为褒词。虑当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笔，凡涉虚美，削而不书。”史臣的意思很清楚，此前的《武士彟传》资料，因为武则天的关系，许敬宗书写时尽多虚美之词，现在给予“削而不书”处理。如果说，武则天的时代对于武士彟传记确有虚美之词的话，因为“虚美”证据没有保留下来，我们并不能确知所谓“虚美”到底指什么。既然虚美之词删削，那么现在保留下来的文字是否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方向的书写呢？所以，假设武则天时期对于武士彟的虚美是历史的第一现场，那么《旧唐书》的删削则是历史第二现场。对此，我们仅仅知道“删削”这个事实的存在，但难以进一步了解。既然武士彟的虚美已经删削，那么作为女皇武则天，有关她的虚美文字只能更加丰富，所以史臣的删削也应该不可避免。比较起来，毕竟武士彟是受到武则天的影响，武则天才是主角。
即使不是史官的系统删削，“政治正确”这种无所不在的观念也会促使相关学者有意识地放弃武则天的历史资料。比如，读唐代史书，一方面记载说“太后好祥瑞”，但另一方面却不见给予祥瑞的记载。以《资治通鉴》来论，所言及武则天祥瑞的事，都是武则天在祥瑞问题上的出丑。武则天是政治上的反面典型，在历史书写上如此处理，并非难以理解。但是，我们若想回到历史的第一现场进行研究，曲折性就难以避免。对此，我们不得不绕过传统史书，寻找出土文献或其他资料，努力回到第一现场。于是，武则天研究中，利用出土文献、其他散见资料就变得重要起来。 当然，资料与研究视角、路径比较起来，后者在武则天研究中，地位和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武则天是古人，但是面对古人也可能出现立场的严重对立。研究者被自己情绪驱使，在武则天的研究上，总能看到意气风发的立场对峙。研究者选择客观立场，不管有多么艰难，方向仍然是可取的。或许，所有的研究者都自认为公正客观，而他者却有不一样的认同，结论只能交给未来。
比较而言，本书选取具体论题的角度，与其跟新史学亲近，不如说更愿意跟传统史学交锋。武则天政治的地域倾向，自陈寅恪先生以来，成为武则天研究的焦点之一，但本书认为，地域倾向不足以描述概括武则天。也有阶层论者，认为武则天代表了新兴的地主阶层，但无论是皇后还是皇帝，把武则天看成是具体集团的代表，都不能解释更多问题。或许，武则天研究基本思路被陈寅恪先生带偏，过于重视集团要素。关陇集团是个天才的归纳，但在关陇集团退出之后，是哪个集团取而代之？这个缠绕了陈寅恪的问题，也严重影响了众多研究者。或许把关陇集团看成是一个军功集团更准确，当打天下的使命完成之后，军功集团的退出是必然的。不是一个新的集团完成替代，仅仅是军功集团的特权消失而已。如同西汉历史一样，功臣政治结束了，武帝时期推出察举制。普适性的制度不代表新集团的崛起，仅仅代表曾经的特权集团历史性的退出。
本书的具体论题都是传统史学重视的问题，也是武则天研究中论争纷纭的问题。认真辨别每一个具体问题，归纳起来就会发现有规律可循。传统史学，不管是《新唐书》还是《资治通鉴》，在他们坚持某一观点的时候，是不会直接栽赃陷害的，看上去最多好像根据不太充分而已。根据一个说法、一点影子进行放大，直到事实的性质发生改变，这是一个常见做法。因为背后有一个政治正确当靠山，他们或许认为是在从事一件伟大的工作。今天，我们没有传世史学家那般顾虑，我们的研究更自由。古代史学家领着朝廷的俸禄，防范另外一个武则天的出现是天经地义的事。本书不是武则天的传记，每一章的讨论，都是针对一个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学界研究早就开始，所有的问题都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问题。所谓重要，即在武则天的生涯中比较重要。
摆出相关史料，与古今学者对话，到底怎样看待武则天才是合适的。在现有的史料面前，如果能够确定，这是有利于史学科学化的，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史学观念。如果不能确定，需要未来新资料证明，那么也应该摆正位置，实事求是地承认无能为力。即使是公共史学作品，实事求是也应该是至上原则，哪怕是不得已的虚构，也应该有所依据，尊重史学界的劳动。
历史的研究是为了追求文化的本质，如何定义中国文化，历史学任重道远。武则天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到底哪些因素为女皇的事业奠基成功？本书提供了答案，但能否获得认同，尚是未知数。女皇的故事，为什么武则天成了绝唱？本书也试图有所解释，同样需要读者支持。武则天研究永远是未竟事业，新的研究只能促成更新的研究，生生不息。期待读者批评，期待研究更新的进展。
第一章
武则天的出生地与故乡
历史学是实证科学，在证据不充分的前提下，言人人殊是很正常的。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如此争论突显了史学研究的相对性，这种印象过于深刻，很容易导致任人打扮的极端说法，从而否定了史学的科学性。证据多元是证据不充分的一种状况，证据信息不确定，是不充分的另一种状况，如此条件下，研究者的主观选择空间扩大，至少表面看上去比较随意。历史证据学，属于史学研究法的范畴，在相对的证据面前，如何保持客观冷静的观察，认真面对不同的证据显然是重要方面。武则天作为一个影响巨大的历史人物，关于她的出生地和故乡问题，就是一个很生动的历史证据学案例，认真讨论，不无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