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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67页。
有人离间长孙无忌。所谓离间,显然是离间长孙无忌与新皇帝的关系,所以才会要褚遂良从中实施保护。
结合长孙无忌的历史,我们有必要认真分析。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曾经当面评价“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①。唐太宗为什么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呢?遍查长孙无忌的个人经历,与此事相关的只有一事,即贞观二年(628)罢相事,《通鉴》记载很清楚:
春,正月,辛亥,右仆射长孙无忌罢。时有密表称无忌权宠过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于卿洞然无疑,若各怀所闻而不言,则君臣之意有不通。”又召百官谓之曰:“朕诸子皆幼,视无忌如子,非他人所能间也。”无忌自惧满盈,固求逊位,皇后又力为之请,上乃许之,以为开府仪同三司。②
此事,《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记录相似,也是无忌“深以盈满为诫,恳请辞机密,文德皇后又为之陈情,太宗不获已,乃拜开府仪同三司,解尚书右仆射”③。据《长孙皇后传》,长孙无忌初任右仆射皇后就不同意,后来有多次催促无忌“苦求逊职”④,但没有提及有人密表之事。密表所称“权宠过盛”,当有事实根据,否则以无忌与皇帝的关系,谁敢无事生非。何况,最初任命长孙无忌为右仆射的时候长孙皇后就是反对的,而太宗根本不理会皇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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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第6210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二,第6046—6047页。
③ 《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第2447页。
④ 《旧唐书》卷五一《长孙皇后传》,第2165页。
意见。现在,皇后依然坚持固有意见,而太宗最终解除了长孙无忌右仆射之职,就不得不承认密表的作用。从太宗召集百官表白的情形看,朝廷中人应该多有了解。权宠过盛,宠应特指皇帝的特别信任;权,当指揽权过限。长孙无忌后来又几次谦让权位,是可以看作善避嫌疑的。但是,从唐太宗的领导者地位出发分析,对长孙无忌的表扬完全可以看作是正面鼓励之辞,而正面肯定本身就是希望避免长孙无忌走向反面,因为他是有揽权的嫌疑或事实的。
所以,太宗担心自己死后有人离间长孙无忌与唐高宗的关系,其实就是担心长孙无忌揽权的旧病复发。可想而知,如此一来,与当朝皇帝高宗的矛盾必然爆发。但是,唐太宗仍然用正话反说的方式表达这层含义。胡三省只看到了唐太宗语言的表面,没有继续深究,所以把最后唐高宗与长孙无忌的矛盾爆发,仅仅视为唐高宗单方面的责任,并没有全面理解唐太宗的用意。
比较而言,唐太宗对于高宗与长孙无忌的关系,一定会更偏重于儿子一方。上文所引《帝范》首章,可以看出太宗对高宗的希望,如山岳,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总之,太宗皇帝绝不会希望高宗成为大臣的傀儡,也曾经担心高宗软弱而难当皇帝大任。可以设想,太宗给高宗留下的大臣班底,太宗一定会耳提面命,反复交代,哪位大臣有什么特点,应该如何应对。只不过,史书没有留下相关资料,让很多读者误以为唐太宗只想保护长孙无忌,而从人性的基本面分析,在长孙无忌和唐高宗两个人之间,唐太宗理所当然会以高宗为重。在太宗心目中,长孙无忌主要是手段,高宗才是目的。
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六日驾崩,几天之后的六月一日,唐高宗就正式即位,这就是唐朝的第三任皇帝,当时的年龄是二十一周岁。唐太宗生前,对于身后的政治有多方面的安排,最重要的目的当然是保证唐高宗接班顺利,稳定唐朝的政治。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辅佐大臣团队,正是唐太宗亲手建立起来的。为了求得稳定,唐太宗让长孙无忌处于十分突出的位置上,贞观二十二年(648)长孙无忌一度以司徒检校中书令,同时“知门下、尚书二省事”,即三省长官皆由长孙无忌一人担任。胡三省为《通鉴》作注,特别标示到“长孙无忌盖总三省之事”。雷家骥先生也特别说到,这是一种“破坏三省权力制衡的方式”。但是,如此突出长孙无忌,肯定是唐太宗的主意。唐太宗对长孙无忌的信任,史书记载很多,而让长孙无忌担任过渡时期的朝廷大总管,在唐太宗看来一定是最合适的。首先,长孙无忌是唐高宗的亲舅舅,这层关系无人能比。其次,在李治担任太子的问题上,长孙无忌出力最多,贡献最大。第三,后来唐太宗还一度因为李恪而犹豫,是因为长孙无忌的坚决反对而作罢,所以捍卫唐高宗长孙无忌也是居功最高。第四,长孙无忌是同唐太宗一起打天下的老功臣,凌烟阁功臣榜长孙无忌排位第一,因此在官场上威信最高。第五,长孙无忌有才干,也曾被唐太宗表扬过。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总之长孙无忌有条件被唐太宗选中担任如此重要的使命。长孙无忌在贞观末期的大权独揽,是来自唐太宗的信任,永徽时代,不过是同样状况的继续而已。但是,这种情势本身就容易招致危险,因为君弱臣强向来被认为是一种不正常的政治状态。历史上,霍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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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北京:中华书局,第6252页。
② 雷家骥:《武则天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1页。
常被当作这方面的典型,而长孙皇后就经常以霍光为教训。
永徽元年,长孙无忌与唐高宗的关系还十分良好,矛盾爆发距离尚远,但是洛阳人李弘泰在正月里就诬告长孙无忌谋反,结果被杀掉。李弘泰不会有什么证据,他的行为不过是根据朝廷的政治格局认为皇帝与长孙无忌应该发生问题,他便来投机,寄希望矛盾已经爆发,皇帝趁机清除长孙无忌,如此自己就立得大功。结果,他的投机时间不正确而导致牺牲性命。如果到显庆四年(659)再来,李弘泰一定会马到成功,因为后来皇帝和许敬宗为了清除长孙无忌,不得不对没有什么关系的李奉节告发太子洗马韦季方案件加以利用。
总之,从最初唐太宗的安排到君主政治的一般规律,永徽政治应该是一个过渡时期,长孙无忌顺利辅佐唐高宗,最后实现唐高宗完全执政。但是,永徽政治却陷入“二元政治”结构中难以自拔。所谓二元政治,就是政治出现了两个中心,法理上皇帝唐高宗为最高政治首脑,而事实上长孙无忌是政治首脑。因为长孙无忌没有及时让出权力,并且对皇帝进行了种种的制约与安排,导致两个中心发生冲突,最后以废王立武事件为爆破点,长孙无忌一派彻底失败,以个人悲剧的方式退出政治舞台。
所谓永徽之政有贞观之风的说法,是很荒诞的。永徽政治的结局,《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以他们的学术建树,绝对不可能没有了解,可是他们为什么还是提出了“永徽政治”这个原本就不成立的议题呢?他们没有提供直接证明,但从本文最初提供的资料,即所谓永徽之政说的创立,我们今天能够进行合理的判断,症结还是武则天。没有废王立武,就不会有后来的武则天称帝,而武则天毫无疑问是唐朝的破坏者。所以,追踪原始根据,长孙无忌一派反对废王立武,反而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一种有远见的行为。因此,君为臣纲的老原则在永徽政治论中只好后退,让我们看到很不习惯的立场,站在长孙无忌一派大臣的立场上批评作为皇帝的唐高宗。
其实,武则天称帝是彻底的偶然事件,不仅是空前的而且是绝后的。把武则天称帝归罪于唐高宗是不公正的,因为高宗同样无法预料后来的事情。至于因此而把高宗与长孙无忌的矛盾也颠倒论证,则更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聪明,有违史学家的客观公正立场。北宋女主政治发达,是否北宋的史学家希望通过武则天的例证阻吓北宋的政治女强人,此意属于北宋政治课题,需要论证。作为政治家兼历史学家的欧阳修、司马光,考虑北宋实际而立论唐朝历史,如果确实存在,我们则不得不努力排除这种行为带来的历史误解。
第五章 吴王李恪之死
唐高宗的永徽时期,事实上成为“二元政治”态势,皇帝高宗和长孙无忌分别为首。皇帝只是法律和理论上的国家首脑,比较而言,长孙无忌一方,更显现出强势的特征。永徽年间发生的最重大的政治案件,莫过于“房遗爱案件”,受到此案牵连,吴王李恪被长孙无忌陷害至死。唐高宗对李恪或许也有担心,但不希望杀死李恪,然而皇帝不能决定,最后李恪还是不免一死。新发现的《李恪墓志》①,再次提起这段历史,不仅证明新出文献的价值,而且激活了传世文献的固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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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恪墓志》原石,藏于长安博物馆。有关该墓志的研究,有郑炳林、张全民、穆小军著:《唐李恪墓志铭考释与有关问题研究》,载《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3期,第5—22页。这篇研究是该墓志的首发,本文讨论的问题,多有参考。以下,简称此论文为“《问题研究》”。
第一节 《李恪墓志》
《李恪墓志》,有墓盖,篆书“大唐故李君之墓志铭”,志文内容如下:
大唐故恪墓志铭并序
恪字厶(某),陇西狄道人也。太祖武皇帝之孙,太宗文皇帝之第二子也。弗遵大训,侮慢彝则,譬以周德休眀,管、蔡为文王之子;汉邦隆盛,胥、旦为武帝之男。爰自髫绮,早纡宠命,封汉中郡王。太宗龙德既升,帝业方远,康建茅社,式固磐石,进封蜀王,仍授大都督益简绵嘉邛隆六州诸军事、益州刺史。纶绂已行,輶轩未驾,大开盛府,高选僚属。第优逰于未邸,又育景于宸扃。改授都督秦成渭武四州诸军事、秦州刺史。乃拥旆梁岐,驱马岍雍,度关山而眀月,踰陇首而吟箫。跨蹑尽于华戎,刺举穷于河渭。七年,还授都督齐淄青莒莱密七州诸军事、齐州刺史。居鲁卫之亲,任侯伯之重,春秋鼎盛,血气渐刚,傅相怀赐罢之忧,宰司申切责之旨。改封吴王,徙授潭州都督,不行,转授都督安随温沔复五州诸军事、安州刺史。十一年,又与诸王同诏代袭安州刺史。天爵弥厚,逸情转纵,逞骛豊凌践稼穑,扼青兕于云泽,褫文豹于平林。大马悠悠,掩旬弥晦。主相之奏,屡间于丹陛;士师之请,频造于青蒲。天子算前王之辙迹,念姬德之仁厚,虽王赫斯怒,物皆无妄,而思贷之,旨恕以更新。自是颇修外迹,怀卷凶戾。今上以大眀纂位,敦序九族,饫赐加等,荣望益隆,策拜司徒,徙授梁州都督,寻又重授都督安随温沔复五州诸军事、安州刺史。任揔方隅,位升台辅,履霜弗诫,坚氷转积。潜构之恶,情灭于人理;干纪之衅,罪极于常刑。皇帝冕旒常宁,思八辟而兴念;公卿进执,三刺而无舍。春秋卅有五,以永徽四年二月六日薨于有司之别舍。呜呼哀哉!积恶数稔,自贻灰灭,虽行父之志,鹜鹰鹯而不已;姬文之泣,寔有怆于宸衷。乃下诏曰:恪等性各凶愚,识皆庸鄙,苞祸心于睥睨,彰逆节于家国,虽不义所割,旬人之制难亏;深衷所悼,私亲之情何已。以其年四月十五日,优赐国公之仪,葬于高阳之原也。攒涂夙启,遣罇宵溢。悼精魄之离散,闵生灵之永毕。遵陇路之超远,望松庭之箫飋。卷嚣雾于韬扛,翳愁云于豊率。负深衅于重壤,背休眀之白日。庶千载而申鉴,纪凶德于泉室。其铭曰:地纪効灵,天枢来庆。宗文祖武,光临宝命。帝喾才子,姬昌公姓。玉叶载敷,金柯以映。诞维凶戾,赤叨嘉福。属系琁景,气分青陆。接萼文昭,连华武穆。照曜光宠,声眀事服。拥万里锡壤千城,履危忘惧招满遽。辚辚车马,靡靡旃旌。駈驰原陆,骋须麋麖。乾鉴匪谌,临下有赫。警无妄肃,敛凶迹。大眀载纂,重滋宸泽。燮衮台衡,董司方伯。履霜既积,祸滛斯着。清问靡辞,金耕有附。三千莫比,八辟奚恕。敛衽眀刑,甘心泉路。圣慈恻隐,庸被哀荣。蜃慌宵引,悲笳夜惊。凄凉原野,寂漠坟茔。勒铭申诫,永志佳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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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墓志录文,参照郑炳林、张全民、穆小军论文。参考墓志拓片,加以标点并有修改。感谢穆小军先生慨赠《李恪墓志》拓片。
志文无记作者。李恪,作为唐太宗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有着崇高的政治身份,但因为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最后却被陷害致死。《通鉴》记载,永徽四年“春,二月,甲申,诏遗爱、万彻、令武皆斩,元景、恪、高阳、巴陵公主并赐自尽”①。永徽四年(653)二月癸未朔,甲申是二日,唐高宗下达最后命令并且执行的时间是二月二日。《新唐书•高宗本纪》同时直言杀李恪。只有《旧唐书•高宗本纪》记录是二月乙酉(三日)李恪等赐死。新出《李恪墓志》,又补充了进一步的信息,李恪是在“永徽四年二月六日薨于有司之别舍”,其实是“赐自尽”。史书所记应该是下令时间,而墓志所记是真正的死亡时间。
墓志更提供了埋葬时间为永徽四年四月十五日,年仅三十五岁。对此,传世史书多失载。四月十五日,这也可以看作是墓志的制作时间下限,志文也可以认为在此之前不久撰成。这个时间很重要,是我们理解墓志内容及其背景不可缺少的依据。除了这些具体信息以外,《李恪墓志》的最重大信息是提供了诬陷李恪的基本逻辑。
第二节 李恪之死
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唐朝发生重大案件,这就是著名的房遗爱谋反案。案件在三年末发生,经过朝廷调查,四年初进行宣判处置。记录该案件的文献众多,我们以《资治通鉴》的记录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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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380—6281页。
案件的大体经过,《通鉴》载:
高阳公主谋黜遗直,夺其封爵,使人诬告遗直无礼于己。遗直亦言遗爱及主罪,云:“罪盈恶稔,恐累臣私门。”上令长孙无忌鞫之,更获遗爱及主反状。
司空、安州都督吴王恪母,隋炀帝女也。恪有文武才,太宗常以为类己,欲立为太子,无忌固争而止,由是与无忌相恶。恪名望素高,为物情所向,无忌深忌之,欲因事诛恪以绝众望。遗爱知之,因言与恪同谋,冀如纥干承基得免死。①
案件的缘起,可以说都是公主惹的祸。高阳公主的恣意妄为是很著名的,随着房玄龄特别是唐太宗的去世,她的荒唐意志再次爆发。她为了替房遗爱夺得房玄龄的封爵(当时封爵属于长兄房遗直),诬陷房遗直非礼自己,于是房遗爱与房遗直互相攻击,并都告发到朝廷。家庭内讧引来虎视眈眈的长孙无忌,于是房遗爱和高阳公主的种种政治不端行为都被揭发出来,与他们有联系的薛万彻、司徒荆王元景、驸马都尉柴令武等都成了谋反集团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