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研究(14)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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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三《高宗本纪》，第52页。
②《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第2454页。
唐高宗对公卿们表示不满和失望，开了献书之路，结果却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意见。这里的献书，应该就是上书言事之意。对于皇帝的不满，没有人回应，一贯不太当众表态的长孙无忌只好自己回答，他的看法是因为朝廷做得太好，没有疏漏，上书言事的人抱着侥幸心理，当然不会有什么真知灼见。当然他还大方地表示，开放言路还是必要的。这其实否定了皇帝诏令大家提意见本身。皇帝受到否定，立刻还击：你说朝廷没有问题，我则听说朝廷有情面问题。长孙无忌也毫不客气，说照顾情面是人之常情，相信皇帝也不可避免，但是绝没有严重到因为人情而枉法的情况。此事，《资治通鉴》放在永徽二年（651）闰九月①，显然与六月诏令五品以上官员言事是联系在一起的。
令人无奈的是，从《旧唐书》的《长孙无忌传》到《通鉴》，在高宗与长孙无忌的这个对话之后，都要讲一通高宗对长孙无忌的信任，似乎根本没有看到这段对话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皇帝与长孙无忌的冲突。从贞观末到永徽中，长孙无忌大权独揽，这是人所共知的，给朝廷提意见，岂不就等于给长孙无忌提意见？所以我们看到，皇帝号召官员提意见，但大家反应冷淡，令皇帝大感失望。而从长孙无忌的言谈看，则知官场冷淡的原因了。在长孙无忌和皇帝之间，大家不敢贸然响应皇帝的号召，毕竟比起皇帝的不满来，得罪长孙无忌是更严重的问题。那么皇帝最初令五品以上官员言事，究竟针对的是“女谒用事”还是“大臣阴谋”呢？显然是后者。朝廷上气氛沉闷，似乎是永徽政治的一大特色，到永徽五年（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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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75-6276页。
秋天，唐高宗还在表达不满，上谓五品以上曰：“顷在先帝左右，见五品以上论事，或仗下面陈，或退上封事，终日不绝；岂今日独无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①唐高宗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怎么可能贞观时候论事终日不绝，而今天却无事可议。“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呢？”面对高宗的责问，这些五品以上的官员除了沉默还能说什么？难道永徽二年（651）长孙无忌所谓的朝廷“固无遗缺”之说，还能继续糊弄皇帝吗？
高宗对朝廷执政的不满一直在持续，而妥协忍让的一方始终是皇帝。永徽三年（652）七月，又一件让高宗不爽的事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皇帝有了太子。对此，《通鉴》的记载比较简略：
秋，七月，丁巳，立陈王忠为皇太子，赦天下。王皇后无子，柳奭为后谋，以忠母刘氏微贱，劝后立忠为太子，冀其亲己；外则讽长孙无忌等使请于上。上从之。②
立太子当然是朝廷重大事，但是陈王李忠的确立，却是从稳固王皇后地位的目的出发的。中书令柳奭作为皇后的舅舅发明此谋，而长孙无忌等积极配合，结果唐高宗表示同意。但是，在我们对照新旧《唐书》以后才会发现，立太子之事，原来是有过更复杂的过程。列表以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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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86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78页。
表4-1
《旧唐书•燕王忠传》 《新唐书•燕王忠传》
时王皇后无子，其舅中书令柳奭说后谋立忠为皇太子，以忠母贱，冀其亲己，后然之。奭与尚书右仆射褚遂良、侍中韩瑗讽、太尉长孙无忌、右仆射于志宁等，固请立忠为储后，高宗许之。三年，立忠为皇太子，大赦天下，五品已上子为父后者赐勋一级。① 王皇后无子，后舅柳奭说后，以忠母微，立之必亲己，后然之，请于帝；又奭与褚遂良、韩瑗、长孙无忌、于志宁等继请，遂立为皇太子。②
中书令柳奭的谋划先得到了王皇后的同意，但是王皇后却在高宗那里碰了钉子。《新唐书》只说到王皇后“请于帝”没有讲结果，而《旧唐书》等甚至没有提到这个环节。如果皇后直接说服皇帝同意立李忠为太子，朝廷的众多宰相们就没有必要再费口舌了。此事，皇后首先与皇帝商议也是符合情理的，不能想象皇后没发言宰相们反而先置喙。为什么朝廷中的大人物纷纷出动呢？《新唐书》用“继请”，《旧唐书》用“固请”，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先行前来说服皇帝的人都遭到皇帝的拒绝，所以才有大人物们陆续出场。正是因为皇帝坚持拒绝，所以才有大臣们“继请”和“固请”。这么多人来说服一个人，唐高宗要面对这么多人的喋喋不休，还要维持朝廷的大局，最后只好妥协，听从安排了事。
在这个事情上，皇帝和皇后到底谁的感情更重要呢？一切被安排的唐高宗虽然有自己的意见，但是他抵抗不了对方的人多势众。皇帝连自己的接班人也被人安排好了，虽然这违背自己的意愿，但最后却不得不妥协。皇帝希望如贞观时期那样，朝堂之上人人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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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八六《燕王忠传》，第2824页。
②《新唐书》卷八一《燕王忠传》，第3586页。
欲言，但是他的热情却遭遇到了沉默甚至冷漠的无情打击，对此他又无计可施。此时的唐高宗，作为皇帝，徒有其名而已。而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永徽执政集团，却远比皇帝更有权威，更能为所欲为。从这个观点观察房遗爱案件，长孙无忌的掌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皇帝哭诉希望保全叔父、哥哥的性命被无情驳回，也是同一政治生态下的必然结果。兵部尚书崔敦礼在永徽四年（653）十一月能够晋升为宰相，应该就是因为协助长孙无忌，亦即回绝了皇帝的请求有关①。唐高宗在永徽年中的忍让、妥协、郁郁不申，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而这一切矛盾最终以废王立武事件为爆破点实现总爆发，顺理成章。
总之，高宗在永徽时期，作为一国之君，却基本上处于被安排的位置上。对此《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却给予高度积极的评价，认为是君臣关系良好的时期，甚至说有贞观之风。这种看法，究竟是忽略了事实呢还是认识不清呢？
第三节 永徽政治的特质
永徽是一个充满政治变数的时期，以长孙无忌大权在握，到废王立武高宗完全收回权力，政治激荡，斗争炽热。伴随着掌权人物的改变，一批朝臣随着起伏。而陈寅恪先生认为，在这些权力斗争的背后，是深刻的社会变动，从此掌控中国北方政治的关陇集团退出历史舞台，而代表新的社会阶层的一批人物在政治上崛起。“盖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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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雷家骥先生的观点，本文十分认同。参见雷家骥：《武则天传》，第113页。
魏宇文泰所创立之系统至此而改易，宇文氏当日狭隘局面已不适应唐代大帝国之情势……皆吾国社会经济史上重大之措施，而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之世局也。”①
本文不准备对永徽政治进行社会层面的探讨，单就政治而言，讨论其特质所在。所谓政治特质，这里是指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有政治功能，或称特有本质。永徽是唐高宗的第一个年号，是他继承唐太宗的朝廷，继续统治天下的初期。对于唐高宗而言，这个初期的政治有着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学习、实践和熟悉朝廷的政治生活，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从而更好地完成皇帝的角色。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太宗专门为接班人写作的《帝范》，对于皇帝的角色进行了高度概括，既是唐太宗的政治心得，也是唐太宗对接班人的政治期望。《帝范》第一卷第一章为《君体》，内容很简略：
夫人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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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原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79页。
②唐太宗：《帝范》，收录吴云、冀宇校注：《唐太宗全集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95—596页。
其中，涉及帝王的品格特征，即使唐太宗没有逐字逐句解释，唐高宗也一定会认真思索。怎样做好一个皇帝，就是新皇帝面临的最重要一课。从新皇帝的个人立场看，新近登基，合格的皇帝就是最重要的目标。不仅如此，就实际权力的掌控而言，也是一个逐渐学习掌控的过程，直到完全掌控为止。新皇帝的这个成长过程，从主观到客观，从预设到实践，这条道路是别无选择的。
但是，永徽政治，就我们了解的情况而言，这样的一条皇帝成长之路显然不是很顺利。就皇帝个人的视角而言，唐高宗做出了种种努力，不论是与大臣配合还是勤政，从主观上说都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唐高宗却越发感觉到压制的力量，贞观时期的风气不见了，没有积极建言、人人努力的政局，而他自己的努力也泥牛入海。朝廷之上万马齐喑，而党同伐异的流言又不绝于耳。几年下来，唐高宗与最高权力的距离不仅没有越来越近，似乎是越来越远。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当然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执政团队。从永徽政治的特质来说，皇帝的逐渐成长有赖于辅佐大臣的协助，而长孙无忌、褚遂良就是这个团队的代表。以长孙无忌而言，当初既有推立之功，后来又有维护之益，现在辅佐高宗不仅据有太宗遗志，更因为名分职务，无不高高在上。但是，几年之后我们看到，对唐高宗的压制，恰恰来自这个执政团队本身。究竟是因为他们感觉皇帝尚不成熟，认为大政奉还的机会还不成熟；或者认为他们实际掌握实权对于江山社稷更有利，反正皇帝与执政团队的矛盾在不断的积累中。皇上不想立的太子，被他们最终确立了。皇帝不想让叔叔、哥哥死，最后还是死了。
应该说，在永徽政治的特殊时期，皇帝逐渐掌权，执政团队逐渐让出权力，是最合理的政治方向，也是既定的政治方向。长孙无忌等正应该扶上马送一程然后放手让皇帝执政，这既顺理成章，也能减少政治动荡。毕竟，平稳过渡，是永徽政治的绝对主题，“过渡”是本质，“平稳”是条件。执政大臣团队紧抓权力不放，而皇帝掌权又是大势所趋，如此一来，矛盾的产生就不可避免。其实，我们看到的君臣矛盾，不是军国大事，常常是皇帝亲身经历的政事或者皇帝身边的事情。比如，对于边疆问题的处理，就没有见到君臣之争，而在永徽年间，西北边疆问题是很严重的。这大约可以说明，皇帝参与意见的政事应该是有限的，而在他能够参与的政事中，每每出现掣肘、摩擦和不愉快。为了皇后安全而确立太子竟然不顾皇帝的意志，这合适吗？当初李承乾谋反都可以不杀，为什么李恪一定要杀？最后，唐高宗要废王立武，执政大臣团队坚决反对，双方斗争于是全面爆发。永徽作为过渡政治，本来可以不必如此的，但是这场终极性的对决终于还是到来了。
三省制度之下，没有三省官员的配合，皇帝一人只能成为光杆司令，因为皇上发令必须经过中书与门下两省官员的签署才能生效。而当时三省长官除了李勣之外，基本上都是长孙无忌的人。所以，皇帝有需要是必须经过长孙无忌的。有一个事件十分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当高宗第一次准备提出废王立武的时候，他第一个动作是前往长孙无忌家，希望通过贿赂的办法获得长孙无忌的同意。《通鉴》如此记录此事：
（高宗）又畏大臣不从，乃与昭仪幸太尉长孙无忌第，酣饮极欢，席上拜无忌宠姬子三人皆为朝散大夫，仍载金宝缯锦十车以赐无忌。上因从容言皇后无子以讽无忌，无忌对以他语，竟不顺旨，上及昭仪皆不悦而罢。①
皇帝知道长孙无忌的地位与作用，要废立皇后必须经过这一关，于是与武则天一同前往长孙无忌家来拜访，用官位与财宝讨好长孙无忌。结果，长孙无忌礼物照收就是不办事。皇帝与武则天“不悦而罢”，不悦显然是很正常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朝廷到底谁在掌权。长孙无忌明知道皇帝的来意，而皇帝的这个意图他是不赞同的，但是他依然可以坦然收下重礼。皇帝需要长孙的同意，甚至不惜用重金行贿。行贿与受贿，反映双方之间的关系，谁也不会同意大权在握的人会行贿自己的下级。唐高宗作为皇帝的存在，在长孙无忌这些执政大臣的眼中，不是太过轻微了吗。
在废王立武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斗争双方的不同叙述。长孙无忌与褚遂良方面，强调王皇后的无过错和武则天的道德缺陷（曾经侍奉过太宗皇帝）。唐高宗最初以王皇后无子为理据，但拥护皇帝一派的后来叙述，则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一，李勣的家事说，即认为废王立武一事“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第二，许敬宗的田舍翁比喻：“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②皇帝一派，虽然如许敬宗的比喻不免粗俗，但是道理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废王立武之事，皇帝有权自己决定，别人无权干预。可是，现在的皇帝却不能自己决定，不相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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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87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91—6292页。有关李勣的特别作用，本文暂且阙如，将以专文的方式进行讨论。
坚持反对，让皇帝都不如田舍翁。李勣的家事说，其实也是一个意思。在李勣的言语中，自己是外人，褚遂良等也是外人，皇帝自己应该说了算。很清楚，执政大臣一派强调道德正当性，而皇帝派强调权力正当性。在同一件废王立武之事上，双方意见针锋相对，但强调的重点是完全不对应的。
尽管双方叙述重点不同，但是对于废王立武事件的看法，一千多年以来应该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影响巨大。从社会意义上说，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深刻独到。仅从政治层面说，废王立武事件标志着当局最高权力的转移，唐高宗从此大权独揽，而此前的执政大臣则彻底告别了政治舞台。原本可以平安的权力转移最后却闹得大动干戈，惨烈收场。这可以看作是权力悲剧性的再次呈现。
永徽政治以悲剧结束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而唐太宗应该就是其中之一。太宗临死之前，召长孙无忌、褚遂良和太子李治在病榻之前安排后事，首先对两位大臣说：“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又谓太子说：“无忌、遂良在，汝无忧天下！”最后对褚遂良说：“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①胡三省注曰：“武、许之间二臣，玉儿之命犹在高宗之耳，何剧忘之邪！”胡三省认为武则天、许敬宗就是离间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人，是高宗忘记了太宗的临终之命。在太宗的临终命令中，前两番话都是正常之语，希望今后君臣互相信任，而最后一句含义丰富。这里，太宗先肯定无忌的忠诚与功劳，但最后一句令人匪夷所思，为什么唐太宗认为自己死了之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