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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文润：《唐高宗再评价》，原载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1998年第7辑，收入作者《武则天与唐高宗新探》，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276—304页。
第二节 永徽政治的实相
永徽时期的所有症结，以“废王立武”事件为最终爆发点，深刻的朝廷矛盾由此暴露无遗。而所谓永徽政治叙述，当然不包括废王立武事件本身。《新唐书》《资治通鉴》强调的永徽政治，就时间上看，就是以废王立武事件为分水岭，此前可以归为永徽之政的论述，而此后则是对永徽之政的怀念。永徽之政的核心问题，《新唐书》重点表彰长孙无忌、褚遂良的忠心奉国，而《资治通鉴》强调长孙无忌、褚遂良与唐高宗之间的合作良好，虽然也有一句“百姓阜安”，但并不是诉求核心。总之，永徽之政概念从发明之时开始，就是围绕君臣关系展开的。所以，永徽之政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君臣关系问题，具体而言，就是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大臣集团与唐高宗的关系问题①。
赵文润先生撰文《唐高宗再评价》，在基本同意永徽之政概念的同时，列举史实，也证明永徽之政确实良好，但是他的结论则与《新唐书》等不同，认为永徽之政业绩的取得，主要是因为唐高宗而不是长孙无忌、褚遂良。赵先生拟题“唐高宗的永徽之政”，已经标明了初衷，而从纳谏勤政、关心民众、发展生产和保持国家统一等几个方面论证永徽年间的文治武功，指出“永徽年间是唐朝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的辉煌时代。这主要应是唐高宗的政绩。要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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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克尧认为，武后之立，是唐高宗与长孙无忌斗争的表现，参见《武后之立与君相权力之争》，《温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收入作者《汉唐史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5—190页。
中有宰相辅助的功劳，那亦在情理之中”①。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有力地反驳了《新唐书》《通鉴》把永徽之政归功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观点。
永徽时期不论如何风调雨顺，百姓生活如何安定和谐，都不能证明这样的功劳应该属于谁，无论归功于皇帝还是执政大臣，都是偏颇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君臣没有矛盾冲突的时候，朝廷的事情双方应该都是有所参与、有所贡献的。本文这里强调的是，即使不把废王立武计算在内，永徽之政也绝非一片光明。比如褚遂良置产案件，比如房遗爱案件。其中不乏朝廷黑暗和政治丑陋②。
褚遂良置产案件最初也不过一件普通的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应该也是有限的。中书令褚遂良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行购买中书省译语人史可耽的房屋，而价格却是根据政府征收时估算的价格。
对此，《通鉴》的记载比较简略，为：
监察御史阳武韦思谦劾奏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地。大理少卿张睿册以为准估无罪。思谦奏曰：“估价之设，备国家所须，臣下交易，岂得准估为定！睿册舞文，附下罔上，罪当诛。”是日，左迁遂良为同州刺史，睿册循州刺史。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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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文润：《唐高宗再评价》，原载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1998年第7辑，收入作者《武则天与唐高宗新探》，第282页。
②雷家骥先生著《武则天传》第四章有“永徽政局的阴暗面和皇后废立的贿赂关说”一节，虽没有正面批评歌颂永徽政治的旧说，但意图所指确实很清楚的。雷家骥：《武则天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元年十一月己未日，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6272—6273页。此事，《唐会要》卷六十一《御史台中》也有记载，互有异同，《会要》记录是买宅而不是地，并且涉及大理寺丞张山寿，而另外一个当事人是译语人史可耽，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57页。
褚遂良买地案件，以褚遂良贬官同州刺史，维护褚遂良的大理寺少卿张睿册贬官循州刺史而告一段落。根据《旧唐书•高宗本纪》时间是永徽元年（650）十一月己未，即十一月二十五日①。褚遂良因为强行低价购买属下译语人的土地，被监察御史告发，虽然大理寺少卿张睿册起而维护，最终还是受到贬官处分，至少证明是犯法行为②。
但是，这个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永徽三年（652）正月己巳（十一日），“褚遂良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③，仅仅一年，褚遂良东山再起。原来担任中书令，现在改为吏部尚书，都是三品，但是最重要的是获得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头衔，而这就是宰相最明显的标志。这就是说，褚遂良虽然犯法受到并不严重的处分，但这很快就成了过眼云烟，他的官运不降反升，成了当朝宰相。褚遂良既然再次得势，当初告发他的监察御史韦思谦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韦思谦传》写道：“及遂良复用，思谦不得进，出为清水令。”④褚遂良的报复行动很快就开始了。
永徽元年褚遂良购地案不是什么大案件，但永徽三年底四年（653）初的房遗爱案件，则是名副其实、震惊朝野的大案。房家的祸事至少看上去都是高阳公主引造出来的。最初，为了替丈夫房遗爱争夺房玄龄留下的封爵，诬告房遗爱的哥哥房遗直非礼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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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8页。
②雷家骥先生写道，“由此看来，遂良可能真有此事，故长孙无忌快速处理，让遂良外出暂避风头，以免根究之下获罪更深，牵累更多人，是则无忌隐然有纵容贪污、乡愿朋党之意”。见雷家骥：《武则天传》，第107页。
③《新唐书》卷三《高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4页。
④《旧唐书》卷八八《韦思谦传》，北京：中华书局，第2861页。
己，企图以此获得房遗直已经继承的封爵。房遗直也用反告的方式还击。没有想到，房家兄弟的阋墙之争，引来了虎视眈眈的政治敌人。长孙无忌从一个流氓案件入手，深入调查，结果很快发现了一个谋反的集团。荆王元景、将军薛万彻、驸马都尉柴令武等都在其中。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证据存在，从严整治，也不算冤枉。但是，吴王恪是被生硬陷害的，虽有房遗爱揭发这个环节，但毕竟是对长孙无忌诱惑的呼应。再有，李道宗也因此案牵连而死，原因是李道宗与长孙无忌、褚遂良向来关系不好①。所以这个案件具有铲除异己的政治本性就不难证明了。
《旧唐书》作者在写《长孙无忌传》的时候，还是很认真地承认长孙无忌的忠诚的，所以在“史臣曰”中写道：“及黜废中宫，竟不阿旨，报先帝之顾讬，为敬宗旨诬构。”②但是，在同一部书的《太宗诸子传》的史臣曰中，开篇即言：“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皆以才高辩悟，为长孙无忌忌嫉，离间父子，遽为豺狼，而无忌破家，非阴祸之报欤？”③同一部书的两个“史臣曰”，竟然如此不同调，至少可以证明一方面李恪之死海内冤之，同时对于主持该案件的长孙无忌也有气愤的一面。如果说，房遗爱案件是永徽年间政治黑暗最典型的一幕，应该是没有多少异议的。
在这个案件中，唐高宗的角色很值得重视。长孙无忌与吴王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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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李道宗传》，“四年，房遗爱伏诛，长孙无忌、褚遂良素与道宗不协，上言道宗与遗爱交结，配流象州，道病卒，年五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56页。《通鉴》的文字是“江夏王道宗素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不协，故皆得罪”，卷一九九，第6281页。
②《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之“史臣曰”，北京：中华书局，第2456页。
③ 《旧唐书》卷七六，第2666页。
恪的结怨，史书写得清楚，就是因为唐高宗。太宗已经确立了李治为太子，但是有所不满，认为吴王李恪英武类我，又再次萌发重新选立太子的念头。结果，长孙无忌坚决捍卫李治，反对李恪，李恪的太子之路就此中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长孙无忌对李恪痛下杀手，也可以看作是为了唐高宗的安全。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对于李恪的最后处置，唐高宗究竟是同谋者还是不知情呢？《通鉴》记录了一个情节，在诏书宣布赐荆王元景、吴王恪自尽之后，唐高宗流着泪对侍臣说：“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①结果，兵部尚书崔敦礼以为不可，皇帝的要求就被否决了。唐高宗真的无能行使赦免之权呢？还是有意作秀呢？对此，我们没有进一步的证据，只能认为两者皆有可能。不过，可以说明的一点是，在此之前，唐高宗与长孙无忌虽然也有过一些摩擦，但是公然否定长孙无忌，唐高宗一次也没有做过。要么是唐高宗演技太高，可以在大臣面前流出泪，要么是确实无奈，只能看着亲人死去而不能救助。
言及永徽之政，《新唐书》《资治通鉴》十分强调唐高宗对长孙无忌、褚遂良的信从。不过，史书还是记录了唐高宗与长孙无忌的摩擦事件，这对于理解永徽政局，显然是不可以忽略的问题。
唐太宗对唐高宗的期望是很清晰的事。唐太宗在高宗为太子的时候不仅谆谆教导，还专门为太子撰写了《帝范》一书。《贞观政要》卷四《教诫太子诸王》记载唐太宗对太子的殷切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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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81页。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见其临食将饭，谓曰：‘汝知饭乎？’对曰：‘不知。’曰：‘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见其乘马，又谓曰：‘汝知马乎？’对曰：‘不知。’曰：‘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见其乘舟，又谓曰：‘汝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见其休于曲木之下，又谓曰：‘汝知此树乎？’对曰：‘不知。’曰：‘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此傅说所言，可以自鉴。’”①
观太宗对高宗的教诲，无非是爱惜民力与克己纳谏两项，而这也是唐太宗治国的最重要心得。《资治通鉴》还记载，贞观二十二年（648）《帝范》完成之后，太宗对太子说不要以自己为榜样，因为“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等等②。
唐高宗即位以后，应该说还是想努力实现太宗的遗愿，所以不仅勤政，而且乐于纳谏。永徽元年（650）正月，唐高宗亲自接见各地朝集使，每天接见十位刺史，问百姓疾苦，了解地方政治③。本来，这些作为朝集使的刺史，可以统一接见表示一下皇帝的关心即可，而高宗却要一个个接见，不辞辛苦。史书记录此事，也无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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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兢著：《贞观政要集校》，谢保成集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13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第6251页。
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70页。
表示皇帝的勤政而已。同年九月高宗外出行猎，谷那律谏议，高宗的表现是立刻接受批评“上悦，为之罢猎”①。永徽二年（651）九月卢文操盗窃，因谏议大夫萧均的谏议而免去卢的死刑并称赞萧均“此真谏议也”②。这些行为，显然都是可圈可点的，唐高宗的勤政努力也是很明显的。
但是，唐高宗的努力效果并不十分明显，而永徽元年（650）、二年连续几次的晋州地震更让这新皇帝心存疑虑。晋州在山西，高宗以前就是晋王。所以，晋州的连续地震肯定让他感觉特别不妙。在人们相信天人感应说的时代，年轻的皇帝有点紧张是很正常的。为此，高宗征询了侍中张行成的意见。张行成是贞观老臣，跟高宗私人关系很好。高宗即位的时候，搀扶高宗登上宝座的就是张行成。张行成一定看出了问题所在，所以回答让人十分震惊：
天，阳也；地，阴也。阳，君象；阴，臣象。君宜转动，臣宜安静。今晋州地动，弥旬不休。虽天道玄邈，窥算不测；而人事较量，昭然作戒。恐女谒用事，大臣阴谋，修德禳灾，在于陛下。且陛下本封晋也，今地震晋州，下有征应，岂徒然耳。伏愿深思远虑，以杜未萌。③
张行成的地震解说，《旧唐书》本传并未标明时间，但《新唐书》本传却接着写道：“帝然之，诏五品以上极言得失。”④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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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72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75页。
③《旧唐书》卷七八《张行成传》，第2705页。
④ 《新唐书》卷一〇四《张行成传》，第4013页。
《新唐书》卷三《高宗本纪》写在永徽二年（651）六月“庚辰，晋州地震，诏五品以上言事”①。由此可知，地震、张行成建议和诏五品以上言事是相互连续的因果事件。当张行成认为地震与政治相关，或者“女谒用事”或者“大臣阴谋”的时候，高宗采取的对策是让五品以上官员对朝廷提意见，如果这个信息表述为“言事”的话还是很和缓的语气，而用《张行成传》的说法则是“极言得失”，显然是更加尖锐的表述。那么，高宗诏令言事，究竟是针对“女谒用事”还是“大臣阴谋”呢？
皇帝下令五品以上官员给朝廷提意见，结果怎么样呢？《旧唐书•长孙无忌传》对此有所披露：
永徽二年，监修国史。高宗尝谓公卿：“朕开献书之路，冀有意见可录，将擢用之。比者上疏虽多，而遂无可采者。”无忌对曰：“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条式律令，固无遗阙。言事者率其鄙见，妄希侥幸，至于裨俗益教，理当无足可取。然须开此路，犹冀时有谠言，如或杜绝，便恐下情不达。”帝曰：“又闻所在官司，犹自多有颜面。”无忌曰：“颜面阿私，自古不免。然圣化所渐，人皆向公，至于肆情曲法，实谓必无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况臣下私其亲戚，岂敢顿言绝无。”时无忌位当元舅，数进谋议，高宗无不优纳之。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