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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内容，《太平广记》自注为“出《定命录》”。《定命录》作者吕道生，唐文宗大和时期的人，该书“大抵言寿禄前定，人莫能移”②。武则天的故事显然符合全书宗旨，很可能是小说家根据上文的李淳风谏杀文字继续演绎的结果。这则故事的荒谬性体现在两个人身上，李淳风既然知道天命不可违、知道皇帝不会善罢甘休，为什么要上奏？皇帝既然已经开始行动，为什么又要谏止？唐太宗要相信天命，何苦大动干戈，排队搜索，步步紧逼？已经面露狰狞，为什么又会从谏如流，放弃追杀？天子气之类文字，历来都是成功君王的事后缘饰之辞，小说家言之而生趣，历史家若也信以为真，不免深陷虚妄的泥潭。
《资治通鉴》没有引用《定命录•李淳风》，只是引用了两《唐书》皆有的李淳风故事，没有让《通鉴》一书陷入虚妄。但是在论证天命有定这样的主题上，确实是更上一层楼。因为《通鉴》这样的史学名著，观念常常隐藏在叙事文字背后，对读者的影响，有先入的优势，李君羡之枉死与李淳风的预言，相互印证，共同构建了武则天称帝的神意证明。其中的矛盾与虚妄，常常被故事性掩盖，在读者的愉快阅读中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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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太平广记》卷二二四“李淳风”条，北京：中华书局，第1720—1721页。
②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定命录二卷”条，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28—634页。
章群先生曾著《通鉴、新唐书引用笔记小说研究》①一书，考察两书引用小说为史学带来的种种益处。但是，引入小说不慎，也有陷入困境的时候，对此赖瑞和先生就有专文研究，题为《小说正史化》②。本文讨论的不是小说进入正史问题，而是一个很传统的问题，即伪造历史问题。政治势力为了论证自己的最高权力合法性，经常篡改历史，在历史叙述中塞进自己的政治私货。李君羡案件的重新解释是一种篡改，李淳风的所谓政治预言也是一种篡改。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③，而从本文涉及的史料问题可以看到，官修史书不仅讳饰，也有诬妄。原本一个普通的李君羡案件，经过政治的反复阐释，终于变成了武则天神迹的证明，而真实的历史反而迷雾深锁，难觅究竟。
其实，无论是两《唐书》还是《资治通鉴》，在它们各自成书的时代背景中，早就与武则天政治没有干系。不仅如此，我们还能够看到它们都在努力地批判武则天，而武则天最终的丑恶形象的形成，这些史书都是居功甚伟的。那么，在李君羡案件中，为什么这些史学名著都没有摆脱武则天朝廷刻意留下的影响呢？
唐朝的史馆制度十分完善，其权威性让后世多所敬仰，所以后人对于唐朝留下的国史等材料，也往往尊重有加。上文所举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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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章群：《通鉴、新唐书引用笔记小说研究》，北京：文津出版社，1999年。
②赖瑞和：《小说正史化——以〈新唐书•吴保安传〉为例》，见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11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343—355页。
③陈寅恪：《〈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原载《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乙编上册，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81—88页。
天纲为武则天算命的例证就很能说明问题，明明觉得有问题，但最后还是照录不误。此其一。其二，武则天朝廷所修历史，在贯彻武则天天命有定的论证上十分彻底，实录、国史等所有材料都落实到位、逻辑完整，使得后世修史者不得不沿袭。其三，根据《通鉴考异》，我们知道司马光时代还是能够看到唐实录的，再根据司马光对待武则天的基本立场，司马光不会放弃其他有价值的史料，一味为武则天的天命论证的，所以可以认为是没有其他史料，不得不沿袭旧史。
但是，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两《唐书》和《通鉴》，在所谓天命论的问题上，他们显然是很软弱的，或者说他们也是一定意义上的天命论者。如果不是相信天命说，他们的资料选择应该完全不同。正是因为司马光等人天人感应观念的存在，所以在李君羡案件的解释上轻而易举地接受了武则天朝廷的说法。正是因为相信天命不移，所以才会接受李淳风的预测之词。在他们的那个时代，天命论依然大行其道，即使他们能够否定武则天的天命，他们也不能否定天命本身，因为他们自己的皇帝，还在利用这套理论神话自己。时代的特性，使得这些史学家无法走出天命论的界域，这反而成就了我们今天的研究话题。
第四章
永徽时期的政治
永徽，是唐高宗的第一个年号，共六年，即公元650—655年。永徽年号，是在永徽元年元旦当天发布的①。永徽年号一直使用到七年正月。正月六日（辛未日），唐高宗宣布废太子李忠为梁王，立李弘为太子。七日，大赦改元，年号显庆②。至此，永徽年号正式完成使命。唐高宗即位之年二十二岁，在位时间三十四年。但是，史家似乎更重视永徽政治，分歧自然如影随至。
永徽之政，《新唐书》首发其义，《资治通鉴》接续再讲，从而成为评价永徽时期政治的一个重要概念。到底应该怎么看待永徽时期的唐朝政治，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永徽之政在政治层面虽然存在可圈可点之处，但从君臣关系的政治实际出发，当时的政治实相是矛盾重重、暗流涌动，斗争双方正是高宗皇帝和实际控制朝廷的长孙无忌。以此二人为核心形成了一种“二元政治”结构是导致斗争必然发生的症结所在。由于长孙无忌没有按照永徽政治的特质完成权力交替，最终围绕最高权力的斗争以“废王立武”事件爆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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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上，“永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上不受朝，诏改元”。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7页。《新唐书》卷三《高宗本纪》，略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页。
②《唐会要》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页。《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第75页。《新唐书》卷三《高宗本纪》，第57页。
第一节 “永徽政治”问题的提出
如何看待永徽时代的唐朝政治，传世史书并非口径一致。《旧唐书》在评价唐高宗的时候，并没有专就永徽这个时期做出特有的评价，还没有发明“永徽政治”这样的概念。当然，《旧唐书》是对唐高宗做出否定评价的，在《高宗本纪》之后的“史臣曰”中，表现很充分，其文如下：
史臣曰：大帝往在藩储，见称长者；暨升旒扆，顿异明哉。虚襟似纳于触鳞，下诏无殊于扇暍。既荡情于帷薄，遂忽怠于基扃。惑麦斛之佞言，中宫被毒；听赵师之诬说，元舅衔冤。忠良自是胁肩，奸佞于焉得志。卒致盘维尽戮，宗社为墟。古所谓一国为一人兴，前贤为后愚废，信矣哉！①
《新唐书》对于高宗的评价同样不高，在《高宗本纪》之后的“赞曰”中，也把武氏之乱很自然地归罪于唐高宗，其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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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北京：中华书局，第112页。
赞曰：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棕之。”此周幽王之诗也。是时，幽王虽亡，而太子宜臼立，是为平王。而诗人乃言棕之者，以为文、武之业于是荡尽，东周虽在，不能复兴矣。其曰棕者，甚疾之之辞也。武氏之乱，唐之宗室戕杀殆尽，其贤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遗德余烈在人者未远，而几于遂绝，其为恶岂一褒姒之比邪？以太宗之明，昧于知子，废立之际，不能自决，卒用昏童。高宗溺爱衽席，不戒履霜之渐，而毒流天下，贻祸邦家。呜呼，父子夫妇之间，可谓难哉！可不慎哉？①
对于高宗的评价，都是从武则天出发的。《旧唐书》的史臣曰说是高宗荡情于帷薄，于是使得原本还是有贤可称的高宗“顿异明哉”，成为前贤后愚。《新唐书》认为，武氏之祸甚于褒姒，不仅唐高宗有责任，甚至确立唐高宗太子地位的唐太宗也有责任，从而导致“毒流天下，贻祸邦家”。
那么，所谓永徽政治，从何而来呢？高宗使用的年号多达十五个，为什么只对永徽情有独钟呢？此事肇始于《新唐书》，《资治通鉴》再接再厉，因而形成了一种历史概念。《新唐书》对于永徽政治的评价，放置于长孙无忌传中，其内容如下：
初，无忌与遂良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贞观风。帝亦宾礼老臣，拱己以听。纲纪设张，此两人维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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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唐书》卷三《高宗本纪》，第79页。
也。既二后废立计不合，奸臣阴图，帝暗于听受，卒以屠覆，自是政归武氏，几至亡国。①
《新唐书》的《长孙无忌传》，在介绍长孙无忌死后才有这段评论的。事实上，《新唐书》的这个看法，是把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的失败，看成了唐朝这一时期政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政归武氏，几至亡国”。永徽六年（655）十月，高宗下诏立武则天为皇后，下月正式册封。而此前的九月，褚遂良被贬官潭州都督。虽然长孙无忌被治罪“被自杀”是在后来的显庆四年（659），但比较而言，永徽时期基本上是长孙无忌、褚遂良的辉煌时期，而进入显庆时期他们彻底失败。所以，高度评价永徽时期，其实质意义是从一个角度对显庆此后的政治进行否定。
《资治通鉴》继承了《新唐书》的这种思维和具体说法，但是《通鉴》把他的评价文字放在永徽元年（650）正月，其具体表述如下：
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上立命斩之。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②
《新唐书》把对永徽政治的评价放在长孙无忌“被自杀”之后，而《通鉴》把自己的评价放在永徽之初高宗与长孙无忌关系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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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唐书》卷一〇五《长孙无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022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九，中华书局点校本，1957年，第6270—6271页。
洽之时，反映了司马光的独特用心。同时，《通鉴》不直接表示对显庆之后政治的否定，仅保留对永徽政治的正面评价。但是，《通鉴》如此安排，并不表明与《新唐书》的用意不同。在显庆四年（659）八月，记录于志宁被贬荣州刺史之后，《通鉴》有一句不太引人注意的评价：“自是，政归中宫矣。”①《通鉴》的做法，不再像《新唐书》那样大段地使用否定性评价，但是否定的文字依然存在。不仅如此，因为作者用意更隐蔽，显然更容易使读者接受。这就是说，比起《新唐书》那样态度鲜明的否定性评价，《通鉴》的文字技术性处理，对于实现同样的目标，效果更佳。
所以，永徽政治这样的概念，是《新唐书》首先发明的，其后《通鉴》继承并发扬。那么，这些著作在使用永徽政治这个概念的时候，论证的视角和特有的立场又是怎样的，对此我们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新唐书》：初，无忌与遂良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贞观风。
《通鉴》：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无论是《新唐书》还是《资治通鉴》，他们在评价永徽政治有贞观之遗风的时候，首先强调的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新唐书》用了两个词汇，一是悉心奉国，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唐高宗在永徽政治如何，《新唐书》未提一字。《通鉴》也是先强调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同心辅政”，但提及高宗，说高宗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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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〇〇，第6317页。
显然，在《通鉴》的这个描述中，依然是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主，高宗不过是无为听从而已，是一种从属地位。当然，《通鉴》还提到另外一点，即“百姓阜安”，这算是一种社会标准。通过对比，我们发现《通鉴》还是发展了《新唐书》的永徽政治观念，把永徽有贞观遗风论证得更扎实。
讨论永徽政治，百姓的状态当然可以纳入讨论，不过，这里的重点显然是君臣关系。永徽政治之所以受到表扬，是因为唐高宗听从两位大臣的安排。而永徽之后的政治之所以受到批评，是因为唐高宗后来放弃了听从安排的习惯。对此，参与《资治通鉴》编写工作的范祖禹表述得十分清楚：
高宗即位之初，日引刺史问民疾苦，尊礼辅臣，恭己以听，故永徽之政有贞观之风。……不数年而悖谬昏惑，忠臣不可谏，骨肉不相保，虽享国之日久，卒成武氏之篡，何哉？初亲贤，后用佞也。①
范祖禹《唐鉴》此论，可以看作是《通鉴》的注释与发展。在这里，辅臣即忠臣，尊礼辅臣即是尊礼忠臣，后来放弃这种尊礼，所以导致后来的灾难。范祖禹不仅继承了《通鉴》的观点，还有深入论证，即君主亲近什么人直接导致了政治后果的天壤之别。
这样，从《新唐书》到《资治通鉴》把永徽政治的实质定性为君臣关系的良好，具体而言即唐高宗对长孙无忌、褚遂良的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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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范祖禹：《唐鉴》卷四《高宗》，西安：三秦出版社，白林鹏、陆三强校注，2003年，第92页。
对此，赵文润先生早就指出，《通鉴》等肯定“永徽之政”，是为了“颂扬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贞观元老宰相执政的格局”，而“永徽年间确实是唐朝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的辉煌时代。这主要应是唐高宗的政绩。要说其中有宰相辅政的功劳，那亦在情理之中”①。赵文润先生也承认永徽政治的积极价值，但是与《通鉴》等相反，不认为是宰相们的功劳，而是皇帝的功劳。
历史上，把如此短暂的一个时期进行概括评论是很罕见的，一般则是“文景之治”“昭宣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这类时间较长、特征稳定的一个历史时期才会被集中评论。对于一个时期的历史评价，一定要有比较统一的稳定性，而永徽政治，从第五年出现废王立武问题，朝廷矛盾激化，真正稳定的永徽政治还不足五年。对于如此短暂的永徽政治提出系统的评价，其实是不妥当的。如上文所论，《新唐书》《通鉴》的这种做法，不过是一种论述策略，是为了突出唐高宗的错误变化，从而达到否定唐高宗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