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匈奴单于本部及左贤王仍具相当强大的实力并严重威胁汉朝北部边疆安全的现实，考虑到汉军经过以往多次实战的锻炼，已经积累了使用大规模的骑兵集团远途奔袭的作战经验，汉武帝决意乘河西大胜的余威，加强对匈奴的进攻。汉武帝认为：赵信为伊稚斜所出的计策是基于大汉军队很难越过沙漠，即使越过也很难再具备战斗力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汉军可以越过大漠而且保持很高的战斗力的话，那么必能给匈奴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汉武帝决定利用赵信的错误判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从而确定了一个集中兵力、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的作战方针。汉武帝调集10万骑兵，随军战马14万匹，步兵及转运夫10万人，由卫青和霍去病统率，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发，这是汉匈开战以来汉朝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并组织“私负从马复四万万步兵”，运送物资。
元狩四年（前119年）春，卫青、霍去病各统率5万大军，踏上了征途。为确保此战必胜，汉武帝在战前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大将军卫青率前将军李广、左将军公孙贺、右将军赵食其、中将军公孙敖、后将军曹襄，统率骑兵5万出代郡寻找匈奴左贤王决战；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经过特选的“敢力战深入之士”5万骑出定襄，寻找匈奴单于的主力军决战。但队伍刚刚出发便抓获匈奴的骑哨，得知单于主力已经东移，汉武帝于是临时更改部署，将霍去病所部东调改由代郡出塞，便于寻歼单于主力，卫青所部改由定襄出发，北上进击左贤王。
匈奴得知汉军穿越大漠，伊稚斜单于将全部家属人畜物资往更远的北方转移，而将精兵部署在漠北一带，准备迎击汉军的进攻。
卫青从定襄出塞不久，与单于主力遭遇，双方激战一天，于傍晚时分汉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单于逃走。
而由代郡出发的霍去病虽然未能与匈奴单于交手，但其战果也十分巨大。霍去病凭借部下兵精马壮的优势，出代、右北平后，充分发挥了其机动作战能力强的优势，在荒无人烟的大沙漠中长驱北进2 000余里，越过离侯山，渡过弓闾河，对匈奴左贤王发动猛烈进攻。左贤王自知不是霍去病的对手，很快就率亲信弃军而逃。霍去病穷追不舍，一直追到了狼居胥山（约在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北至阿巴嘎旗一带，一说即今河套西北狼山），斩杀匈奴北车旨王，俘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匈奴吏卒70 443人。为了纪念这次战役，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今内蒙古呼伦湖与贝尔湖，一说今贝加尔湖），执卤（虏）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祭告天地，庆祝胜利。
漠北之战，是汉军在距离中原最远的战场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也最艰巨的战役。最终以汉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在这次战役中，共歼灭匈奴军9万余人，使其一时无力跨过沙漠南下。伊稚斜单于因与兵众失散十余日，以至于被误认为战死沙场，右谷蠡王自立为单于，十几天后伊稚斜单于复出，右谷蠡王乃去号，匈奴王廷的混乱与狼狈状态由此可见其严重。由于大批有生力量被歼，大批物资丧失，匈奴单于不敢再在大漠北缘立足而向西北方向远遁，因而出现了“漠南无王廷”的局面。漠北之战后的“漠南无王廷”则标志着匈奴势力大范围地退缩。此后，双方暂时休战，经过这次大决战，危害汉朝百余年的匈奴边患已基本得到解决。
漠北大战，确立了霍去病在历史上的地位，使他成为与卫青并驾齐驱的西汉名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英武果敢 勇冠三军
霍去病能够在军事上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他靠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他手中的剑会让彪悍的匈奴人感到胆寒？可以说霍去病不是一个出色的军事理论家，他在出征匈奴的时候没有读过任何兵法类的书。汉武帝十分欣赏霍去病，曾经有心教他学习《孙子兵法》和《吴起兵法》，但霍去病却说：“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从这句话可见在霍去病的身体里透着一股霸气和傲气，在他眼中那些陈旧的兵法根本不值得一看，只要让他上战场一看实际战斗中的战阵形势就能想出克敌制胜的方略。霍去病也不是一个爱兵如子、能与部下同甘共苦的将领。有一次，在他出征的时候，汉武帝曾派人将几十车食物送至军中，但在引军归来时，许多车上的食物还在，但兵士们却饿得面黄肌瘦。有时士兵粮食匮乏，甚至因饥饿而不能举手，但霍去病还在踢球健身。显而易见，霍去病不是一个完美的将军。然而他却能够做到战无不胜，军功远远超乎那些熟知兵法又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霍去病具有不同于常人的英雄气概，一种盖过别人的气势和傲气，也可以说成是自信心，这与他生在将门有着直接的关系。司马迁说他“有气敢任”，就是不避艰险、勇挑重担、英武果敢。从其作战记录可知，霍去病打仗有两大特点：一是敢于冒险。如元朔六年（前123年）的那次对匈奴腹地的出其不意的突袭。二是凶狠顽强。如元狩二年（前121年）第一次出征河西时，霍去病仅率骑兵一万人，孤军长驱直入。历经艰险，转战六日，越过焉支山几千里。回师途中又以骑兵与敌“合短兵”鏖战于皋兰山下，虽然获胜还朝，但汉军损失过半。这场战役进行的是何等艰苦与激烈，自可想见。前者是说他敢于孤军深入，又经常是冲杀在前；而后者是说霍去病敢打硬仗、恶仗。
第二，霍去病不光有着过人的胆识和勇气，更加关键的是他拥有很高的军事智商，而不逞匹夫之勇。前面说他不学古代的兵法只是他超强自信的一种体现，并不代表他不具备军事谋略的才能，不可否认，他自身就是一名出色的战略军事家。他的战术思想不拘泥于习俗常规，重视战前的“方略”，即谋划。注意根据战场实际而随机应变。霍去病非常善于运用骑兵集团在沙漠、草原地带机动作战，他可以指挥骑兵进行短程奇袭．也可以指挥骑兵进行长距离、大规模的正面进攻，可以用骑兵打运动战，也可以用骑兵打遭遇战，表现出良好的战术素养和高超的临战指挥艺术。
第三，霍去病自身超强的作战能力，往往能够对将士产生激励作用和积极的影响。 在元朔六年（前123年）的那次对匈奴腹地的出其不意的突袭，霍去病身先士卒扑向匈奴营帐，将士在他的激励下个个如狼似虎，以800人斩获敌人2 000多人，没有一定的作战能力，这样的战果是很难达到的。
霍去病是汉武帝亲自培养、一手提拔起来的。他对霍去病的宠信，似乎超过了所有的大臣。这其中固然不乏裙带关系和私人感情的因素，而最根本的原因，却是因为霍去病具有一种强烈的忠君报国精神和奋发有为的气势。当汉武帝为霍去病建造起精美的住宅并嘱他前往察看之时，霍去病说出了“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的千古名言。从某种意义上说，霍去病正是因为具有为国忘家的高尚品格，才能够屡建奇劝。后世对霍去病将军的崇拜和喜爱的情结，除了对英雄早逝的怀念与哀思外，更重要的本质内容，其实是对其尚武精神和顽强斗志的推崇。
李靖
智勇双全的统帅
李靖（571年—649年），本名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唐初杰出的军事家。出生于官宦之家，是隋将韩擒虎的外甥。祖父李崇义曾任殷州刺史，封永康公；父李诠仕隋，官至赵郡太守。李靖长得仪表魁伟，由于受家庭的熏陶，从小就有“文武才略”，又颇有进取之心，曾对父亲说：“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拥有过人的军事才能，为人敦厚、与世无争、屡立战功。是唐太宗颇为倚重的重要将领，被封为“卫国公”。
卓越的军事思想
在李靖的戎马生涯中，征战无数，为初唐的安定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不仅因为他勇敢善战，更因为他有着卓越的军事思想与理论。他根据一生的实践经验，写出了优秀的军事著作，见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有《六军镜》三卷，《阴符机》一卷，《玉帐经》一卷，《霸国箴》一卷，《宋史•艺文志》著录的还有《韬钤秘书》一卷，《韬钤总要》三卷，《卫国公手记》一卷，《兵钤新书》一卷和《弓诀》等，可惜后世都失传了。原著有《李卫公兵法》，原书今佚，但从散见于杜佑《通典•兵典》及《太平御览•兵部》中的《卫公兵法》，犹能管中窥豹。
李靖严于治军、赏罚分明，不避亲疏与仇雠，以惩恶劝善、激励将士。《卫公兵法》说：“尽忠益时、轻生重节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惰、败事贪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质直敦素者，虽重必舍；游辞巧饰、虚伪狡诈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赞，恶无纤而不贬，斯乃励众劝功之要术。”他欣赏诸葛亮斩马谡的军法严明，又称道曹操因违犯军纪而割发示众。
为了严肃军纪，提高军队的战斗素质，李靖申明了二十四条法令：如漏泄军事斩之，背军逃走斩之，或说道释、祈祷鬼神、阴阳卜筮、灾祥，讹言以动众心，并与其往还言议者斩之，吏士所经历侵略者斩之，奸人妻女及将妇人入营斩之，吏士破敌滥行戮杀、发冢焚庐、践稼穑、伐树木者斩之……这样，就能造就出一支战斗力强、军纪严明、深得民心的军队。
在对敌作战方面，李靖特别主张善于因势利导。《卫公兵法》说：“凡事有形同而势异者，亦有势同而形别者。若顺其可，则一举而功济；如从未可，则暂动而必败。故孙膑曰：‘计者，因其势而利导之。’”他认为：“如我方士卒已齐，号令已行，奇正已设，布阵已定，誓众已毕，上下已怒，天时已应，地利已据，鼓角已震，风势已顺，敌人虽众其奈我哉？”他还比喻说，面对张牙舞爪的猛虎，头有利角的凶兕，自己手无寸铁、身无蔽护，却要与之搏斗，势不可能，其道理也是非常明白的。
李靖总结出：“兵有三势：一曰气势，二曰地势，三曰因势。”如果将勇轻敌，士卒乐战，三军之众，“志励青云，气等飘风，声如雷霆，此所谓气势也”。如关山狭路，大阜深涧，道如“龙蛇盘阴，羊肠狗门，一夫守险，千人不过，此所谓地势也”。如果因敌怠慢，劳役饥渴，“风波惊忧，将吏纵横，前营未舍，后营未济，此所谓因势也”。善于因势利导，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
在以步兵、骑兵作战为主的时代，李靖认为善于利用地形、地物是至关重要的。《卫公兵法》说：“《军志》云：‘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不其然矣’。”他指出，要根据双方的地利条件，及时决定自己的战略战术。比如：彼此都具有有利的地形，这时就要采取“让而设伏，趋其所爰而傍袭之”的战术；如彼此地形都不利，则采用“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击之”的战术；如在平旷的地方，适用骑兵冲杀，则要“率骑而与阵”；在地势险隘之处，则适于步兵作战。
李靖还指出几点指挥者禁忌的地方：在阴暗的沼泽之地，“沮洳幽秽、垣沟渎，此车之害地也”。在有进无出之地，“大阜深谷，泥堑泽，此骑之败地也”。他善于利用地物，在“深林盛薄”之地，可以使用矛铤杀敌；在“芦苇深草”之地，则必用风火。他总结说：“凡战之道，以地为主，虚实为佐，变化为辅，不可专守险以求胜地也。仍须节之以金鼓，变之以权宜，用逸待劳，掩尽为疾，不明地利，其败不旋踵矣。”
李靖认为，为了战胜敌人，使用反间计，促使对方相互猜忌，上下离心离德，这是瓦解敌人、战而胜之的策略。《卫公兵法》说：“夫战之取胜，此岂求之于天地，在乎因人而成之。历观古人用间，其妙非一也。即有间其君者，有间其亲者，有间其贤者，有间其能者，有间其助者，有间其邻好者，有间其左右者……”
他还进而指出了行使反间计的方法：“且间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潜伺察而致词焉；有因其事，故泄虚假，令告示焉；有因敌人之使，矫使其事而返之焉；有审择贤能，觇彼向背虚实而归说之焉；有佯缓罪戾，微漏我伪情浮计使亡报之焉。”要更好地使用反间计，达到预期的目的，“皆须隐秘，重之以赏，密之又密，始可行焉”。
李靖还进一步指出，在我方使用反间计的时候，还要提高警惕，严防自己中敌人的反间计。他说：“且夫用间以间人，人亦用间以间己，己以密往，人以密来，理须独察于心，参会于事，则不失矣。”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如果只考虑用反间计，却不提防对方也会使用反间计，以离间我方，就可能出现螳螂在前、黄雀在后的危险了。
《卫公兵法》还列举了将帅不善于统兵作战的十大失败因素：“军中有贤能而不能用者败；上下不相亲而各谈己长者败；赏罚不当而兵士多怨者败；知而不敢击，不知而击之者败；地利不得，而卒多战者败；劳逸无别，不晓车骑之用者败；觇候不审而轻敌懈怠者败；行于险道，而不知深沟绝间者败；阵无选锋，而奇正不分者败。”之所以会导致这十败，是因指挥者不善于用人抚士，不知己知彼，不懂地理，不懂阵法等所造成的。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凡此十败，非天之殃，将之过也。”
李靖对下营安寨及斥候也有一套理论。《卫公兵法》说：在平原广袤、无险可守之地扎营，要作方营，即把军队分为七军，“中军在中央，六军总管在四畔，象六出花。”为了防止敌人偷袭，必须放哨警戒，安排好斥候，哨兵“须择勇敢之夫，选明察之士，兼使向导，潜历山原，密其声，晦其迹”，哨兵必须精明强干，见微而知著，“见水迹则可以测敌济之早晚，观树动则可以辨来寇之驱驰也”。
这些重要的军事思想是李靖千百次战争的结晶，是他所向披靡的保证。正是有这些卓越的军事思想作为支撑，才成就了李靖的名将之路。
甘于受屈的大度
李靖为人谦和，不爱与人斤斤计较，即使受了委屈，也很少为自己辩白，相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有一种甘于受屈的大将风范。
贞观三年（629年）八月，国力得到巩固的唐太宗接受了代州都督张公瑾的建议，决定出击东突厥，消除这一草原民族对大唐的威胁。在选择统兵将领的时候，李世民选择了李靖。不仅因为他的战功，还因为李世民对他的兵法很有信心。
李靖也没让李世民失望，第二年正月李靖就率领三千骑兵，自马邑附近的恶阳岭出发，在夜间袭击定襄成功。颉利可汗认为李唐这次肯定是派了大量的军队打过来，于是把王帐搬到了碛口，他说：“唐不倾国而来，靖何敢孤军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