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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贷种子予农民之法，先“令诸县审责贫户应粮及种子”，然后据其“口粮”，由义仓以低息贷给，至秋熟时归还，盖如此绝高利贷。因为未有此法之前，每当农桑耕种之际，贫民不惜“咸求倍息”，向高利贷乞援，结果形成“贫者日削，富者岁滋”之病。
唐代乡村借贷对于维护农民的生活与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正像武德元年（618）九月二十二日诏中说的那样：“朕祗膺灵命，抚字黎民……钟庾之量，异同水火。宜置常平监官，以均平天下之货。市肆腾踊，则减价而出；田啬丰羡，则增价而收。出类长之，去甚去泰。庶使公私具济，家给人足，抑止并兼，宣通拥（壅）滞。”
2.私家放贷
私家放贷多为贵族、官吏、富民、商人、寺院、道观等。《旧唐书》卷146《杜亚传》：“既病疯，尚建利以固宠。奏请开苑内地为营田，以资军粮，减度支每年所给，从之。（杜）亚不躬亲部署，但委判官张荐、杨晪。初，奏请取荒地营田，其苑内地堪耕食者，先为留司中官及军人等开垦已尽。亚计急，乃取军中杂钱，举息与畿内百姓，每至田收之际，多令军人车牛，散入乡村，收敛百姓所得菽粟将还。军民家略尽，无可输税，人多艰食，由是大致流散。”这是军人从事放贷的事例。唐代道观普遍经营高利贷活动。洛阳北邙山玄元观道士李义范放高利贷，曾贷李生妻一千钱助葬。
唐代借贷立有契约，借贷契约的内容大致包括五项：即借贷事由条款、借贷事实条款、还贷约定条款、违约责任条款和立约人、担保人乃至见证人的签字画押。
由于高利盘剥及放贷之家依势欺人，或因借贷之人违背契约，因借贷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影响了乡村正常的社会秩序。《旧唐书》卷146《杜亚传》：“亚计急，乃取军中杂钱举息与畿内百姓，每至田收之际，多令军人车牛散人村乡，收敛百姓所得菽粟将还军。民家略尽，无可输税，人多艰食，由是大致流散。”
隋唐五代原则上实行契约自治，但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借贷双方的利益，政府也对借贷契约进行了控制，包括对借贷主体的控制、对借贷利息的控制和对借贷契约履行的控制。唐玄宗时颁令说：
诸家长在（在谓三百里内，非隔关者），而子孙弟侄等，不得輒以奴婢六畜田宅及余资财，私自质举急卖田宅。田宅疑衍（无质而举者亦准此），其有质举卖者，皆得本司文牒，然后听之。若不相本问，违而与及买者，物即还主，财没不追。
唐宪宗元和年间规定说：
应中外有子弟凶恶，不告家长，私举公私钱，无尊长同署文契者，其举钱主并保人，各决二十，仍均摊货纳。
严禁在没有家长同意的情况下，子孙弟侄等私自借贷买卖。《唐会要》卷88《杂录》引开元十五年（727）敕云：“应天下诸州县官，附寄部人兴易及部内放债等，并宜禁断。”《唐会要》卷69《县令》云：
其载（天宝九栽）十二月敕“郡县官僚，共为货殖，竟交互放债侵人，互为征收，割剥黎庶。自今已后，更有此色，并追人影认一匹以上，其放债官先解见任，物仍纳官。有賸利者，准法处分。”
《白氏六帖事类集》卷11《稽古代定制》引唐杂令云：“诸王公主及宫人，不得遣官属亲事奴客部曲等在市肆兴贩，及于邸店沽卖出举。”严禁官僚王公及其子弟家人从事高利贷等商业活动。
3.借贷利率
唐代公私借贷，其利息不一。官家利息有八分利、五分利。《新唐书•食货志》：“贞观十五年，以捉钱令史为之，所主才五万钱以下，而市肆贩易，月纳息钱四千。”此谓八分利也。永徽中，天下置公廨本钱，以典史主之，收赢十之七。开元十年罢之。十八年复，收赢十之六。元和十年，新收置公廨本钱，则收息五之一。《全唐文》卷三载“玄宗禁放重利诏”曰：“比来公私举放，取利颇深，有损贫下，事须厘革。自今以后天下私举质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一般来说，官本的利率比民本稍高一些。
农家借贷，一般为春耕时借，秋获时还，若借期为半年，则一年所得，将再倍其本矣，实为重利。对于超过本金的利息，官府常加以禁止。唐玄宗时期常平仓的粮食价格较为稳定。开元二年（714）九月二十五日敕文“令诸州加时价三两钱籴”；天宝三载（744）“平粜诏”令各郡县“每升（斗）减时价十文粜于当处百姓。”依据张弓先生推算，唐开元、天宝时期的常平价格为：籴则加平价三分之二，粜则减时价十分之二。
四、唐代中州交通运输
唐代中州地区水陆交通皆为发达，各州、县之间均有道路相通，以洛阳为中心，形成巨大的交通网，其中洛阳至开封线构成交通网的主轴，再由开封分出两条重要的道路：向东南是开封至泗州线，向东北是开封至登州线；洛阳至滑州、怀州、邓州、唐州、光州等线也是这个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谈水路交通。唐代中州水路交通首数运河。隋代开凿的运河如通济渠、永济渠，唐代仍在使用。
永济渠于今河南武陟县引沁水东北流，循淇水而北，至今河北静海县独流镇，折而西北行，再西北达于涿郡（治所在今北京）。
隋通济渠发轫于洛阳，由洛阳西苑引谷、洛水入于黄河。入河之后，又由板渚（今河南荥阳西北，旧汜水东北黄河南岸）分河东南行，入淮水。通济渠在唐代称为汴渠或汴河。唐代对汴渠做过六次疏竣和局部调整：
第一次，唐太极元年（712），魏景清利用泗州盱眙县（今盱眙县北洪泽湖西岸）的一条直河，引淮水到黄土岗，以便直通扬州。
第二次，唐开元二年（714），河南尹李杰调发汴、郑丁夫，疏浚久破失修的汴州东的梁公堰，省功速就，公私便之，刻石以记其功。
第三次，唐开元十五年（727），梁公堰口在再次阻塞，玄宗命将作大将范安及“发河南府怀、郑、汴、滑、卫三万人，疏决开旧河口，旬日而毕。”
第四次，安史之乱以后，汴渠疏浚中断了八年，粮船不能通行。唐肃宗命令转运使刘晏疏浚汴水，又恢复了运输能力。史载：“舟行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圣神辉光，渐近贞观、永徽之盛。”
第五次，唐开元二十七年（739），采访使齐擀开广济新渠，上游利用雎水，下游从宋州（今河南商丘市）以东，利用蕲水，经永城、埔城，于宿州虹县（今安徽泗县）到淮阴县以北十八里清口入淮，而使通济渠漕运之道南移改流，通济渠亦由此而改为广济渠。后来因为上下游坡度过大，水流湍急，不久作废。
第六次，开元二十七年（739），为避淮水波涛，免除漕船沉溺之忧，从虹县开渠，至淮阴北十八里才处，注入淮河，以挽回汴水下游之危，后因水流湍急，而被废弃。
安史之乱后，汴渠漕路阻塞。周世宗显德五年三月，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江淮舟楫始通。《通鉴》注云：“此即唐时运路也。自江淮割据，运漕不通，水路湮塞。今复浚之。”在唐前期，江淮漕路基本畅通。运河漕运，通济渠最为重要，每年保持400万石左右的漕粮运量，一般每年来往船只要在六七千艘之上，故有“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腴是此河！”之诗句描绘。唐代运河不仅供官家转运，也供商旅使用。唐李吉甫记载汴河说：“扬、益湖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
唐武则天时，曾开凿过湛渠，由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引汴河水入于白沟，直达居野泽，以通曹、兖的租赋。李濂《汴京遗迹志》云：“唐武后时，引汴水入白沟，接注湛渠，以通曹、兖之赋，因其阔五丈，名五丈河，即白沟之下流也。唐末湮塞，周世宗显德四年，疏水入五丈河，自是齐鲁舟楫皆达于汴。”唐穆宗长庆年间，为“转粟馈军”，又“自兖开盲山故渠”，这条线的航运范围进一步扩大。北宋，该线名为广济渠，是北宋的四大漕渠之一。
唐代新开辟的水运线还有“天宝元年（742），（陕州）太守李齐物开三门（砥柱山）以利漕运。”
唐代后期淮颍（蔡）水运地位也在上升。淮水发源于桐柏山区，向东流入大海，是黄淮平原上的主要自然水线。南可通过邗沟和长江相连，北可通过支流连接中原和黄河，自古以来由淮入黄河水线很多，东沿汴水故道可北入黄河，是唐代东南漕运的大动脉。另外，沿汴水新线，取道涣水和蕲水亦可连接黄河。还有从涡水入淮口（今安徽怀远县东北），沿涡水北行，经蒙城，涡阳、谯县，入蔡水，到开封连接黄河水线。另有从淮阴泝淮水上行入颍水北行，至项城入激水亦可通往洛阳。汴河故道和汴水新线是江淮漕运的主要水线。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曾置淮、颍水运使，运扬子院大米，由淮入颍水沈丘界，经项城，入溵河，输于郾城，得米五十万石，茭五百万束，以馈讨淮西诸军，省汴运费七万余缗。
陆路交通也很畅通。以洛阳为心，形成辐射各地的交通网。
洛阳至长安驿道：据严耕望考证：由陕州向东，一条正东偏北略沿黄河南岸，经砥柱、横水驿（今孟津县西横水店）、孟县，至巩县而东。另一条是自州城正东偏南行十里至安阳故城，又四十里至硖石县，向东二十里至石壕镇，又二十里至乾壕镇，又东入永宁县北境之崤坂。至此又分南北二道，北道东入渑池县境，经县治及新安县至洛阳。南道东南经永宁县治及福昌县、寿安县亦至洛阳。该道西向从陕州灵宝经湖城、阌乡、潼关、华阴、渭南、昭应可到达长安。
唐代洛阳太原驿道：此道由洛阳东北行，至怀州（今泌阳县），再北行至泽州（今晋城县），经潞州（今长治县）至太原府（今晋源县）。
由洛阳东南行至汝州（治所梁县，今河南临汝县），复西南行经南阳（今河南南阳市）、鄞州亦至襄阳。
从洛阳东行至汴州，复东南循运河行到宋州（今河南商丘市）。沿汴泗会合运河线而行，可至楚州、扬州等地。
由洛阳东南行经汝州（今河南临汝）、许州（今河南许昌市）至陈州（今河南淮阳）；由汴州去许州、去陈州亦通驿路。然后由陈州经颍州（今安徽阜阳）、寿州（今安徽寿县）、庐州（合肥市），渡江至来石等地。
唐代中后期，豫西南交通地位逐渐提高。江南各地取道南阳经山南道抵达长安。京畿道内由长安东南行至蓝田的驿道，继续前进便是蓝田、武关驿道，古代把这条从京城至汉水江畔的襄阳、西北、东南走向的交通线路称为商山路。因为该道主要通过商山山区而得名。历来是关中地区通往荆、襄、宛（今河南南阳市）、叶（今河南叶县）的军事要道。至唐为京师连接东南、西南广大地区的主要陆路交通干道，在全国的交通地位仅次于两京大驿道，实为当时全国的第二驿道。南北公私行旅多走此道，利其便捷。中唐以后，沿运河线去东南的水陆交通常为东方军阀困扰阻塞，此道显得更为重要了，堪称南北陆路交通的大动脉。该道修筑于唐初。唐朝廷使臣和一般公私行旅去江淮、黔中、岭南者多经此道。唐代的知识分子去京城谋取功名、游东南、西南江湖美景、适性谋食，多取此道捷径。据严耕望教授统计，如张九龄四度以上，白居易六度以上，元稹可能七度以上。故称“商山名利路，夜亦有行人”。凡贬逐东南、西南边缘地区之臣，更以此道为惟一路途。唐德宗时更明令规定：“从上都（长安）至汴州（今河南开封市）为大驿路，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并颁布该两驿道主驿官的优赏条例。
商山路因为丛林茂密，常有虎患发生。《太平广记》卷432《商山路》载：“旧商山路多有鸷兽害其行旅。适有骡群早行，天未平晓，群骡或惊骇，俄有一虎自丛薄中跃出，攫一夫而去。其同群者莫敢回顾，迨至食时，闻遭攫者却赶来相及。”
这条驿路从长安东南行，经蓝田关、商州、武关、商南至内乡（今河南西峡）。从内乡循湍水东南行经临湍县，至鄞州（今湖北鄞州）。由内乡东行至南阳（今河南南阳市）与洛阳来西南道汇合，由此西南行亦至鄞州。鄞州南行经鄞城、临汉（古樊城镇）渡汉水到襄州治所襄阳。
唐代至德以后，由于汴河漕运受阻，江汉及江淮漕路开通。内乡、淅川成为重要的漕运中转站。《旧唐书》卷190下《文苑下•唐次传附唐扶传》：
（太和）五年，（唐扶）充山南道宣抚使，至邓州，奏：“乡县行市、黄涧两场仓督邓琬等，先主掌湖南、江西运到糙米，至淅川县于荒野中囤贮……”
陈朝云的《唐代河南仓储体系与粮食运输》记载，肃宗至德时期，唐转运线又有一次调整，转运仓的布局又有了新的变化。当时，先有安史之乱，后有卢龙镇朱滔、成德镇王武俊、魏博镇田悦、淄青镇李纳分别称王，淮西镇李希烈及朱泚分别称帝的“四王二帝”叛乱相继发生。叛乱者兴兵两河，阻绝漕路，严重干扰和破坏河、汴转运线，使朝廷财赋供应受到严重威胁。为确保东南贡赋的转输不致中断，朝廷另行开通江汉转运线，增置了几处转运仓场。
江汉线主要有三个转运点：襄州、洋州、内乡，形成襄—洋和襄—内两条水陆转运支线，这两条支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襄—内线的水陆转运站在邓州内乡县，即今河南省西峡县，是淅水运输的终点，从汉江转运来的漕粮在此处转陆运分赴长安。德宗时襄—内线仍在使用。建中四年（783）正月，淮西李希烈因“使其将封有麟据邓州，南路遂绝贡献，商旅不通”。所谓南路即江汉路，是相对与北面的河汴路而言的，说明在此以前襄—内运输仍畅通。当年十一月，李希烈北上“攻逼汴郑，江淮路绝”，邓州复通。朝廷派侍御史万俟著“开金商运路”，又恢复了襄—内线，自此“朝贡皆自宣、饶、荆、襄趣武关”。贞元元年（785），襄州运到江西、湖南漕米十五万石。其中一部分在次年转运至内乡输场，因京师暂不支用，便就地造囤盛贮。
唐代新开了不少陆路。《新唐书•地理志》商州条下记载：“贞元七年，刺史李西华自蓝田至内乡，开新道七百余里，迴山取途，人不病涉。谓之偏路，行旅便之。”河南道河南府郾师条下说：“天宝七载（748），（河南）韦书济以北坡道迂，自县东山下（郾师县北二里有北邙山）开新道通孝义桥。”废去北坡的义堂驿路。河南道虢州湖城条下指出：“天宝八载（749），馆驿使、御史中丞宋浑开新路，自稠桑西由晋王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