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乐公主墓壁画中穿靴的侍卫
南北之异在鞋上的表现也很明显。北方所穿的鞋中以靴最重要，因此有关穿靴的记载就比较多。这大约与北方畜牧业发达、骑马者多有关。与此不同的是南方穿靴的较少，穿鞋的较多，其鞋中最具特色的是草鞋。《旧唐书•舆服志》记载了刘子玄一段很有名的上疏，内容主要是说服饰中冠服与常服的不同、帷帽创于隋代等，其中说到“芒出于水乡，非京华所有”，就指出了南北在穿鞋上的不同。从史籍记载看，吴、越、湖南等地都盛行草鞋。例如《全唐诗》卷861伊用昌诗《题茶陵县门》有注曰“江南有芒草，茶陵民采之织履”；《旧唐书•韦坚传》记“驾船人皆大笠子、宽袖衫、芒屦，如吴、楚之制”。由于吴、越人穿草鞋的多，因而有些人就织成了各种式样华丽的草鞋，以至唐文宗时专门下诏要禁止过于奢侈的“吴、越高头草履”，只许穿平头小花草履（《新唐书•车服志》）。南方除穿草鞋外，穿屐的也很多，李白就有专门描绘越女不穿袜光穿屐的诗，诗云：“长干吴儿女，眉目艳新月。屐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此外广州、潮州一带还有木履。《岭表录异》卷中记潮州、循州多用枹木根“刳而为履。当未干时刻削易如割瓜，既干之后桑韧不可理也。或油画或漆，其轻如通草。暑月着之，隔卑湿地气”。这种木履颇具地方特色。
总的说来，南方服饰和北方有所不同，南方中各地区又各有特点，例如江南的轻巧、蜀地的华丽就很突出。此外南北间的交流或互相仿效，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上述扬州毡帽与桂管布衫，在北方的流行就是极好的两个例子。
（三）民族性
民族服饰，是这一时期服饰的一个重要方面。隋唐五代近四百年间，不仅民族众多，而且其间还有不少兴衰变化。受篇幅和史料的限制，我们只能介绍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民族服饰，至于各民族服饰之间的互相影响和交流，我们放在最后作一简单综述。
1．渤海
渤海国的建立者是粟末靺鞨族。虽然渤海最后也没有征服黑水靺鞨，但为方便起见我们将其放在一起叙述。靺鞨在隋时社会文明程度还不高，妇女穿布，男子则穿猪皮或狗皮衣，其中黑水靺鞨的习俗是“编发，缀野豕牙，插雉尾为冠饰”（《新唐书•北狄传》）。到大祚荣建立渤海国以后，渤海的社会不断发展，到9世纪初期成为“海东盛国”。这时渤海人的服装，已与唐朝服装十分接近了。据1980年发掘的渤海贞孝公主墓（公主死于792年）壁画，当时的渤海人穿各色圆领长袍、腰束革带、足着靴或麻鞋。唯一与唐朝服饰不同的是头饰，即除了戴幞头的外，还有梳高髻、扎抹额的男子，幞头的样式也与唐幞头略有不同。渤海国也有百官的章服制度，规定三秩（相当于唐之三品）以上服紫、牙笏、金鱼；五秩以上服绯、牙笏、银鱼；六秩七秩浅绯衣、八秩（九秩）绿衣、皆木笏。这也说明渤海的服饰，已经与唐十分接近了。
《步辇图》中少数民族服装
2．契丹
契丹发展到唐后期已成为北方大族。关于契丹早期服饰，史籍记载甚少，仅《隋书•北狄传》说“其俗颇与靺鞨同”，但《新唐书•北狄传》却说它“风俗与突厥大抵略侔”。到唐末五代，契丹社会发展迅速。后唐明宗时（926—933）使人去见契丹皇帝，阿保机已经是“被锦袍，大带垂后”了。不过契丹的锦袍与唐五代帝王所服的袍还有不同，因此耶律德光灭了后晋后，穿着后晋皇帝的袍、靴，登崇元殿，还是赞叹“汉家仪物”的威盛。由于契丹地处北方寒冷地区，因此穿各种裘、袄的比较多，高级一些的就有貂裘、狐裘。五代的大臣冯道出使契丹，被赐与锦袄、貂袄、羊衾、狐衾、貂衾各一。白天谒见时要穿上四件袄衣，晚上睡觉要盖三层衾被，可见契丹的寒冷。
3．回纥
史籍中有关回纥早期服饰的记载也很少。到8世纪中叶，回纥人已经穿着一种混合本民族装束与唐装束的服饰。例如回纥最强大的可汗之一毗伽可汗，在唐肃宗时（756—761）的服饰就是“衣赭黄袍、胡帽”。其中赭黄袍是汉式服装，胡帽则是本民族的。到唐宪宗时（806—820），回纥皇后（可敦）的服饰为“绛通裾大襦，冠金冠，前后锐”。到五代时，史籍又记载回纥“妇人总发为髻，高五六寸，以红绢囊之。既嫁，则加毡帽”。这些通裾大襦、前后锐的冠，以及高五六寸用红绢囊裹的发髻等服饰，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现存壁画中都能看到。从这些壁画看，所谓通裾大襦就是一种不分衫、裙的长袍类服饰，式样是对襟、桃形领，绣有花纹，给人以宽松、华贵的感觉。
4．西域诸民族
西域各民族包括有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等。这些民族中，高昌、于阗比较接近内地中原服装。高昌本来是辫发垂后的，隋炀帝大业八年（612），高昌王下令国中“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从此以后高昌的衣冠与中原就很接近了。于阗服装到五代时，也是“衣冠如中国”。此外焉耆、龟兹则是男子剪发不留，穿锦袍，似受波斯服饰影响较大。唐朝势力到达这些地区后，或许他们的服装会有一些改变，但也可能仍保留着本民族的服饰。
5．吐谷浑、党项
吐谷浑的男子穿长裙缯帽，或戴羃 ；妇女以金花为首饰，辫发垂后，上缀以珠贝；君王则椎髻戴黑帽，后妃穿锦袍织裙。党项人多服裘褐，以披毡为上好的装饰。党项社会后来发展很快，以至建立了西夏国。相应地，服饰也会发生较大的变化。
6．吐蕃
吐蕃的服饰很有特点，对中原王朝也有影响。据记载，吐蕃人穿毡衣或皮衣，喜欢以赭涂面，妇女辫发。官员的等级标志，是在手臂上依等级高下分别缀以瑟瑟、金、金涂银、银、铜等。居丧时要断发，以黛涂面，穿黑衣。文成公主到吐蕃后，不喜欢赭面，赞普于是下令禁止，可是似乎并未禁绝。不过不管怎么说，由于文成公主的努力，吐蕃人开始学穿中原式服装。吐蕃使者入朝，唐皇帝也赐给他们紫袍鱼袋，但使者只接受紫袍，却不受鱼袋，说本国没有这种章服。说明吐蕃人在吸收别民族服饰的同时，还保留着自己的服饰特点。到唐穆宗长庆（821—824）会盟时，赞普穿素褐、戴布帽。到五代时，“男子冠中国帽”，但妇女仍然辫发，戴瑟瑟珠。终唐五代，吐蕃人穿裘皮衣的很多，其中最上等的是穿虎皮衣，其次有貂裘、鼠裘等。
7．南诏
在南诏基本统一云南之前，当地分布着许多蛮夷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服饰种类繁多，例如有寻传蛮，不穿衣服不穿鞋，以竹笼头为盔；有裸蛮，以木皮遮身；有施蛮，男子衣缯布，女分发至额，为一髻垂后；有茫蛮，以漆或金装饰牙齿，衣青布短裤，妇女披五色娑罗笼；有东谢蛮，椎髻，以绛布包住垂于后，男子服衫袄、大口裤，又用带斜挎右肩，饰以螺壳、虎皮等。以上诸蛮，后来大都为南诏所统一。毫无疑问，这些少数民族有些为南诏服饰所影响，还有些仍保留着自己的服饰特点。至于其他一些未纳入南诏势力范围的蛮、夷、獠等，自然还都穿着自己的民族服饰，在此就不一一叙述了。
云南剑川石钟山石窟狮子关区第3号南诏王细奴逻及后妃从者像
南诏服饰与汉族大致相同，不同的一是男子一律披毡，二是头饰乃以红绫或皂绫缝成角状物、角内填木，然后包住头髻。此外就是南诏人都不穿鞋，虽贵如清平官、大军将也是如此。南诏俗贵绯、紫二色，这与唐朝相同。有大功的人在身上披锦，其次披虎皮。妇女不涂粉黛，贵者穿绫或锦的裙襦，头发则分辫为两股再作髻，上缀以珍珠、金、贝、瑟瑟、琥珀等。从现存剑川石钟山石窟中南诏王的服饰看，他们大都穿圆领偏襟长袍。这一点确实也与唐五代中原服装很接近了。
以上我们简单介绍了各民族的服装，其中已经接触到民族服饰之间的交流问题，即隋唐五代中原王朝的服饰，对周边少数民族服饰的影响。例如前面提到的渤海国的品级制度，与唐的章服制就很相像。文成公主将中原影响带到吐蕃，史称赞普“自褫毡罽，袭纨绡，为华风”（《新唐书•吐蕃传》）。这一方面的影响比较多。下面再谈另一种影响即少数民族服装对中原服装的影响，这就是“胡服”问题。
按唐五代的所谓“胡服”，其实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在不同时期，胡服的内容是不同的。从史籍记载看，似乎唐玄宗天宝时（742—756）人最爱穿胡服，其实不然。《安禄山事迹》卷下说：“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衩衣之制度，衿袖窄小。”这里指出胡服的主要特征是豹皮帽和窄袖衣是对的，但作者说它们流行在天宝初则不对，那是出于作者的五行观念，所以《新唐书》的作者径直将这段话放在《五行志》中。其实唐初最流行胡服，从图像资料看，胡服确实是窄袖袍衫，同时这种袍衫还多为翻领、对襟、上绣有花纹，下穿竖条纹裤、尖靴。帽子则多种多样，大致有毛皮帽、镶珍珠帽、花帽等。很显然，这种胡服是受西域一些民族服饰影响的结果。到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又有所谓“非华风”的时世妆，即椎髻赭面、嘴唇涂成黑色。这种装束是受吐蕃装饰的影响。后来，被称为“回鹘装”的胡服，对内地也有影响。五代后蜀花蕊夫人作《宫词》，就有“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的诗句，说明回鹘装已影响到皇帝宫中的宫女了。君主喜好，庶民中一定会流行起来，这是没有问题的。同是五代，在北方的胡服又指契丹式样的服饰。《册府元龟》卷160有后汉高祖的《禁断契丹装服敕》，敕中说：“近年中华，兆人浮薄，不依汉礼，却慕胡风……应有契丹样鞍辔、器械、服装等，并令逐处禁断。”这说明当时契丹式样的服装在民间已相当流行，不过后汉的皇帝不喜欢罢了。
身着胡服的唐人（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庭诲墓出土）
由此可见所谓“胡服”问题，不过是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仅前述即有西域民族、吐蕃、回鹘、契丹等）的服饰对中原服饰的影响问题。历代史家专门提出唐玄宗天宝时的胡服来大作文章，不过是认为它是“安史之乱”的先兆罢了。其实各民族在服饰上的互相交流、影响，是完全正常的事情，某一时期流行某种样式的装扮也是很正常的，它正能反映出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丰富多彩的服饰的发展情况，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将它与某一政治事件联系起来。这就是我们单列一段探讨胡服问题的原因所在。
服饰的消费与礼俗
服饰的消费与礼俗，是衣生活社会性的重要方面。前者不仅可以反映个人生活水平的高低，以及集团、国家的消费量，而且还与经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后者则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了解隋唐五代社会中影响人们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 服饰的消费
（一）用料与价格
研究消费问题，最重要的是定量。没有定量就无法比较并确定标度。因此我们先来探讨这一问题。
隋唐五代在衣物原料上与前代差不多。《唐六典》卷22“少府监织染署”记当时的“织衽之作有十：一曰布、二曰绢、三曰、四曰纱、五曰绫、六曰罗、七曰锦、八曰绮、九曰、十曰褐”。这十种织物，基本包括了当时的主要衣物原料。其中的“布”既有麻布也有棉布，而且到唐后期，棉布已开始为中央朝廷的官员所接受。前面所举唐文宗喜欢“桂管布”的记载就是一个例子。至于在西北，棉布的使用则早在隋唐早期就已经很多了。
唐代宝相水鸟印花绢
唐代高昌骑士对兽毬纹锦
唐代绛红四瓣散朶花纱
需要着重提一下的是织物的花纹。隋唐以来受波斯的影响，锦织物出现了很多西亚风格的花纹，其中最重要的是联珠纹和以对称形式出现的对狮、对羊、对鹿、对凤等纹样。这些对称纹样中，后面的几个已经逐渐染有华风了。上述这些花纹的织物现在都有实物遗存，研究这些实物可知隋唐五代特别是唐代锦织物纹样的显著特点是既壮丽又秀美。除锦外，绫罗又有独窠、龟甲、雀眼、填心、孔雀等纹样。到唐后期，还有雁衔绶带、鹊衔瑞草、折枝、散花等比较中国式的各种纹饰。
从留下的史籍看，记载衣物用料尺寸的几乎没有，我们只能结合域外的资料对这一问题作一些推测。日本奈良时代（710—784），相当于中国的唐中期。奈良时代的服饰特别是朝官服饰，从名称到样式都受到唐代的很大影响。现在日本奈良正仓院保存有许多奈良时代的服饰实物及登录簿，研究这些资料，我们大致可以算出当时一些主要衣物的用料。例如若以为原料，则衫用料三丈；汗衫二丈；单裤一点二五丈；幞头三尺；袜三尺；袄子四点五丈，绵二屯；绵裤二点五丈，绵一屯；被子四丈，绵七屯。日本的尺子比唐尺略短一些大致相当，考虑到中国人普遍高于日本人，所以上述一些尺寸恐怕还是可以接受的。
唐代联珠华冠鸟纹锦
我国史料中有关衣料尺寸的记载，仅见于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敦煌文书P2607号是一件《算经》类著作，其中一道算题是：造袍一千八百九十二领，每领用三丈五尺，求共用几何？答案是共用一千六百五十五匹二丈帛。由此我们知道一件袍用帛三丈五尺，看来似乎略高于上述日本方面的尺寸，但我们不知道这里的“帛”究竟指的是什么。除此之外，据《流沙遗珍》所收“天宝六载给家人春衣历”，当时给家人的衣料是衫三丈、裤一丈二尺、裈八尺。这其中衫的用料与日本资料相同，裤大致相同，裈则正好可以弥补日本方面没有提供的资料的不足。
现在看衣料及成衣的价格。记载这些价格的史料，主要也见于敦煌及吐鲁番文书。在唐玄宗天宝时期的吐鲁番文书中，有如下一些价格（钱的单位是文）：
唐代变体宝相花纹经锦
以上这些价格，主要是唐朝交河郡的市面价格。拿它与敦煌文书中的价格相比较，二者基本相同。由于价格中的布匹成衣涉及到河南、常州、益州等许多地区，因此应该把它看作当时全国主要地区的一种价格。隋唐五代史籍中关于衣物价格的记载极其缺乏，因而这些价格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十分可贵的了。
（二）国家消费
这里的国家消费，主要指由国家支出的衣物消费，主要包括军衣、百官时服及其他一些消费。
1．军衣消费
自从府兵制瓦解、军队衣装全部由国家负担之日起，军衣消费就成为唐代国家财政中的一项巨大支出。唐代名臣陆贽曾经说过：“经费之大，其流有三：军食一也，军衣二也，内外官月俸及诸色资课三也。”（《陆宣公集》卷22）军衣的支出，占据了国家财政的第二位。据敦煌文书，唐玄宗开元年间边军一个军人的消费，除去盔甲类军人专用物外，国家还要供给以下一些衣物，即春衣有蜀衫一件、汗衫一件、裈一件、袴奴一件、半臂一件、幞头一件、鞋一双、袜一双；冬衣又有袄子一件、绵袴一件、幞头一件、鞋袜各一双、被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