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宴会图中体现出来的服装等级
通观隋唐五代统治者对服饰等级化的重视，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在唐高宗以后，正是最高统治者自己在不断制造着服色等级的混乱。这就是上文所提到的“借色”、“借服”问题。
按“借服”就是允许低品官员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借穿高品的服色，事毕归还。被允许借服的主要有三种人：一种是军将在战场上立了功，作为赏赐，允许穿绯或紫服；第二种是派遣入蕃使，为了提高他们的地位，允许穿绯或紫服；第三种是都督或刺史中的官卑者，可以借穿绯服。本来这些借服都是临时性的，事后要归还，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出了许多弊病。例如军将在战场上借的绯紫服，本不过是战袍类战时服装，但他们打完仗后不仅不还借服，反而另行制作同样绯紫色的常服袍衫公然服用；入蕃使穿着绯紫服出使回来后也不归还借服，继续服用。对于这二种情况，唐玄宗曾下诏，勒令严加纠察，但对另一种即第三种刺史借绯，则考虑到刺史为一方之长的权威问题，遂于开元八年（720）定制，将刺史借穿绯服制度化了。唐后期，白居易在杭州当刺史时就是借的绯服。刺史不当了，绯服并未归还。他在事后若干年曾作诗对那件旧的绯衫感叹道：“暗淡绯衫称老身，半披半曳出朱门。袖中吴郡新诗本，襟上杭州旧酒痕。残色过梅看向尽，故香因洗嗅犹存。曾经烂漫三年着，欲弃空箱似少恩。”（《故衫》）
“借服”作为统治者的赏罚手段之一，一直到唐末五代亦未能禁绝。这时借服的大部分，主要是赏赐军将。这样，借服终于还是和皇帝对臣下滥发的赐服一起，经常制造着服色等级的混乱，形成了《旧唐书•郑余庆传》所说的情形，即“以军功借赐命服而后入拜者十八九，由是在朝衣绿者甚少，郎官谏官有被紫垂金者”。
以上所述服饰的等级化，主要局限在百官范畴，至于其他阶层，由于史料缺乏无法作概括论述，只能在叙述有关阶层的具体穿着时略加提及。
（二）各阶层的服饰状况
这里所说各阶层的服饰，主要不是说它们的样式和用料，而是说那些具有各自阶层或集团特点的服饰。以下分皇帝和贵族高官、一般官吏、平民商贾、劳动者奴婢、军人、其他（包括乐舞人、僧道处士、妇女等）共六个层次来介绍。
1．皇帝和贵族高官
皇帝在隋唐五代时期除去大的典礼要穿冕服外，其他一律穿袍衫，而且主要是赭黄（或作柘黄）袍衫。换句话说，赭黄在这一时期是皇帝的专用服色。唐玄宗时安禄山称帝，穿的也是赭黄衫。当安庆绪战败，欲让帝位给史思明时，亦先将赭黄衣送去。终隋唐时期，这赭黄袍衫上不见有带花纹的记载，但在五代后唐时期，楚马殷曾献给同光帝“盘龙御衣”，或许这时皇帝所穿的袍衫上已经有龙的图案了。
贵族高官指诸王及五品以上官。这些人的冠服已见第一章。就常服而言，他们主要穿绯、紫二色。五品以上穿绯、三品以上穿紫，有了绯袍、紫袍就属高级官员，于是时有“佩服上色紫与绯”的诗句（韩愈《送区弘南归》）。上面所谓“借色”，实际也就是借紫、借绯。唐颜真卿为县尉时，曾对一尼姑表达过自己的愿望：“官阶尽五品，身着绯衫……其望满矣。”那尼姑指着一块紫色的桌布对他说：“颜郎衫色如此。”（《唐语林》卷6）这也是以绯紫来指代高官即贵族的例子。
为了更好地标示贵族高官这一等级，自唐中叶以后开始在绯紫服上增加图案。从史籍记载看，这一做法的制度化是从唐德宗时开始的。当时他命令在节度使袍上绣鹘衔绶带、在观察使袍上绣雁衔仪委。后来这种图案扩大到非节度使、观察使所穿的绯紫服上。例如刘禹锡任苏州刺史时被赐紫，紫袍上就有“鹘衔瑞带势冲天”（白居易《喜刘苏州恩赐金紫遥想贺宴以诗庆之》）；翰林学士蒋某所授绯袍上也是“瑞草唯承天上露，红鸾不受世间尘”（王建《和蒋学士新授章服》）；白居易得知白行简为主客郎中被授绯服后写《闻行简恩赐章服喜成长句寄之》，其中有“彩动绫袍雁趁行”句，并作注曰：“绯多以雁衔瑞莎为之也。”由此可见，前述雁衔仪委中的“仪委”是一种瑞草。上述例子说明，唐中期以后贵族高官所穿绯紫袍上，更增加了一些图案以区别于其他官吏。
唐玄宗纳凉图中身着便装的唐玄宗
2．一般官吏
一般官吏包括六品以下至九品的流内官以及流外官、胥吏、低级宦官等。从制度上看，六品七品穿绿袍衫、八品九品穿青袍衫（一度改青为碧）是其基本服色。虽然由于品级服色按散官官阶计算，有时与职事官不合，但一般情况下，六品以下的职事官均穿绿或青的袍衫。据史籍记载的实例，例如鸿胪寺丞（从六品上）是绿袍；下州参军（从八品下）是碧衫；补阙（从七品上）是绿服；拾遗（从八品上）是青袍等。又据《唐会要》卷31所引《礼部式》，服青碧者许通服绿，所以我们在诗文中看到穿绿袍衫的官吏最多。由穿青绿袍的低级官吏跃入穿绯袍的高级官员很不容易，所以滞于仕途的官员们常有“青袍白头”的感慨。其中于良史《自吟》一首说的尤其悲凉，诗云：“出身三十年，发白衣犹碧。日暮倚朱门，从朱污袍赤。”
唐墓出土三彩武官俑
隋及唐初，一般官员还可以着黄袍衫。当时令式规定，不管其本来服色是什么，百官上朝时都可以服黄。后来到唐高宗上元年间（674—676），洛阳县尉因穿黄服夜行为人殴打，所以特下诏令：“朝参行列，一切不得着黄。”（《唐会要》卷31）自此以后，官吏中穿黄衣衫的只能有三种人了：一种是流外官以及无品的参选者，所以当时有“黄衣选人”的说法；第二种是宫内的低品宦官，所谓“黄衣使者白衫儿”（白居易《卖炭翁》）即是；第三种是里正等各种胥吏。《太平广记》卷104“卢氏”条说卢氏“昼日闲坐厅事，见二黄衫人入门。卢问为谁，答曰：里正”。总的说来，穿黄衣衫多少带有些使役职能的味道。
3．平民商贾
所谓平民就是无官的百姓（这里还将其与体力劳动者稍加分别）。商贾本来也应算平民，但自前代以来历朝统治者均贱商贾，所以这里将其单独提出来作为一个有特色的集团与平民并列。隋炀帝定服制，规定庶人服白、屠商服皂，是将二者区别对待。入唐以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规定庶人服黄，以后直至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再定服制，这一规定也没改变，而对商人则一直无所限制。从史籍记载的实例看，当时庶人服白衣的要多于服黄者。所以百姓应举叫“白衣举人”，剥夺官职又允许效劳叫“白衣从事”或“白衣从征”。白衣而外，平民还有穿皂穿褐、甚至穿绿穿紫的。穿绿、紫袍衫违背了《令》、《式》的规定，但若穿“绿绫裘”、“紫绮裘”之类似乎在允许之列。商人按规定要服黄、白，但其中的富商大贾经常因衣服过制而被批评，到唐后期他们竟托名军籍，穿起了紫衣。这种情况沿至五代，后唐明宗对此十分不满，曾下诏不许百姓、商人服紫、皂，只许他们服白衣，以区别于官员和军人。商人而外，唐代的举子在去谒见座主时要穿缝掖麻衣；街上的豪侠则朱、紫、黄、绿无所不穿。这些都是平民中某类人的服色特点。
唐代壁画《耕稼图》中劳动者的服装
4．劳动者、奴婢
关于劳动者、奴婢服饰的史料不多。就服色而言，我们只知道在唐文宗太和六年（832）王涯的条奏中曾引《礼部式》，说奴及部曲通服黄、白、皂，客女及婢通服青、碧，所以时人称婢女为“青衣”。就样式而言，一般劳动者如农夫、工匠大都穿短衣，仆人的衣服也不能宽长。此外，官奴婢的胳膊上还要刺印以为标识。《唐六典》卷6《都官郎中》说“每岁十月，所司自黄口以上并印臂，送都官阅貌”。这实际上是对官奴婢的人格侮辱，也是当时社会阶级性、等级性的明显反映。
5．军人
隋炀帝初定服色，规定军人服黄。唐崇土德，不愿以黄为兵，改军人服黑。唐代宗广德二年（764）三月，曾有“禁王公百吏家及百姓着皂衫及压耳帽子”的诏书，目的是“异诸军官健也”（《唐会要》卷72）。除压耳帽子外，当时的军人还常在头上戴红色抹额以区别于其他人。军人服黑，只是指一般正规边军官健，至于禁军则不受这个限制。例如飞骑就穿五色袍，神策军吏还穿紫衣。此外，将军们身穿各式绣袍，也是他们区别于文官的一种显著标志。到唐末五代，各路诸侯纷纷变换衣饰。于是穿黄衣、白衣，乃至穿青衫白裤的军队都曾出现，反映了乱世中各霸一方的割据性服饰特色。
6．其他
其他各色人等也都因史料缺乏无法一一细说，只能一并说个大概。先看乐舞倡优。按乐舞倡优是专门为皇室贵族服务的，他们的服饰很特别，依乐舞名目的不同而不同。例如乐工着淡黄衫，参军戏则着绿衫；演傩戏的是画裤朱衣，斗鸡者则冠雕翠金华冠、锦袖绣襦裤；霓裳舞是虹裳霞帔步摇冠，柘枝舞又是罗衫锦靴绣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次看妇女。按妇女的礼服有品级规定已见前述，其他常服则在颜色上没有作等级限制，紫、红、绿、黄，无所不可。如前所述，《礼部式》规定了贱口的客女和婢通服青、碧，从史籍所载实例看，似乎不仅婢女，许多贫穷的妇女，也大都穿青色衫裙。第三看僧、道、处士。僧人的服装袈裟，依等级有三条、五条乃至更多条的规定。就颜色而论，一般僧人只能穿缁（黑）色，只有被皇帝赐紫的和尚，才能衣紫袈裟。道士有穿紫的也有穿黄的，似乎以穿黄的为多。处士们的服装大都简陋，或鹿巾纱帽、杖藜草屦，或纱巾藤鞋、短褐犊鼻，既要高雅又要有些野趣。
服饰的等级性使不同层次、不同职业的人变得有所区别，以至当时人常以服饰来代表等级。例如一提“白衣”就知指无官的百姓，一提“青袍”就知是低品级小官；“紫袍犀带”那定是贵族无疑、“皂衣抹额”不用说就是军人。独孤郁在《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文中说有这么几种人是不劳而食的：一是“绛衣浅带”者，二是“缦胡之缨、短后之服”者，三是“髡头坏衣”者（《全唐文》卷683）。作者没有直接点出“官吏、军人、僧侣”这不同的集团或等级，但我们已经理解了。这就是服饰中等级性、集团性特色所起到的作用。
唐代的杂技俑
二 地方性与民族性
地方性指各地区的服饰特点，民族性则指各少数民族的服饰特点。有时这二种特性是交叉的，比如某地区住的都是少数民族，这时讲地方性也就是讲民族性，反过来讲民族性也就是讲地方性。但是为叙述方便我们仍要将二者分开，因此这里所谓的地方性就变得专指非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地方特点。由于史籍上关于这二种问题的史料都不多，而且这些仅存的史料在时代前后上又缺乏一贯性，不能窥见其发展脉络，因此我们以下所述只能是一个大概的轮廓了。
唐阎立本《职供图》中少数民族的服装
（一）地方性
隋唐五代时期的主要服饰已见第一节，各地区服饰的共性仍以那些服饰为主，但互相之间又多少有些差异即个性。这些差异，主要反映在南北差别上。按道理讲，所谓的南方又有江南、剑南、岭南，北方又有东北、西北、关中、山东的不同，但因史料缺乏，我们只能统而言之，偶或发现更细一点的区别，自然会在有关部分着重指出来。
南北方差别在衣服上的表现，恐怕主要是用料的不同。例如毛褐在北方很多，在南方就比较少。宣州人曾以兔毛为褐，那不过是有钱人家穿着玩，一般人一定织不起。五代时南唐大臣徐铉到汴京出使，见到穿毛褐的就嘲笑，那是因为南唐没有。后来南唐降宋，他到了邠州，虽冷也不穿毛褐，以至于因冷染疾，病死在邠州。徐铉看不惯北人的毛褐，可能有某种政治或社会的因素，但同时也反映出南北方服饰的不同。在用料上最讲究的是益州。《太平广记》卷31引《仙传拾遗》，说妇女所穿的“益都盛服”是“黄罗银泥裙、五晕罗银泥衫子、单丝罗红地银泥帔子”，并称“世间之服，华丽止此耳”，也就是说人间最好的衣服，要属益州的服饰了。除益州外，桂州地方用棉布做的布衫，北方最初也没有。唐文宗时，夏侯孜穿着桂管布衫上朝，文宗问他这布衫怎么如此粗涩，他说桂布厚，很抗寒，于是“上嗟叹久之，亦效着桂管布，满朝皆仿效之，此布为之贵也”（《太平广记》卷165）。这就是说在唐文宗以前，北方人尤其是京城人还不知道棉布衣衫的妙处，此后受南方影响才开始穿棉布衫。现在看服装样式，从史籍结合出土文物看，似乎南方男子穿半臂的不多，穿圆领长袍的时间也比北方为晚。例如湖南地方，在隋炀帝大业六年（610）还没有圆领长袍。另外，江南地方似乎一直就喜欢大袖，而蜀地直到五代时仍着窄袖衣衫。湖南长沙地区袍衫的下摆比较宽大，也是地区特点。至于史籍所言蜀人所穿的“袜头裤”、楚人所穿的“不缝裙”，虽不明其形制，但想来一定也是颇具地方特色的服装吧。
南北之异表现在头饰上的差别主要是帽子。北方流行的席帽是毡做的，但南方确切说吴地的席帽却是结丝织成，华丽些的还要在上面织上花鸟。这种风俗后来对北方也有影响，使席帽向越来越轻变化。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即我们所言北方流行毡帽，是指在唐宪宗以后。在唐代，扬州的毡帽非常有名，但一直不为北方人重视。后来由于唐宪宗时裴度戴着扬州毡帽免被刺杀，从此长安人才变得爱戴毡帽了。由此看来，同样是南方，扬州与吴、越又有所不同。另外北方常戴的羊毛帽如第一节介绍过的“赵公浑脱帽”，恐怕南方不会有。不过从史籍以及文物资料看，南方人似乎比北方人更喜欢戴帽，特别是五代时期比较流行。例如韩熙载“在江南造轻纱帽，匠帽者谓为韩君轻格，人多效之”（《清异录》卷下）。此外据《十国春秋》记载，“蜀人富而喜游，俗竞为小帽，而帝好戴大帽”，而南汉又流行平顶帽。20世纪70年代，福建省曾经发现了闽国惠宗之后刘华的墓，墓中陶俑所着帽颇具地方特色。例如有筒形帽、角状帽、扇形帽等，在北方都不曾看到。因此似乎可以说，南方人戴帽的比北方多。而且南方人戴的帽，普遍比较轻薄，这当然与天气的冷暖有直接关系。
唐墓壁画中的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