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裙
这一阶段妇女的裙子总的说来比较长。《事物纪原》“长裙”条引《实录》说“隋炀帝作长裙十二破，名仙裙”。当时又时兴将裙腰系在胸上，这就使裙子显得更长。隋及唐初的裙子比较瘦，上面有许多褶，有单色裙也有间色（两种或数种颜色间隔排列）裙。由于褶多了比较浪费，唐高宗时曾下诏禁止，说“天后我之匹敌，常着七破间裙，岂不知更有靡丽服饰，务遵节俭也”（《令雍州长史李义元禁僭侈诏》，《全唐文》卷13）。唐玄宗也作过类似的限制。到唐中后期，这种带褶的间色裙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比较宽肥的裙子，但束胸依然很高。裙的材料多种多样，好的就有绸裙、纱裙、罗裙、金泥簇蝶裙、百鸟毛裙等。裙的颜色以红、黄、绿为多。红裙即石榴裙，常为诗人们所歌咏，而黄裙据说是杨贵妃所特别爱穿的裙子。
唐代宝相花绢褶裙
3．帔
帔是搭在肩背上的长帛巾，当时多称为“帔子”，也叫“帔帛”、“披帛”、“领巾”，大约由西域传入内地，在隋唐五代使用得很普遍。从形制上看，有的帔较长、有的又较短，并似有不同的样式。《事物纪原》说：“唐制，士庶女子在室搭帔帛，出适披帔子。”《太平广记》卷31“许老翁”条记益州士曹参军柳某的妻子不披帔帛而披帔子可能就与此有关。帔的材料有绫、帛、丝、罗等，颜色以红、绿、黄为多，其中像“单丝罗红地银泥帔子”就是红色的比较高级的帔子。不同颜色的帔与衫、裙相搭配，构成了当时妇女虽然很普通但又是五彩缤纷的服装。
下面谈谈当时妇女的其他服装。
4．半袖
半袖是隋及唐前期妇女常穿的服装，样子与男子所穿的“半臂”相似而有所不同。半袖比半臂的领口更低，且多为对襟，套在窄袖衫外。后期由于衫袖变宽，半袖套不进去，穿的人就少了。半袖也是域外传入的服装，史籍记载不多。据《旧唐书•舆服志》，当时的女官们平时供奉要穿“半袖裙襦”，其样式从陕西出土的唐代永泰公主墓壁画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唐绛红罗地蹙金绣半臂（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
5．帽
妇女戴帽似为这一阶段前期的时尚。帽的种类有多种，其中有特色的是羃 与帷帽。羃 似亦来自西域，样子是笠状帽，帽檐周围下垂有布帛，长可过膝，将全身遮蔽。这种羃 风行于隋及唐初的北方地区。李密在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领兵赴黎阳，在桃林县附近立意反叛，“乃简骁勇数十人，着妇人衣，戴羃 ，藏刀裙下，诈为妻妾，自率之入桃林县舍”（《旧唐书•李密传》），可知中原地区也戴这种帽子了。到唐高宗永徽（650—655）以后，戴羃 的少了，帷帽开始流行。所谓帷帽，也是斗笠状帽子，四周垂布帛或网，比较短，只垂到脖子，或即由羃 发展而来，原也为旅人蔽风沙所用。到中宗朝（705—710），羃 彻底消失，帷帽大行于世。再往后到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戴帷帽的也不多了，很多妇女又喜戴胡帽。这胡帽不用说原是西域或吐蕃人所戴的帽子，种类有许多，一般说来都是顶比较尖，有帽耳但常上翻，有的缀有毛皮或毡，多数都绣花。再以后，妇女们又喜欢什么帽子都不戴，“露髻”出行了。以上叙述了自羃 到帷帽到胡帽到露髻的演变过程，似乎在唐玄宗以后妇女不再戴帽。但根据《旧唐书•舆服志》的说法，唐后期仍有戴帽如戴笠或戴柘枝花帽子的妇女，不过终究比较少。此外，这一时期妇女尤其是宫女戴花冠的很多，例如有碧罗冠子、芙蓉冠子等。当然，这些花冠一般平民是戴不起的。
唐代戴帷帽的仕女骑马俑
唐代变体宝相花纹锦履
6．鞋
鞋类服饰在这一时期有履、鞋、靴、屐等。从史籍记载看，大多数情况下称鞋为履。履有高头和小头、平头之分，唐玄宗天宝（742—756）末年时兴小头的履。从制作材料看，则有草履、锦履、帛履等。除履之外，唐代多称“线鞋”为鞋。按线鞋隋代就有，男女皆穿。唐初妇女穿的更多，到唐玄宗时“妇人例着线鞋，取轻妙便于事”（《旧唐书•舆服志》）。履、鞋之外，靴则有红锦靴，屐则有木屐、皮屐。大致说来这一阶段前期穿靴履的多，后期穿鞋的多，而穿屐的则无论前后期都比较少。
三 妆饰
隋唐五代妆饰中的大部分继承了前代传统但又有所不同，表现比较明显的是面饰中的面靥、花子，以及刺青。不同的发饰、面饰互相配合，形成了各种“妆样”，分别反映了本阶段某一时期的特色。
（一）头饰
头饰包括头发的样式和头发上的钗簪类装饰。据《中华古今注》，隋唐时的发髻名称有凌虚髻、祥云髻、朝云近香髻、归秦髻、奉仙髻、归顺髻、愁来髻、飞髻、百合髻，这些髻的样式今天已不能知晓。若就唐人诗文来看，当时的发髻还有交心髻、鸾凤髻、抛云髻、慵来髻、抛家髻、倭堕髻。其中倭堕髻出现的次数最多，我们也大致可知它的形状。据唐代诗人温庭筠词“倭堕低梳髻”（《南歌子》），可知它比较低。又据《中华古今注》卷中“梁冀盘桓钗”条“堕马髻今无复作者。倭堕髻一云堕马之余形也”的说法，可知它和堕马髻很相像，而堕马髻的样子是“侧在一边”（《后汉书•梁统列传》），因此倭堕髻是一种低而偏斜的发髻。从正面看呈一边多一边少形状的发式大致可断为倭堕髻。除以上名称外，这一时期诗文中还有大量有关“高髻”的描写。这种高髻恐怕形状各有不同，共同的特点只是高。此外以形状名髻的还有丱髻、丸髻，多为儿童所束；带有少数民族特点的有乌蛮髻、椎髻，而出自宫内的还有宫人髻、宫样（官样）髻等。发式除髻外还有鬟。梳鬟者多为年轻妇女，形状有双鬟、三鬟、最热闹的是扫闹鬟。
这一时期还流行假髻，也叫义髻、特髻等。用假髻最有名的是杨贵妃。据《明皇杂录》，杨贵妃尝以假髻为首饰，而好服黄裙。天宝末童谣曰：义髻抛河里，黄裙逐水流。假髻有用木做的，就像近年新疆吐鲁番地区唐墓中出土的那样。也有用头发做的。《旧唐书•薛季昶传》记“藁城尉吴泽者，贪虐纵横，尝射杀驿使，截百姓子女发以为髢，州将不能制”。这一事例或者还说明，当时戴假发的也包括男子。
唐墓壁画中妇女的发髻和假髻
唐代金錾花栉
唐代鎏金银钗
唐代的银簪、银钗
头发上的装饰有二种。一是插些钗、簪之类。无论男女，均有插者。男子插的比较简单，女子则很繁缛，有插梳的，也有插金钗、搔头、步摇的。唐王建《宫词》说“玉蝉金雀三层插”、施肩吾《收妆词》说“枉插金钗十二行”，都是形容头上插饰的繁多。所以唐文宗在大和二年（828），曾专门对公主宣旨道；“今后每遇对日，不得广插钗、梳”（《旧唐书•文宗本纪》），以限制这种趋势。除钗梳外，当时头发上装饰的另一种是插花，称作“头花”。《太平广记》卷448“李参军”条，即记有萧公向县官借头花钗绢的事。从诗文中看，当时在头发上插的花有石竹花、栀子花、酴醾花等，即主要以红花和白花为主。这也是当时审美情趣的一个反映。
（二）面饰
面饰就是脸上的妆饰。这一时期的妇女与前期一样，在脸上也要涂粉抹胭脂。一般涂的粉是白粉，有时也涂红粉，前蜀后主的宫人就常在脸上“渥以朱粉”（《十国春秋》卷37）。还有些妇女自炫美貌，不涂脂粉，最著名的就是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史称其“不施粧粉，自炫美艳，常素面朝天。当时杜甫有诗云：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涴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 (1) （《杨太真外传》）。另有一种不涂粉的情形，那是受吐蕃影响的妆饰，也就是唐元和时候（806—820）“腮不施朱面无粉”的时世妆（白居易《时世妆》）。除女子外，当时的男子也有施粉的。例如武则天时（684—704）的张易之兄弟，就经常“傅朱粉，衣锦绣”（《资治通鉴》卷206）。
涂脂抹粉之外，我们将面部的妆饰自上而下介绍如次。
1．额黄
额黄就是在额上涂黄粉。唐五代诗词中常用“半额微黄金缕衣”（《太平广记》卷200）、“额黄侵腻发”（《全唐五代词》卷5）等诗句来描述。至于所涂黄粉由何物制成，目前尚不清楚。推测可能由某种植物研制，或者使用的是金粉。
2．画眉
画眉在这一时期仍是妇女面饰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当时人常以它作为化妆的代称。前述“淡扫蛾眉朝至尊”是一例，朱庆余“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近试上张籍水部》）就更为明显了。画眉有种种样子，仅《清异录》就记唐五代眉样有“小山眉、垂珠眉、分梢眉”等数种。又有所谓“西蜀十眉图”。这些眉具体作何样子今天已不可详知，而从史籍有关画眉的描写看，大量的可分为蛾眉（阔眉）和柳眉（细长眉）两种。这两种眉存在于这一时期的始终。虽然白居易说天宝（742—756）末年流行“青黛点眉眉细长”（《上阳白发人》），但天宝诗人杜甫在《北征》里却说“狼藉画眉阔”，可知两种眉样同时并存。比较特殊的倒是唐元和年间（806—820）受吐蕃影响的画眉，那是将“双眉画作八字低”（白居易《时世妆》）的一种倒八字眉样，画好后看上去像是在哭泣。画眉用的颜色主要是黑色，但也曾流行过绿眉，即所谓的“朱唇翠眉”（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更有甚者，是将眉毛刮去后在眼的上下用红紫色涂画，看上去血肉模糊，号称“血晕妆”（《唐语林》卷6）。这种去眉的做法，在唐文宗时曾被禁止。
唐弈棋仕女图中女性的头饰和面饰
3．花子
花子也叫花钿、媚子，是将各种花样贴在眉心的一种装饰。《续玄怪录》“定婚店”条讲，相州刺史王泰的女儿“眉间常帖一花子”就是一例。从出土的图像资料看，花子有十余种样子，如圆形、棱形、月形、牛角形等，颜色以红、绿、黄为主。
4．面靥
面靥是用丹或墨在颊上点点儿的一种妆饰，点出的点儿很像一颗痣。这种化妆法在唐代很流行。元稹《春六十韵》中即有“醉园双媚靥”的诗句。不过唐人诗文中有时也将眉心处点的圆点儿称作“靥”。
5．点唇
点唇是用唇膏涂在嘴唇上。一般说来是涂成红色即所谓的“朱唇”，但也有将嘴唇涂成黑色的，那是受到吐蕃风俗影响的结果。白居易在《时世妆》一诗中提到过这种点唇，即“乌膏注唇唇似泥”。这种“乌唇”，是唐元和年间（806—820）的时髦妆饰。
唐代女舞俑面部的花子、面靥、点唇（1973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
面饰主要就是以上这些。不同的发饰与面饰相配合，就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妆样，反映出各个时代的特色。例如唐玄宗天宝末年的流行妆样是“青黛点眉眉细长”；唐宪宗元和年间的流行妆样是椎髻、乌唇、八字眉。此外还有泪妆、啼妆、落梅妆、血晕妆等。五代前蜀的“醉妆”，是“其髻髽然，更夹面连额，渥以朱粉”（《十国春秋》卷37）；南唐的“北苑妆”，是“缕金于面，皆淡妆，以茶油花饼施额上”（《南唐拾遗记》）。
（三）刺青
刺青又叫点青，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恶人的行为，但它确又是这一时期特别是唐末五代很流行的妆饰。据《酉阳杂俎》、《清异录》等书的记载，唐末京城长安的恶少们都剃秃头，在身上刺字。例如有个叫张干的，在左胳膊上刺“生不怕京兆尹”，右胳膊刺“死不畏阎罗王”。除字之外，还有人在身上刺山、亭院、池树、草木、鸟兽等图案。荆州有个人，从脖子以下刺了白居易的诗三十余首，还配有画，时人称为“白舍人行诗图”。还有人将平生“所历郡县、饮酒蒱博之事、所交妇人姓名齿行第、坊巷形貌”都刺在身上，被人称为“针史”。
唐末五代各地军阀也常在自己或部下的身上刺字。比较著名的如朱瑾部下的“兵黥双雁于颊，号雁子都”（《十国春秋》卷8）；前蜀王建“侍从髡发行黪，黥面札脱，如一部鬼神”（《十国春秋》拾遗）；后周郭威颈上黥有飞雀，号为“雕青天子”（《十国春秋》卷104）。更有甚者，唐末湖州刺史高沣“与州人约，三日尽当黔面，过限者诛。沣躬自雕额涂颊，傅之粉”（《十国春秋》卷88）。似乎在脸上刺青，是唐末五代武人中时兴的一种风气。
其实这种刺青不限于武人，前述妇女妆饰中的面靥、开眉等，实际上也是一种刺青或点青，所以《酉阳杂俎》的作者将它们统统放在“黥”一节中加以论述。
刺青而外，五代时又出现了另一种妆饰陋俗，即妇女的裹脚。据《十国春秋》卷18记载，南唐后主的宫人“窅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命窅娘以帛绕足，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莲花中，回旋有凌波之态，由是人皆效之”。这一陋俗是一种以摧残妇女肌骨为代价的妆饰，自五代时产生直到一千年后的20世纪才逐渐消亡。
————————————————————
(1) 或以为此诗实为张祜之作。
服饰的等级性、地方性和民族性
服饰具有等级性是封建社会服饰制度的本质之一，隋唐五代亦不例外，但这一阶段又有它自己的特点。地方性和民族性，实是两个互相交叉的概念。为了叙述方便同时也因为史料的缺乏，我们将这二者放在同一节中讨论。
一 服饰的等级性
服饰的等级性，主要是指用服饰来标示某类人的等级，或某一集团的类别。隋朝以前，各朝的冠服制度对等级都已规定得很详细，在隋唐五代时期也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自从中国历史经过魏晋南北朝到达隋唐以来，冠服之外的常服日益受到重视，并在大多数场合取代了冠服的地位。于是统治阶级就面临着一个十分紧迫的课题，即如何将常服等级化或者说如何以常服来标示等级和集团。经过隋以及唐初数位皇帝的不懈努力，这个过程终于在唐玄宗朝前后大致完成了。
（一）统治者对服饰等级的重视
在第一节“男子服饰”中我们曾经说过，隋炀帝首次规定常服服色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意义就在于使常服的等级化变为制度。但是，由于隋末大乱，致使常服的等级制度不能有效实行。唐朝建立后，统治阶级继续推行常服的等级制度化工作。唐太宗贞观四年（630）下《定服色诏》说：“车服以庸，昔王令典。贵贱有节，礼经彝训。自末代浇浮，采章讹杂。卿士无高卑之序，兆庶行僭侈之仪……朕继踵百王……思宏典制……其冠冕制度，已备令文。至于寻常服饰，未为差等。今已详定，具如别式。宜即颁下，咸使闻知。”（《全唐文》卷5）这里要注意的是，唐太宗在诏书中明言要制定常服而非冠服的“差等”。这一方面说明常服的地位已经提高到和冠服平起平坐，另方面说明在唐太宗之前常服还处于一种无制度的混乱状态，而这种混乱状态影响了“贵贱有节”的高卑之序，所以必须改变。唐太宗制定了紫、绯、绿、青的服色等级后，就从大的方面完成了常服的等级制度化，但执行过程中还屡有差乱。到唐高宗咸亨五年（674），就又有诏敕说：“如闻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令式，遂于袍衫之内，着朱、紫、青、绿等色短衫袄子。或于闾野，公然露服。贵贱莫辨，有彝伦。自今以后，衣服下上，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仍令有司，严加禁断。”（《唐会要》卷31）这就是说，在唐高宗咸亨年之前，官员与百姓常常在自己应服的衣服内穿上不合自己等级的各色衣袄，或在非官衙处公然服用非本色衣服，造成了“贵贱莫辨”的情况。但这又从反面说明，当时的官员和百姓也知道这样做是非法的，所以总有些隐隐藏藏，说明常服的等级制从总体看已经基本被遵守了。再以后到唐玄宗时，服色的僭用主要不表现为非法服用不符自己等级的服色，而是利用合法手段诈取高品服色，即所谓“借色”。这就说明，常服的等级化至此已成为普遍的行为规范了。但是，由于“借服”、“借色”造成了服色的另一种僭滥，也影响到正常的贵贱秩序，所以开元四年（716）唐玄宗颁《禁僭用服色诏》，对此予以限制。从这以后，似乎服色僭越问题除借服外大致获得解决，实际则不尽然。唐玄宗以后，对服饰等级秩序的破坏换了一种形式，即多表现在用料或样式的僭越上。由于这种僭越也影响了尊卑秩序，因此也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于是有唐代宗、敬宗、文宗等皇帝屡屡颁布的禁车服逾侈的诏敕。到五代后唐庄宗时，统治者所要制裁的还是那些“有力之家，不计卑贱，悉衣锦绣”的状况。不过在唐末五代，由于时局大变，当时的服色制度出现了一些混乱。例如有某低级官员为受人礼遇，自己就“脱绿被绯”（《旧五代史》卷108）的情况。但从总的方面说，紫、绯、绿、青的服色制度，已经成为不可更改的等级规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