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百姓、商人
商人自然也属于百姓，这里特意将他们提出来，无非是为了突出商人在出行中的重要性。百姓的长距离出行，除了极少数的富人会去游山玩水外，大量的是因为生活所迫。例如在隋和唐初，常有因为天灾饥荒，百姓离开家乡到别处“就食”的记载。除了就食，还有就是迁徙。按照唐代法律，百姓从人多地少处迁往人少地多处，或从课役负担轻处迁至课役负担重处，都是允许的。但还有强迫迁徙，这主要是为了统治的需要。如隋炀帝就曾将“技巧、商贩、乐户之家”移至洛阳。这种情况到五代时更多，如契丹迁中原民众北行就是显例。除了合法的迁徙外，非法迁徙即所谓的流民也很多。史籍中，常有户口逃亡、逃户等的记载，逃户主要是为了躲避徭役或灾荒。此外还有些是为了躲避战乱而举家流亡的，这种流民在唐末五代比较多。如契丹境内闹饥荒了，百姓就流入幽州；幽州有灾荒了，民众又流向北。南方也是一样，甚至在闽国，“流寓”成了一种专门的等级，在社会地位上低于土著。以上大规模长距离的百姓出行，多半是被迫的，而商人的出行则不然，他们完全是主动、积极地出行，长途贩运、追求利益。所谓“商人重利轻离别”（白居易《琵琶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一般说来，只要有人群的地方，无论东川西川、岭南海南、碛西漠北，他们都去。卖盐、卖茶、卖粮、卖帛、卖鱼鳖，不论是统一的隋唐，还是分裂的五代，他们总是驱车驾舟，乘马牵驼，来往在道路上。《十国春秋》卷107讲“时诸方物产未通，贾客自闽、粤来（北汉）”。这些自福建、广东而至山西的商人，真可谓长距离出行的骁将了。
除以上几种人外，出行人中还有僧人的求经巡礼、侠客的走马游历、学子的负笈拜师等，不一而足。总之可以说，隋唐五代时期长距离出行者中，以举子出行和府兵上番最具时代特色。另外要指出的是，当时出行最多的季节是冬季。不论朝集使入朝、租庸调入仓、举选人调集，都集中在这一时期。最后还有一点，隋唐五代与前代一样，严禁逃亡、浮浪，不论是民户避课役而逃，还是官员办完公事滞留不归，均属犯罪行为，但《唐律》又规定“若营求资财及学宦者”，无罪。这可看作是对商贸的鼓励，也是对求学求官的一种鼓励吧。
敦煌莫高窟第146窟“马车出行图”（五代）
（二）出行生活
出行生活包罗万象，凡出门在外的衣食住行、交往贸易等均属此列。但这里所说的出行生活，主要指出行时的费用、出行时遇到的困难，以及出行时的愉悦等。
1．出行费用
出行需要资金，没有钱就很难进行长距离的出行，如旅游、赴举等。这里仅就其中最突出的若干问题，作一简单叙述。
皇帝的出行自然最费钱，去一次骊山，就是“中人之产数百家，未足充君一日费”（白居易《骊宫高》）。唐昭宗曾向杨复恭“问游幸费。对曰：闻懿宗以来，每行幸，无虑用钱十万，金帛五车”（《新唐书》卷208）。这些费用无疑都是国家出，不过其中也有区别，即有时费用由沿路州县百姓出，有时也因年成不好或为节俭而不打扰州县，由扈从自带粮草帐幕。前一种方法使沿路百姓负担很重，有关记载甚多。此外如唐武宗出门，要沿途各寺准备接待，每寺要花四五百贯钱，引得许多僧人不满。百官赴任或转任，主要也是由国家供路费，可以住馆驿，出行费用一般不成问题。其中富有的官员带有庞大的随从队伍，往往成为盗贼劫掠和关吏敲诈的对象。史籍记载出行费用最多的是赴考的举人，主要是因为官员们赴任用的是官费，而举人赴考则要自己掏钱。而且由于举人们雇仆人、赁驴马、吃饭住宿都要钱，因此出行费用相当高，去一次京师，起码需要两千贯左右。举人的出行费用，一般有这样几个来源：一是家里给。特别是高级官员家庭，能拿出这一大笔钱。例如《李娃传》记常州刺史之子郑生应举时，其父“乃盛其服玩车马之饰。计其京师薪储之费……备二载之用”；第二种是众人集资。这种集资，一般并不是举人自己要求的。《唐语林》卷3记李绛在襄州赴考，州判官张甫对节度使说：“举人悉不如李某秀才，请只送一人，请众人之资以奉之。”第三种最多，就是举子无钱出行，投奔地方长官，向他要钱。这在当时是十分正常的。李吉甫为信州刺史，吴武陵“将欲赴举，以哀情告州牧。（李吉甫）赠布帛数端。吴以轻鲜，以书让焉，其词唐突……遂与米二百斛”（《唐语林》卷6）。这是嫌给路费给少了，写信责备刺史。当时还有一些地方官主动帮助举子，为他们赴考创造条件。据说唐宪宗时，周匡物“以家贫，徒步应举……路经钱塘口，乏僦船之资，久不得济”，于是写了一首诗，“州牧出见之，乃罪津吏。至今天下津渡……舟子不敢取举、选人钱者，自此始也”（《太平广记》卷199）。此事的真实程度恐怕有些问题，但它说明确有些举子很穷，而且确有些地方官是在设法帮助他们，这与当时重视科举、重视进士的社会氛围有关系。除举、选人外，其他人的出行自然是富贵人家花费多，贫穷人家花费少，但史籍没有留下多少具体记载。李翱作《皇祖实录》记载：李惟慎“性旷达乐酒，不理家产，日赍钱一千出游”。一天出游用钱一贯，一年就是三百多贯，可见他是个富裕人家。而贫穷如仆夫，辞职回家缺少路费，就全靠朋友们集资帮助了。僧人出行，费用全靠施主捐赠或自己乞讨。日本僧人圆仁回国时到郑州，“刺史施两匹绢。诸人皆云：此处是两京大路，乞客浩汗，行人事不辨。若不是大官，是寻常衣冠措大来，极是殷勤者，即得一匹两匹。和尚得两匹，是刺史殷重深也”（《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这条史料还说明，像郑州这样的交通要道，来向刺史要路费的人非常多，这也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有趣现象。出行者中的商人大都较富，出行费用不成问题。到唐后期，商人为了避免钱多被劫，同时也为了方便，发明了一种“飞钱”（也叫“便换”），是存钱于官府机构，然后凭券或牒可以各处支钱的一种方法。《因话录》卷6讲“有士鬻产于外，得钱数百缗。惧川途之难赍也，祈所知纳于公藏，而持牒以归，世所谓便换者，寘之衣囊。一日，醉，指囊示人曰：‘莫轻此囊，大有好物。’盗在侧闻之，其夜，杀而取其囊，意其有金也。既开无获，投牒于水”。这个士人因酒醉惹下杀身之祸，而那个盗贼也因无知而一无所获。这种可以四处支钱的便换，为出行费用的方便化开辟了一条新路。
五代南唐赵幹《江行初雪图卷》（局部）中的行旅者
敦煌莫高窟第45窟“胡商遇盗图”（盛唐）
与出行费用相关，还有一个出行消费标志，是出行者的出行工具和仆从的多少。当时只要是稍稍有些地位或有些钱的人，出门必有仆人。最差的是骑驴，带一个仆人。卢叔敏赴京应举，“行李贫困，有驴，两头叉装，一奴才十余岁而已”（《太平广记》卷127）。杜荀鹤到长安去，“回头不忍看羸僮，一路行人我最穷”（《长安道中有作》）。这两人虽穷，但仍有一个仆人。再好一点的就不骑驴而骑马、骡，或有两骡两驴，仆人也增至两人。长安僧人昙畅，在唐高宗时“将一奴二骡向岐州稜法师处听讲”（《朝野佥载》），这两头骡恐怕一头供骑乘一头驮行李。唐末孙光宪行蜀路，是“一马二仆”（《北梦琐言》），其中的一仆可能用于挑担。更有地位的人，其乘车、马和仆人的数目就更多，“仆从数十”是很普通的。兖州李参军赴任，“宝钮犊车五乘，奴婢人马三十匹”（《太平广记》卷448）。高级官员，其仆从往往达“数里不绝”。后晋时，平卢军节度使杨光远赴任，“仆从妓妾至千余骑，满盈僭侈，为方岳之最”（《旧五代史》卷97）。皇帝出行的仆从，前面已引过许多。《资治通鉴》卷250说，唐懿宗每游幸，“扈从者十余万人，所费不可胜纪”。因此，我们从一个出行者的出行工具和仆从的多少，就可知道他的出行费用状况。
2．出行的艰辛和欢愉
出行特别是长距离出行，有时会遇到许多艰难困苦。大致说来，这些艰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灾难和道路难行。唐初僧人玄奘西行取经，到玉门关附近，一名临时找到的胡人向导弃他而去，“自是孑然孤鸿沙漠去，惟望骨聚马粪等渐进”，“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后与侍从翻越寒冷的凌山，“风雪杂飞，虽复履重裘，不免寒战。将欲眠食，复无燥处可停，唯知悬釜而炊，席冰而寝，七日之后方始出山。徒侣之中馁冻死者十有三四”（《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是陆路的艰辛。“东都龙门潭之南有八节滩、九峭石，船筏过此，例及破伤”（白居易《开龙门八节石滩诗序》），这是水路。这种险滩乱石，在长江、黄河中都有。此外还有老虎伤人，“唐大顺、景福已后，蜀路剑、利之间……虎暴尤甚，号税人场。商旅结伴而行，军人带甲列队而过，亦遭攫搏”（《北梦琐言》），可见老虎的厉害。因此，当时还流传有许多人变虎、虎变人的故事。第二种艰辛，是贫困或者疾病。出行者特别是那些赴考的举子，本来就穷，加上路上的颠簸困苦，再染上疾病，有许多人没等到京师就死在途中了。唐宪宗时，廖有方“下第游蜀，至宝鸡西，适公馆。忽闻呻吟之声……乃于间室之内，见一贫病儿郎。问其疾苦行止，强而对曰：辛勤数举，未偶知音。眄睐叩头，久而复语，唯以残骸相托，余不能言”（《云溪友议》）。后来，这贫病举子死后，廖有方卖了自己的马将其安葬。也有有钱人因病死于途中的，唐玄宗时有一书生家在洪州，要到北都求官，与李勉住在一个旅店里。“不旬日，书生疾作，遂至不救……因出囊金百两遗勉”（《太平广记》卷165）。能带百两金出行，可见此人不穷。后来，李勉将此金与书生埋在一起，成为流传于当时的一段佳话。举子到了长安后，由于停留时间较长，也常常处于一种十分穷困的境况。像“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那样疲于奔命的远道出行人，在每年群集长安的数万举选人中不知有多少。出行的穷困，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这以贬官出行时的感受最为深切，杨凭被贬临贺尉时，“出门无复部曲随，亲戚相逢不容语。辞成谪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须臾留。身着青衫骑恶马，东门之外无送者”（张籍《伤歌行》）就是一例。第三种艰辛是遭劫杀。这种劫杀，有仆人、雇夫杀主人的，有盗贼劫行人的，也有是官府劫掠过客。唐中宗时，有谏议大夫柳超领二奴至江州，得病，“二奴欲图其资装，乃共谋曰：可奉毒药于谏议”（《太平广记》卷437）。这是奴仆乘主人病而图财。唐玄宗时，有大和县尉崔某携妻、子赴任，“乃谋赁舟而去……不数程，晓临野岸。舟人素窥其囊橐，伺崔尉不意，遽推落于深潭”（《太平广记》卷121）。这是雇的舟人杀乘客。除此之外，当时沿路的盗贼也很厉害。在唐前期，盗贼较少，“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资治通鉴》卷214），但安史乱后，战争频起，道路就不安全了。唐代宗时，“自东都至淮泗，缘汴河州县……多有盗贼，漕运商旅，不免艰虞”（唐代宗《缘汴河置防援诏》），只好在汴河两岸各驿，增置防援三百人去捕捉盗贼。到五代时，战争频仍，盗贼特别是北方的盗贼更多，史称“时河朔群盗冲斥。南北交兵，行旅无援者不敢出郡邑”（《旧五代史》卷91）。劫掠者中最可怕的，是官府打劫。这主要是一些地方官，劫杀经过本地的富有官员和富商，朝廷也奈何他不得。沧景节度使王铎带着众多行李赴镇，路过魏州时，魏博节度使乐彦贞指使其子，率“州卒数百人伏于漳南之高鸡泊。及（王）铎行李至，皆为所掠。铎与宾客十余人皆遇害”（《旧唐书》卷164）。恩州刺史陈承亲，“专使子弟兵劫江。有一县令从安南来……遣子弟兵从后劫杀，尽取财物”（《朝野佥载》）。这些人连官员都敢杀，一般商人更不在话下，出行者的安全就变得愈益没有保障了。
唐杨昇《雪山行骑图》
当然出行也有愉悦。有钱者饮酒赏花，留连青楼；闲散者吟诗走马，尽情山水。《开元天宝遗事》记“长安侠少，每至春时结朋联党，各置矮马，饰以锦鞯金 ，并辔于花树下往来。使仆从执酒皿而随之，遇好圃则驻马而饮”，从中感受赏花饮酒的乐趣。远游的商人们也有愉悦，这主要是在出门赚钱的过程中获得的。元稹在《估客乐》中云：“估客无住者，有利身即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一解市头语，便无邻里情。 石打臂钏，糯米吹项璎。归来村里卖，敲作金石声。村中田舍娘，贵贱不敢争。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颜色转光净，饮食亦甘馨。子本频蕃息，货贩日兼并。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鹏。炎州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童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归来始安坐，富与王者勍。”这位商人四方求货、无所不卖、坑蒙拐骗，在富比王者的欢悦中，得到了莫大的满足。当然，他们在营利的途中，也是不会忘记狎妓饮酒、玩水游山的。在出行中获得心灵上的愉悦，首推文人型官僚，白居易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他与元宗简游曲江，“长安千万人，出门各有营。唯我与夫子，信马悠悠行”（《答元八宗简同游曲江后明日见赠》），完全没有公子哥儿式的颠狂，而且还作诗。他曾给元稹写信，回忆起“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诗，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音者二十余里”（《与元九书》），愉悦之情跃然纸上。五代时，王仁裕任后晋学士，“每天气和暖，必乘三驷，从三四老苍头，携照袋，中贮笔砚、韵略、刀子、砺石、笺纸数十幅，并小乐器之属，备酒炙三五人之具。门生侍行，出郊野，过园亭，有竹树处，燕赏终日，赋诗品小管，尽醉而归”（《十国春秋》卷115）。这也是一幅悠游的画卷。至于寄情山水的文人骚客就更多了。如柳宗元被贬到柳州后，游遍了当地的名胜，并且自己又发现了许多清秀山水，写了大量的游记。他在花四百贯买下钴 潭西小丘后，写了《钴 潭西小丘记》。记中说：当他买了这小丘后，做了一番整理，结果“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又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滢滢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十分愉悦。在《钴 潭记》的最后更云：“孰使予乐居夷土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可见闲游山水，给当时的柳宗元带来了多么可贵的安慰和快乐！总之，出行生活有艰辛，也有愉悦。若是去赴举、去经商，出行的过程就充满艰辛，但其结果往往会使人愉快，而去访友、去游玩，这出行本身就是一种愉悦。这种出行的愉悦，可以使人忘却烦恼、陶冶性情，让生活在流动中变得畅快，在畅快中变得韵味无穷。
五代后梁关仝《关山行旅图轴》
一点余论
总体看来，隋唐五代衣、食、住、行最显著的特点，是其所具有的过渡性。在总结前段过程中开创后段，从旧事物中走向新事物，发展到宋代最终固定下来，并向后影响到明清。这一趋势，与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各领域所具有的过渡性是相一致的。比如衣生活中常服的等级化并向公服发展，到宋代最终明文规定大臣的公服不再是冠帻裙襦，而是“曲领大袖、下施横襕、束以革带、幞头、乌皮靴”（《宋史•舆服志五》）。这种公服制度，一直延续到明代。食生活中的饮茶，经过隋唐五代的普及，到宋代以后，真正形成了中国式精湛的品茶艺术。住生活中高脚家具里的桌椅，经过隋唐五代的发展，到宋代固定下来，完成了中国人从使用低矮家具，向使用高脚家具的过渡。行生活中作为交通工具的轿子，也是由隋唐五代的肩舆和担子发展而来，但只是到了宋代，才正式“诏许百官乘轿，王公以下通乘之”（《宋史•舆服志二》）。这种官员按品级乘轿的制度，也延续到了明清。
正是这种过渡性，造成了隋唐五代衣、食、住、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同时也给我们的研究增加了困难。要弄清楚为什么常服变成了公服、低家具向高家具发展、轿子取代了乘马，它反映了中国人身体和精神、乃至礼仪和习俗的一种什么变化？又与古代社会自前期向后期的发展或称“唐宋变革期”有什么样的关系？就成为我们今后应该加强研究的一系列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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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国藩《敦煌民俗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
目录
自序
衣
服饰一般
服饰的等级性、地方性和民族性
服饰的消费与礼俗
食
饮食一般
宴会与社会生活
茶、酒与社会生活
住
居住建筑的一般情况
张设与家具
住生活的社会性
行
道路设施与出行工具
馆驿与旅店
出行生活概观
一点余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