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其他礼俗
隋唐五代的出行还有许多礼仪习俗，这里简单介绍其中的一部分。
五代南唐董源《潇湘图》中的送别场景
1．迎送
迎送与出行紧密相关，是出行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迎”的记载很少，远远不如“送”的记载多，说明当时的人更重视送别。送别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家里，若是官员，就在宫廷或府衙中；另一种是将出行者送至某处，若是官员，一般送至馆驿，在长安就多在长乐驿。下面举几个送行的例子。唐昭宗天复三年（903），朱全忠从长安辞归大梁，昭宗“留宴寿春殿，又饯之于延喜楼。上临轩泣别，令于楼前上马。上又赐全忠诗，全忠亦和进，又赐《杨柳枝辞》五首。百官班辞于长乐驿，崔胤独送至霸桥，自置饯席”（《资治通鉴》卷264）。这里虽是皇帝送权臣，但其中的宴饯、诗别、送至馆驿等，都与当时一般的送别程序相同。有时送别官员，来送的人要搭起帐幕，叫“供帐相送”（供帐在前章“住生活”中已有涉及）。各家帐幕中均设宴，就形成了十分热闹的送别场面。《唐阙史》说卢渥“赴任陕郊。洛城自居守分司朝臣已下互设祖筵，遮于行路，洛城为之一空。都人观者架肩击毂，盛于清明洒扫之日。自临都驿以至于行，凡五十里，连翩不绝”，以至有馆驿的白发驿卒“叹曰：老人为驿吏垂五十年，阅事多矣，而未曾见相送之盛有如此者。时士流窃语，以此日在家者为耻”。一般朋友的相送，就不拘地点了。或桥边，或路上，或客舍，或码头，“浔阳江头夜送客”（白居易《琵琶行》），则是在船上送别。当时好像还有一种倾向，即在有桥的城市，就多在桥头告别。如长安的灞陵桥，“来迎去送皆至此桥，为离别之地，故人呼之销魂桥也”（《开元天宝遗事》）。扬州有万岁桥，所以李益有诗说：“万岁桥边一送君。”（《扬州送客》）当时还有折杨柳相送的习俗，以至雍陶将当地送客所至的情尽桥改为“折柳桥”。最后要提及的是，当时官员出长安，如果皇帝借给他飞龙马，并送至京兆府界，那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特别荣耀的恩典了。
2．婚丧及其他典礼
关于婚丧，涉及到婚丧的仪式、各级官员的待遇等许多方面，这里仅举几个与出行有关的例子。婚礼中，女子一般都是要坐车的。敦煌文书S1725号《书仪》即说，“引女出门外，扶上车中，举烛，整顿衣服”。唐朝规定，公主结婚给牛车二乘，到了后晋，牛车改成了马车。丧礼时的柩车发引，也有许多规矩，如车两边挂帛，挽郎引车，唱“薤露”之歌等。《杜阳杂编》记唐懿宗的女儿同昌公主送葬队伍的状况是：首先有高数尺的凤凰、麒麟等作威仪，然后是一百多舁衣服玩具，然后是木刻的楼阁、宫殿、人畜等，然后是千余帐幕、兵士卤簿，最后是尼姑和女道士，前后相续达二十余里。日本僧人圆仁，在长安目睹了葬唐文宗的队伍，他写道：“见山陵使回入京城，是葬开成天子使。营幕军兵，陈列五里。军兵在大路两边对立，不妨百姓人马车从中路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让军队在大路两边对立，起着警戒的作用，但同时又允许百姓在路中穿行。
3．妇女出行
妇女出行，在一般情况下是坐一种有帘子的车，但在开元、天宝时期则流行骑马。《明皇杂录》记虢国夫人“每入禁中，常乘骢马，使小黄门御。紫骢之俊健，黄门之端秀，皆冠绝一时”。妇女乘车、男子骑马，是当时的风俗。若妇女让男子与他一起坐车，就是对这男子的宠爱了。《隋唐嘉话》卷中，记丹阳公主嫌丈夫薛万彻土气，后来唐太宗假装十分看重薛万彻，结果“主悦甚，薛未及就马，遽召同载而还”。女子徒行的自然也不少。若是美艳的女子徒行，就会有轻薄少年前来搭话，或借与驴马。著名唐代小说《任氏传》，就是以这一情节开头的。当时，对妓女的出行有时也有些限制。《北里志》说：“诸妓以出里艰难，每南街保唐寺有讲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牵率听焉。皆纳其假母一缗，然后能出于里。”由此也可知，鸨母对妓女的控制程度。说到妓女，顺便说一下当时社会里有狎妓的风气，男子在去见女妓特别是高级女妓之前，一定要作好准备，其中的一项就是备好马，足见当时对出行工具的重视。
4．地方风俗
有关地方风俗的材料不多，前面提到过的北方骑马、南方乘舟、蜀地的栈道、贵州的背笼等，都属地方风俗。下面再简单说几点：第一，由于各地的民风不同，致使各地区对出行的看法也不一样。《隋书•地理志》记载，梁益“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徐淮之人“挟任节气，好尚宾游”。这虽是沿续前代而言，但也还算符合当时的实际；第二，各地区因政治形势的不同，对出行都有一些限制。一般说来，忠于朝廷的地区限制要少一些，而比较强大的藩镇，在其境内就实行着严格的控制制度。如唐德宗时，河朔地区禁游客，特别禁止那些蛊惑人心的游方之士。吴元济在蔡州，不许百姓以酒食相过从，也不许夜行和夜里燃烛。裴度收复蔡州，废除了这些制度，“其往来者不复以昼夜为限”，“于是蔡之遗黎，始知有生人之乐”（《旧唐书》卷170）；第三，由于各地区的文化背景不同，往往在制度上有自己的地方风俗特点。这时统治者若不尊重这些风俗，就会引起当地人的不满甚或造成叛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唐代张弘靖在幽州。“弘靖之入幽州也，蓟人无老幼男女，皆夹道而观焉。河朔军帅冒寒暑，多与士卒同，无张盖安舆之别。弘靖久富贵，又不知风土，入燕之时，肩舆于三军之中，蓟人颇骇之”。他手下的人，又“常夜饮醉归，烛火满街，前后呵叱，蓟人所不习之事”。加上他们还辱骂幽州吏卒为“反虏”，结果导致了幽州军人的反叛，赶走了张弘靖，使朝廷再次失去幽州（《旧唐书》卷129）。
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唐壁画《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临摹）
5．其他
还有一些与出行有关的风俗比较杂，这里单列为“其他”一类。
（1）唐初马周曾制定了“城门入由左，出由右”的法令（《隋唐嘉话》卷中）。这就是说，如果城门有三个门洞，入城的人走左边的门，出城的走右边的门，而若只有一个门洞，大概就是行路靠左行（不过唐代“左右”的概念，与现在不甚相同）了。
（2）当时人骑马一般都要有人牵马。这是一种风俗，也是骑马者地位的体现。唐玄宗为太上皇时，李辅国对他有些不敬。后来高力士“厉声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辅国汝旧臣，不宜无礼……又曰：李辅国拢马。辅国遂着靴，出行拢马”（《戎幕闲谈》）。这是为恢复玄宗的权威。晋阳县令为百姓求雨，迎接巫师，“具幡盖，迎自私室，躬为控马”（《唐语林》卷1）。这是县令降低了身份。所以，我们看到在出土墓葬的明器中有许多牵马俑、牵驼俑，那正是这一风俗的最好见证。
（3）当时风俗，如果二人并马而行，说明他们关系甚好，或其中一人对另一个的恩宠，所以有“并辔归府舍”、“出则连辔驰”之类的诗句。韩愈也就是用这种方法为李贺扬了名。当然，如果是男女并辔如杨国忠与虢国夫人那样，时人就会觉得他们有些私情。但男女可以骑马并行，也是盛唐时特有的风俗。
唐韦偃《双骑图》。两位骑手并辔狂奔，身手敏捷
（4）当时礼俗，有罪的官员前去请罪，不能“乘肥衣裘”，而必须“素服跨驴”。由此也能看出驴的等级比较低。若是投降他国，如前蜀后主降后唐，则必须“素衣白马，牵羊，草索系首，面缚衔璧”（《旧五代史》卷136）。
（5）当时关于出行还有一些迷信观念，现略举一二。唐德宗葬其父亲代宗时，“见辒辌车不当驰道，稍指于丁未之间。问其故，有司对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冲也。’上哭曰：‘安有枉灵驾而谋身利乎？’命改辕直午而行”（《资治通鉴》卷226）。这是说德宗虽相信风水师们的说法，但愿意牺牲自己以成全孝道。唐武宗崇信道教，因而“有敕断天下独脚车……缘天子信道士教，独脚车碾破道中心，恐道士心不安欤”（《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这一敕文下得实在太荒唐。此外还有用金钱为远行者卜卦、新船下水时的打鼓、船头祭酒乞求不翻船等。如果出现星变，有司禳灾的方法，是在城门上悬挂东流水一坛，并禁止夜行。如果要乞求天晴，必须关闭路的北头；而要乞雨，则必须关闭路南头。因为北属阴南属阳，闭阴则阳通则晴，闭阳则阴通则雨。这种做法，实在是给行路人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二 出行者与出行生活
（一）出行者
出行是人们不可缺少的活动之一，隋唐五代也不例外。如有访亲问友、婚丧嫁娶、服役劳作、上朝归第、游山玩水等。下面所述出行者偏重于那些长距离的出行，并尽可能地写出时代特色来。
1．皇帝
皇帝出行以巡幸为最多。隋炀帝就最喜好出行，他东去辽东，南走江都，北巡长城，西行河右，弄得民疲国衰。到唐朝，前期的皇帝常常来往于长安和洛阳之间，有时去登登泰山，其他地方就很少去了。他们的出行主要集中在京畿，大的出行活动有围猎、拜陵，洗温泉和避暑等。唐后期，武宗“好出驾幸。四时八节之外，隔一二日便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但出行范围亦不出都城。到五代，各政权君主的出行距离均不太远，其中前后蜀的君主，是比较喜欢出行的。
2．百官
百官出行，除去日常的朝参、办公外，长距离出行主要有这样几类。一是使者。这主要指皇帝派出到各地传达敕命和巡省风俗的官员。隋朝初年，经常“遣十使巡省天下”（《隋书》卷1），唐初亦然。后来随着各地设置了观察使，御史出巡也成惯例，那种频繁遣使巡省的做法就少多了。但各地长官在本辖区内巡行或派自己的属下到各地巡行的做法则有所增加。使者出行，最远可达周边各国，是距离最长的一种出行。二是各地官员向中央出行。隋时，每年年底，刺史、上佐要到长安“上考课”。唐时，有朝集使，负责各地官员的考课，每年十月到长安，一直要呆到第二年的正月。此外，还有计帐使、进奏官之类，都是到长安汇报工作或上交各种帐簿文件的。一般的地方军政长官逢皇帝生日，要派使者携表前去祝贺；逢皇帝死了，也要派人前往哀悼。到五代后晋、后周时，还命令地方长官必须亲赴祝贺或亲赴国哀。除地方前往长安外，各州的县令，每季也须到州里集中一次。三是赴任、转任、罢官、贬官、致仕等。官员被任命后，必须按程期前往赴任，路上不许耽搁。转任时一般需直接到新任处，但唐宣宗时一度命令要先到朝廷奏对后，才能再赴新任。罢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官秩满后还要做官，于是要到京城待阙；另一种是不做官了，要回家乡。不管哪一种情况，这时的出行都没有日期限制。特别是后一种情况，罢任后一路上游山玩水，然后再回到家乡是非常普遍的。致仕是年老后退休，一般都受到很好的待遇，如由皇帝特命驿传部送回乡之类，因此这时的出行是很轻松的。贬官有程期，必须按时到达。由于贬官之地多为荒凉僻远之处，因此贬官的出行充满艰辛。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就不仅是对路途遥远的担忧，而更多的是对圣朝对长安的依恋。当时为了做官，官员们从京城到地方，从此地到彼地，每隔二三年就要长距离出行一次。再加上各种出差任务，真可谓是频繁出行了。任华在《送宗判官归滑台序》中说：“大丈夫谁不有四方志，则仆与宗衮，二年之间，会而离，离而会，经途所至，凡三万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除以上几点外，当时的官员还有探亲假叫“定省假”或“拜扫假”，前者每三年一给，后者每五年一给。如果地方官员死在任上，其家属或属下一般要将死者灵柩运回家乡。这些都是因官员做官而引发的出行。
唐阎立本《职供图》
3．举、选人
举人指参加进士、明经等科举考试的士子；选人指官满后又满年限而去参加吏部常选的前任官。举、选人从全国各地集中于京城是每年出行者中的一大类，也是隋唐五代特别是唐代的一大特色。唐代科举还处于始发期，遗留有辟举制的残余。因而唐代举人要想中第，除去国子监生外，乡贡进士必须拿着自己的诗文作品即行卷，到各州郡找那些有名望的人推荐，成为州府举送的前几名，才有可能中第。于是为了求得举荐者的赏识，他们奔波于路途，十分辛苦。《太平广记》卷357记“牛僧孺任伊阙县尉，有东洛客张生，应进士举，携文往谒。至中路，遇暴雨雷雹。日已昏黑，去店尚远，歇于树下”就是一例。举人、选人每年十月集于京师，参加考试。年年如此，就十分烦乱。唐人赵匡在《举选议》中云：“大抵举、选人以秋初就路，春末方归。休息未定，聚粮未办，即又及秋”，循环往复，没有时间复习功课。据赵匡估计，每年赴京的举、选人达数万人，其中十分之七八左右考不上，于是每年在京城就出现了一大批下第者。这些下第者，有些在京城住下复习功课准备再考，但也有许多人因为种种原因而返回。在返回的途中，他们往往游览名胜古迹，或移情山水。落第者的“客游”，是出行者中的一大类。从史籍的记载看，他们闲游的地方以四川最多，其次为江南、淮南、湖南、湖北，而到北方客游的甚少。《太平广记》卷281说“贞元中，进士独孤遐叔家于长安崇闲里……家贫，下第，将游剑南”。此人家在长安，家里又穷，下第后还要到剑南去，可见下第后出门旅行是当时的一种风俗。每年这么多的进京赴举、选者和下第客游者往来于京师和地方之间，于是产生了与这些出行相关的送别和感慨。唐诗的发达，或许也与这些出行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代的出行图
4．兵役、徭役、流囚
有军队就要有行军打仗，这是很大规模的出行。同时，由于隋朝和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于是府兵的上番宿卫，也成了频繁的出行活动。据《新唐书•兵志》和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一个距京师五百里的府，一年要上番两次，仅在路上就要花费四十八天。府兵频繁来往于道路，是隋唐出行生活的特征之一。府兵制度败坏前后，还有各种兵役如防人、征人等，也是出行中的一大类。承担徭役者前代也有，但此阶段的前期由于实行租庸调制，即以实物交纳租赋，因此运送租庸调的任务异常艰巨，这也就意味着出行的频繁。加上其他如运军粮贡物、修殿修城、纳草纳炭等，徭役十分沉重。马周在《陈时政疏》中就说：“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这种出行是被强迫的，其出行生活十分痛苦。流囚，指将犯了罪的人流放到远方，在当时也是一大类出行者。隋时对犯了罪的官员，一律配防到边境当戍卒。唐时一般不去作戍卒，但也将其流放到边地如碛西、岭外，唐宪宗时曾规定，淮北的流囚一律流放到北边的天德城。到五代后周时，主要的流放地是沙门岛。《太平广记》卷1147“裴伷先”条讲他由流人而致富的经历，可见当时流人出行生活之一斑。文中说：裴伷先是宰相裴炎的侄子，裴炎“遇害，伷先废为民，迁岭外”。后因得罪武则天，被杖打后长流攘州。他“卧驴舆中，至流所，卒不死。在南中数岁，娶流人卢氏”。后来逃回家乡，“岁余事发，又杖一百，徙北庭”。他到北庭后因经商致富，往来河西。后遇赦，“由是伷先得免，乃归乡里”。裴伷先从京师到岭南，再到北庭，又回京师，其行程也有上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