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张萱《武后行从图》（摹本）
2．百官出行
百官出行在制度上也有许多规定，主要是关于仪仗的构成和随从的多少。据《大唐开元礼》，百官职事官四品以上者给卤簿，五品京官婚葬、三品官的子孙有婚事都可以给。卤簿主要用于在京城拜官赴任、元日朝会、都督刺史向皇帝辞行，以及婚葬时。就一品的卤簿而言：前有清道四人，分左右两排。然后有戟，有红色的幡，有刀盾弓箭等。然后是 鼓金钲。然后是各种幡和仪刀。然后是官员乘坐的革辂。然后是伞和团扇。然后是陪从的僚佐。最后是横吹、节鼓等。品级低的卤簿依次减省。到唐后期，卤簿实际上也不怎么用。如宰相赴任，只有数百骑加上鼓乐、百僚就可以了。除动用卤簿的出行外，法令对百官平时的出行，只规定随从的多少、以及鞍马的等级。据唐《礼部式》，职事官一品只有随从七人，二品及中书门下长官只有五人，所以史称当时“宰相……不事威势，驺从不过数人，士民或不之避”。到唐玄宗朝李林甫为宰相时，“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资治通鉴》卷215）。从此以后，宰相及其他高级官员的出行队伍，就变得十分庞大。到唐文宗即位之初，其前后随从队伍已长达二坊即约一千米，以至文宗不得不下敕书说：“自今后，传呼前后，不得过三百步”（《旧唐书》卷165），即五百米左右。宰相出行，从制度上说，是没有士兵护卫的。唐宪宗初，宰相武元衡被刺客杀死后，才命令左右街使持兵器护卫宰相至建福门。后来到唐文宗太和九年（835）甘露之变宦官战胜朝官后，又将这一规定取消了。除宰相外，当时如将军、节度使、京兆尹等官员出行，也是前有开道，两边有护卫，后有从行的。下面我们专门看看节度使的出行。节度使赴镇，一般是“建牙杖节，褒衣大盖，拥众而行”（《资治通鉴》卷258）。胡三省对此解释说：“凡节度使，其行：前建牙旗，杖所持节。”关于“持节”，《旧唐书》卷107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颖王李璬在安史之乱那年被封为剑南节度大使，“奉命之藩，卒遽不遑受节。绵州司马史贲进说曰：‘王，帝子也，且为节度大使。今之藩而不持节，单骑径进，人何所瞻？请建大槊，蒙以油囊，为旌节状，先驱道路，足以威众。’微笑曰：‘但为真王，何用假旌节乎？’”敦煌壁画有一幅《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可以看作是唐末节度使出行的最形象的记载。根据此图，出行队伍最前面的是什么已不清楚，其次分两排，依次是钲鼓号角、拿旗的武士、侍从、拿旗的文吏、官员。中间则是歌舞队、拿乐器的乐队、旌节。然后是骑马的张议潮。然后有骑马的官吏，有团扇。最后是拉弓露刃的卫兵，以及驼马行李。整个队伍约有一百余人。从这幅图看，当时张议潮不坐车而骑马，队伍中还有歌舞队，与卤簿已有很大不同了。上述节度使出行，都是赴镇或行军。此外，从制度上说，节度使如果到中央晋见，不许以兵仗自卫，但到唐末特别是五代，这一规定基本已被破坏。节度使在自己的管内如何呢？日本和尚圆仁在扬州时，淮南节度使来看他，“前后左右相随步军计二百来，虞候之人四十有余，门头骑马军八十匹许……更有相随文官等……各骑马”（《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这也是晚唐的例子。
甘肃敦煌莫高窟第156窟《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晚唐，摹绘）
官员出行中，还有一宗是上朝。关于上朝，也有许多规定和礼仪，现在就与出行有关者略说一二。当时上朝是早上，街鼓初动就要上朝，十分辛苦。如果是雨天泥泞路滑，皇上有可能放假，但冬天就没有这种恩惠了。所以当时人咏早朝时有诗云：“鼓声初动未闻鸡，羸马街中踏冻泥。烛暗有时冲石柱，雪深无处认沙堤。”（张籍《早朝寄白舍人严郎中》）诗中的这位官员看来比较穷，马瘦烛暗，升官无望。但是高级官员就不是这样了，《明皇杂录》记唐玄宗时宰相杨国忠的上朝是“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驱朝，轩盖如市”。试想：从长安城的各个坊内都有官员出动，又有烛炬前导，该是怎样的一种热闹景象。司空曙在《和耿拾遗元日观早朝》诗中云“元日争朝阙，奔流若会溟。路尘和薄雾，骑火接低星”，说得十分形象。官员们到了大明宫外，要在下马桥处下马。这下马桥，分别在大明宫南边的建福门和望仙门。一般情况下不许骑马入禁中，只有特恩才能在禁中骑马、或者乘肩舆上殿。官员进入禁中后，无论上殿还是入阁，都要快步走，只有特别的恩赐，才可以“入朝不趋”。但是唐德宗时，鉴于有些官员在奔跑时常常跌倒，于是下诏说：“常参官趋朝入阁，不得奔走。”（《旧唐书》卷13）当然，这一规定是否实行到唐末五代，也是大可怀疑的。
再看官员在职期间的一些出行。首先，赴任要有程期。关于乘驿赴任的程期问题，在《馆驿》一节中已有所述，下面再举几条。《唐律疏议》卷9说；“依令，之官各有装束程限。限满不赴，一日笞十，十日加一等。”特别是贬官出京，更要受命即走，有时甚至不能回家与妻子告别。白居易被贬时，“诏下，明日而东。足下（指杨虞卿——笔者注）从城西来，抵昭国坊，已不及矣。走马至浐水，才及一执手，悯然而诀，言不及他”（白居易《与杨虞卿书》），可见程限的严厉。当然，受命即走还有另一层含义，就是看被贬者对朝廷是否忠诚。唐太宗病危时贬李 出京，然后对太子李治说；“若迟疑观望，便当杀之。”结果“ 奉诏，不及家而去”（《唐语林》卷5）。到五代时期，这一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其次，有关官员赴任时的父母随从问题。隋朝对此曾有过一些限制。据《隋书•高祖本纪》记载，开皇四年（584），“敕总管、刺史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将之官”。到开皇十四年，又扩大了限制对象，重申“外官九品已上，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将之官”。这种规定的目的何在不得而知，一种可能，是将外官的父母孩子作为人质扣在京师。待到政治形势好转，这一限制就放宽了。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制父母听随子之官”（同上，卷3）。到唐代以后，不见有类似限制。从实例看，妻子随丈夫赴任的例子很多，父母随儿子赴任的记载也有。元结作《请给将士父母粮状》云；“当军将士二千人，父随子者四人，母随子者二十八人。”这些父母，是“因丧乱，不知所归”随子在军中的（《全唐文》卷381）。第三，当时在官员出行方面，还限制地方官员擅自出界和擅自入朝。隋时就“制县令无故不得出境”（《隋书》卷59）。唐代有关规定更多，《唐六典》卷2“吏部郎中”条讲“五品已上请假出境，皆吏部奏闻”；卷30“功曹、司功参军”条讲“上佐、录事参军、县令不得充使出境”。甚至因为有病，皇帝已同意养疾，也不能擅自离境回家治病。白居易为杭州刺史时，元稹为浙东观察使驻越州，“杭越邻境，篇咏往来，不闻旬浃。尝会于境上，数日而别”（《旧唐书》卷166）。那么好的朋友，也不敢越境相会。牛僧孺应举时，到襄阳见节度使于 ，不被于 看重，愤然离去。于“立命小将赍绢五百匹、书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领来；如已出界，即以书付。’”（《太平广记》卷496）这就是说，如果出了自己管内，虽节度使也无法行使权力让他回来，只好随他去了。不许地方官擅自出境，还每包含着不许他们随意入朝的意思，所谓“不有征召，不得到京”（《全唐文》卷967），就是有关的一项规定。制定这种不许擅自入朝的规定，显然有其政治原因。
3．其他人员的出行
关于出行还有下面一些规定。这些规定，有的实行于整个隋唐五代，也有的只实行了一段时间。据《唐律》规定，“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若有公私要速而走者，不坐”。这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许在城中街道上跑车马，但在递送紧急公文以及吉凶、疾病、捕人等情况下则被允许。这条规定一直实行到五代，并有所改进。《全唐文》卷855载后汉马承翰《请禁走马害人奏》云：“伏见都下衢街窄狭，人物殷繁。其有步履艰难、眼目昏暗、老者幼者，悉在其间，车马若纵于奔驰，生性必见于伤害。况《律》禁无故走马……臣乞……示喻内诸司以下及诸军，巡于街衢坊曲，并不得走马……如有故违，不问是何色目人，并捉搦申所司……其或自内中急传宣旨者，即请赐银牌或牙牌，令以手持之，俾路人及所由辨认，易为奔避。”这种手持银牌或牙牌的规定，是五代时制订的新制度。
唐初又禁止流人乘马，但这项规定后来被打破。隋唐五代还沿袭前代制度禁止商人和僧道骑马，但后来根本禁止不了，因此只好不断加以限制。《全唐文》卷448载王涯唐文宗大和年间的奏文说：“商人乘马，前代所禁。近日得以恣其乘骑。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骋以康庄，此最为僭越，伏请切令禁断。”到唐末的僖宗乾符二年（875）又下诏“禁工商不得乘马”（《唐会要》卷31），不过这一诏令显然没有得到执行。对僧尼的出行，也有一些限制。上述王涯的奏文中还说，有“师僧道士，除纲维及两街大德，余并不得乘马”。此外还有如不许僧尼午后出游等。到唐武宗灭佛时，甚至不许僧尼随便出寺。
唐《炽盛光佛五星图》中的僧人出行
当时对军队的出行，也有一整套规定。这里不可能详细介绍，只举出一个有特色的“军记带”。据《隋书•礼仪志》，隋炀帝派大军征辽时，“诸军各以帛为带，长尺五寸，阔二寸，题其军号为记……王公已下至于兵丁厮隶，悉以帛为带，缀于衣领，名‘军记带’。诸军并给幡数百。有事，使人交相去来者，执以行。不执幡而离本军者，他军验以军记带。知非部兵，则所在斩之”。真是纪律严明。这种军记带，很有些像近代军队佩带的胸章或臂章之类，将之用在军队的行进中，可能是隋炀帝的一大发明。
（二）路遇的礼俗
有出行必有行人之间的路遇。路遇有一定的制度规定，《唐六典》卷4“礼部”条云：“凡行路之间，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这里的“避”，是谦让的意思，具体说来有二种形式：一是致敬，二是回避。致敬主要用于官员之间，比较平级的就在马上横鞭作揖，若级别低的向级别高的施用这一礼节，就有些不太恭敬。后唐末年太原节度使石敬瑭入洛阳，“尝遇（尹）晖于通衢。晖马上横鞭揖高祖（指石敬瑭——笔者注），高祖怒之”（《旧五代史》卷88）。再尊敬一些的，就是敛马侧立等对方过去。唐文宗太和三年（829），中书舍人李启在奏文中说：“御史中丞以下与仆射相遇，依令致敬，敛马立侍仆射过。”（《唐会要》卷57）更尊敬一些的是下马，《唐六典》卷4“礼部”云：“诸官人在路相遇者，四品已下遇正一品、东宫官四品已下遇三师、诸司郎中遇丞相，皆下马。”上引李启的奏文中也说：“属官于街衢相遇，隔品者致敬，礼绝者下马。”这就是说，官员品级相差不大（如一至二级），就敛马侧立以致敬；品级相差过大如上文所言四品以下对正一品，则下马。下马是最尊敬的一种致敬方式。《唐语林》卷3记柳公绰的儿子柳仲郢，在路上遇见尚书张正甫，仲郢“去盖下马而拜，张却之不从。他日张言于（柳）公绰曰：‘寿郎（指柳仲郢——笔者注）相逢。其礼太过。’柳作色不应。久之张去，柳谓客曰：‘张尚书与公绰往还，欲使儿子街市骑马冲公绰耶？’张闻，深谢之”。这里不仅下马，而且下拜，那就是更尊敬了。
第二种是回避。前面说到官员出行皆有导骑喝道，一般百姓听见喝道就要躲避。而官员相遇，就出现了谁应回避谁的问题。本来在唐初，官员出行，百姓是不回避的。前引李启的奏文又说：在令文中“无回避之文……惟车驾出入，警跸行人。事关严上，不属臣下。但卑僚自后多就他途。百姓无知，亦皆相效。道途回避，因此成例。就中台官以职在弹纠，人情畏奉，他官相遇，苟务推崇。始自私敬，渐为公礼。相循既久，将谓合然。笼街专道，止绝行旅，奔避不及，即以为罪”。这段话说了这样几个意思：一是说过去没有回避制度，只有皇帝出来才不许行人走动，但后来因低级官员纷纷改走他路，百姓也随之仿效，于是百姓回避官员、低级官回避高级官成了定例。《广异记》记唐玄宗开元中，洛阳令杨玚出行，“见槐荫下有卜者。令过，端坐自若。伍伯呵使起避，不动。玚令散手拘之厅事”。《宣室志》记唐德宗贞元中，有李生下第归浔阳，“会汉南节使入觐，为道骑所迫。四顾唯苍山万重，不知所适”，最后只好躲在坟墓中。《唐语林》卷3记令狐滈在京城出访郑侍郎，“道遇大尹（指京兆尹——笔者注），投国学避之”。这些都是百姓回避的例子。从回避的苍惶中，可知若不回避的后果。《旧五代史》卷68记载，后梁“金吾街使寇彦卿入朝，过天津桥，市民梁现者不时回避，前导伍伯捽之，投石栏以致毙”，就是一个悲惨的例子。李启奏文的第二个意思，是说由于百官敬畏御史所拥有的弹劾权力，因而回避御史台官员逐渐形成了制度。由于这一制度在法令上并无明文规定，因此我们看到，当时在路遇相避问题上的争执，基本都是围绕着回避台官与否展开的。鲍防为正四品的礼部侍郎，“尝遇知杂侍御史窦参于通衢，导骑不时引避，仆人为参所鞭”（《旧唐书》卷146）。御史台的侍御史，官阶只有从六品下，所以鲍防不愿避他，但还是受了他的凌辱。也有硬不避台官的，《旧唐书•李实传》记：“故事，府官避台官。（李）实常遇侍御史王播于道，实不肯避，导从如常。播诘其从者，实怒。”李实当时任京兆尹，官从三品，就是不避比他官阶低的台官。台官遇到宰相应该回避，但遇到如仆射这样的尚书省长官如何呢？《旧唐书•王璠传》记王璠为御史中丞，“尝与左仆射李绛相遇于街，交车而不避”。李绛上疏论奏，大臣纷纷发表意见，同意李绛的看法，于是唐文宗太和三年（829）明确规定，御史中丞与仆射相遇要依令致敬，敛马立待仆射过；而御史大夫与仆射则分道而行。台官仗着有弹劾的权力，出行时就要求百官回避他，但他们若是碰到皇帝侍臣的供奉官，又该谁避谁呢？《旧唐书•温造传》记温造为御史中丞时，“路遇左补阙李虞于街，怒其不避，捕祗承人决脊十下”。后来舒元褒上疏曰：“国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无所回避……遗、补官秩虽卑，陛下侍臣也；中丞虽高，法吏也。侍臣见凌，是不广敬，法吏坏法，何以持绳？”结果唐文宗下敕书说：宪官和侍臣都不能作威作福，“其台官与供奉官同道，听先后而行；道途则只揖而过，其参从人则备随本官之后，少相辟避，勿言冲突”。所以，回避的原则虽然是“贱避贵”，但掌弹劾的御史台官和掌讽谏的供奉官可以除宰相外不避其他。特别是御史台官，在路遇礼节上享受着十分尊崇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