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馆驿
馆驿，简单地说就是官方开办的供出行使者、官员们住宿并供应他们饭食和出行工具的场所。除馆驿外，见于当时文献的还有“邮亭、邮舍、亭侯、传舍”等。这些称呼基本都是沿续了前代的叫法，实际指的就是驿、驿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传舍”或“传”，中国古代的邮驿发展到隋代，传和驿就开始合一，换句话说，专管住宿的传舍与专管通信的驿置逐渐合为一体了。到唐初，在法律上如《唐律》中就不再有关于“传”的规定。但是唐初仍习惯于将传和驿并提，这时的传基本等同于后来的“馆”。以后随着馆或馆舍的逐渐普及，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始有“检校两京馆驿”的官。再以后“馆驿”常常连称，并成为这一时期这一类设施的固定称呼。
当时驿中有驿马，同时又有“传马”一类的称呼。如果“传”在隋唐时代基本指的是“馆”，那么“传马”怎样解释呢？它与“驿马”一样吗？在正式研究馆驿之前，我们先简述一下传马的情况。
传马与传没有关系（实际上当时已没有传了）。它虽然与驿马一样，都是官方提供的出行工具，但其等级比驿马低（传马之下还有传驴，等级更低）。传马与驿马的区别主要有两点：第一，驿马是属于驿的马，传马却是属于地方政府（一般是州）马坊的马。敦煌出土P3714号传马坊文书，就记述了一个属于沙州的传马坊，向过往使人等提供传马传驴的情况。关于传马与驿马的这一区别，唐代史籍记载不详，但在全面学习唐代制度的日本平安时代，其《养老令》中提到了传马。据《令集解》卷38《厩牧令》，“凡诸道置驿马，大路廿匹，中路十匹、小路五匹……其传马每郡各五”。从《延喜式》卷28“诸国驿传马”条，也可大致看出驿马给驿、传马给郡的区别。这些规定对研究唐代的驿传制度，或许能有些参考或帮助作用；传马和驿马的区别之二，是驿马用于急事，所供不多，传马用于缓事，所供较多。《唐六典》卷8“门下省”有云：“凡发驿遣使，则审其事宜，与黄门侍郎给之。其缓者给传。”《唐会要》卷61“馆驿”条也说：“乘传人使事闲缓，每日不得过四驿。”这里都提到了乘传的闲缓。从前述敦煌有关马坊的文书看，传马确实日行不过百余里。就给马的数目看，唐代规定若给驿马，三品以上给四匹、四品以下只给一匹，而“给传送……官爵一品，给马八匹”（《唐律疏议》卷26），二者相差一倍。限于篇幅，我们只能简介一下传与传马，主要部分仍要放在驿和馆上。
（一）驿的一般情况
隋唐五代的驿，以唐代留下的记录最多。隋代驿的情况我们不太清楚，从大量的“驰驿”记载看，驿的使用比较频繁，而其住宿则在传舍。到唐代，不见有关传舍的规定，对驿的制度记录比较详细。据《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记载：“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这些驿中，有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驿二百六十所，其他是水陆相兼的驿。不过这是唐玄宗时的数字，后来又增设或改没了一些驿。各驿之间的距离，也未必都是三十里，在都城附近大约十至二十里一驿，在西北如沙州等地有的驿相隔达上百里。除中原政权外，当时如吐蕃、南诏等，各自也都置有驿。从史籍和敦煌出土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百余个驿的名字，其中重要的有都亭驿、长乐驿，是皇帝设宴送人之处；褒城驿是天下最大的驿；敷水驿因元稹而出名；上源驿揭开了朱全忠与李克用大战数十年的序幕；而陈桥驿兵变，为五代十国时代画了一个句号。
唐礼宾图（章怀太子墓壁画，局部）
驿的最初和最主要的任务，是传递军事情报。因此在唐代，掌管驿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尚书省兵部的驾部郎中。其他有关的管理者自下而上是：“每驿皆有专知官”，这主要指州的兵曹和县的县令，然后“畿内有京兆尹，外道有观察使、刺史，迭相监临”；最后，御史“台中又有御史充馆驿使，专察过阙”（《旧唐书》卷171）。到唐后期，又以宦官充任馆驿使，给馆驿的运行带来了许多问题。每驿的具体管理者叫驿长，唐初，驿长由富户担任。《朝野佥载》卷3记“定州何名远大富，主官中三驿”，就是一例。这样的富户，往往连家口一起住在驿中。富户掌驿又叫“捉驿”，不仅陆驿如此，水驿也是一样。陈谏曾有上疏说：“初，州县取富人……主邮递，谓之捉驿”，后来刘晏改革，“始……定吏主驿事”（《全唐文》卷684）。大致在唐代宗以后，驿的负责人就改为官府委派的驿吏了。除驿长、驿吏外，驿中还有负责具体事务或曰服劳役的人，称为驿丁、驿子、水夫等，负责饲养马驴、维修船只、迎送过往官员。每陆驿都要配备马匹，这些马匹称为驿马。驿马的标记，是在左肘上印有“驿”字，在脖子上印有州的名字。每驿给马的数目因“闲要”而不同，“都亭（驿）七十五匹，诸道之第一等减都亭之十五，第二、第三皆以十五为差，第四减十二，第五减六，第六减四，其马官给……凡水驿亦量事闲要以定船，事繁者每驿四只，闲者三只，更闲者二只”（《唐六典》卷5）。由上可知，驿是分等级的，陆驿分六等，最高等有马七十五匹，最低等有马八匹；水驿分三等，最高等有船四只，最低等有船二只。等级的划分标准是驿的繁忙与否，凡在交通要道、来往者多的地方设置的驿，其等级就高，这种驿又叫“大路驿”，次等的相应就叫“次路驿”。如从长安到汴州的驿称为大路驿，从长安到荆南的驿称为次路驿。前面我们说过，给官员驿马，最高是四匹，最低是一匹。一个有十余匹马的驿，只能接待二三位高官，这样的驿，大概就不会在交通要道上。
唐代的驿规模都很大，有驿楼、驿厩、驿厅、驿库等。驿厅一般有好几个，驿库也有许多，如有酒库、茶库、咸菜库等。大一点的驿如褒城驿中，还有池沼、舟船、竹林，可同时容纳数百人住宿，难怪千年以后的顾亭林，也感叹唐驿舍的宏敞了。到唐后期，由于过往使人的贪求无厌，不应住驿而住驿者的索要供给，以及藩镇将吏的横暴等，馆驿制度逐渐遭到破坏，驿的规模也就渐渐缩小了。晚唐时，孙樵在讲到褒城驿败坏的原因时说：“且一岁宾至者不下数百辈。苟夕得其庇，饥得其饱，皆暮至朝去，宁有顾惜之心耶？至如棹舟，则必折篙破舷碎鹢而后止；鱼钓，则必枯泉汩泥尽鱼而后止。至有饲马于轩，宿隼于堂，凡所以污败室庐，糜毁器用。官小者其下虽气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横难禁，由是日益破碎。”（《孙可之文集》卷2）这是当时人对天下第一大驿破败后发出的由衷慨叹。
（二）有关驿的一些规章制度
隋唐之初，乘传发驿非常严格，只有使者才能乘驿，而且要得到敕命的允许。唐太宗令皇太子李治处理庶务，但“给驿”的权力不交给他，而要他“依常式奏闻”，可见这时给驿是非常重要的事。后来规定稍有放松，除使者外，许多高级官员也能乘驿赴任等，与之相适应，给驿的凭证，也由传符变为符券。按唐初规定，给驿要给传符，凭传符乘驿。这种传符是铜做的，依出行方向分为青龙（东方）、白虎（西方）、朱雀（南方）和玄武（北方）四种。传符分左右两半，左半藏在中央，右半付给各州、府等。发符时，派往何方就用何方的符，把符装在一个骨筒里，写上经过的驿数、行程、程粮等，然后用泥封上，盖上门下省的印。这种铜传符数量不多，与乘驿者的扩大不相适应，而且使用起来十分不便，于是很快就改为纸券，到唐玄宗时就规定“凡乘驿者，在京于门下给券，在外于留守及诸军、州给券”（《唐六典》卷5）。此后基本上就都使用纸符券了。上引给券的权力，在京是门下省，在外是留守和诸军、州，这一规定直到唐末也没有什么变化。乘驿者拿到符券后，到了目的地要上交，等事情办完后再领回来，回京后交给门下省。如果不按期交回，要依律论罪。唐中后期，藩镇势力增大，乘驿者更为增多，于是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给券形式，叫“转牒”，实际就是各地节度使批的条子，凭此条子可在驿中受到招待和供给。这种转牒，其实是非法的，相对而言，门下省发的符券称正券、公券。《唐语林》卷6记述有 于自夸的话：“今之方面，权胜于列国诸侯远矣。且 押一字，转牒天下，皆供给承禀。”非法转牒的著名例子，是元稹为监察御史时劾奏的“武宁军节度使王绍，六月二十七日违敕擅牒、路次州县馆驿”事。元稹在奏文中说：“伏准前后制敕，入驿须给正券，并无转牒供拟之例。”（《元稹集》卷38）有些节度使还批出叫做“食牒”或“馆帖”的条子，凭此可以在馆驿吃饭，但不能住宿。这种条子对馆驿也是极大的骚扰，即如唐德宗时敕文所说：“应缘公事乘驿，一切合给正券。比来或闻诸州诸使，妄出食牒，烦忧馆驿。”（同上）烦扰馆驿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卢氏杂说》中讲的一个故事，说交州、广州间游客“各求馆帖，所至迎接甚厚，赆路每处十千。广帅卢钧深知其弊，凡求馆帖者，皆云：累路馆驿，供菜饭而已”。岭南节度使卢钧的意思是说，馆驿只供给他们饭食，不要给路费了。但那些狡猾的游客，欺负驿吏文化程度不高，在吃完饭后还要驿吏按照馆帖供应“而已”。驿吏不知“而已”为何物，客人说：“大于驴，小于骡，若无可供，但还我价直……每一而已……三五千。”这真是巧取豪夺，十足的骚扰馆驿。由于存在“转牒”，致使唐后期对符券的称呼变得比较混乱，如有传券、券牒、驿券、传牒等，要之不外乎从正常途径得到的正券和从节度使那里求来的转牒二种。
从上述符券的发展已可看出利用馆驿者不断增多，对馆驿的骚扰也就日益严重，成为馆驿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这是馆驿加速败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大致看来，对馆驿的骚扰有以下几种：一是滥给符券，加重馆驿负担。所以唐宪宗元和四年（809）曾有敕文说，不许滥给券。若给“一百二十七道已上者，州府长官宜夺一季俸禄”（《唐会要》卷61）；二是使者不论是否有券，都要求超额供给。《旧唐书•柳公绰传》说当河北用兵时，朝廷因“补授行营诸将，朝令夕改，驿骑相望”，于是柳公绰上奏曰：“自幽镇用兵，使命繁并，馆递匮乏，鞍马多阙。又敕使行李人数，都无限约，其衣绯紫乘马者二十三十匹，衣黄绿者不下十匹五匹。驿吏不得视券牒，随口即供。驿马既尽，遂夺路人鞍马。衣冠士庶，惊忧怨嗟。”根据前述我们知道，当时按规定乘驿者最高只应供马四匹，供传马者也不过八匹，而这里则大大超过了上述规定。何况使者们还横暴无礼，不许驿吏察看券牒。此外，《全唐文》卷861边归谠《请禁使臣骚扰馆驿奏》也云：“切见使臣，于券料外，别要供侍，以紊纪纲。乱索人驴，自递行李，挟命为势，凌下作威。或付应稍迟，即便恣行打棒”，真是横取暴夺了；三是上面提到的非法转牒。这种转牒，有时是对可以享受馆驿的人的家属开的条子。按照规定，馆驿供应使者或百官家属是有限度的，非法转牒则要求供应大量家属，致使馆驿负担加重。于是，有如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崔龟从所上的奏，重申“不许行转牒供券外剩人”，也说明这是个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在合法取券非法要求和非法转牒强行要求的双重骚扰下，唐代的馆驿迅速败坏下去，前述褒城驿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
乘驿时除了发驿要按规定领取符券外，还必须遵照符券上写定的行程，即走哪些驿，要走多少天等，如果耽误了，要受到惩罚。一般的公事耽误一天要笞三十，这已为敦煌出土的传马坊文书所证实。但驿使如要耽搁，处罚则要重得多。《唐律疏议》卷10职制律说：“诸驿使稽程者，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至于一日走多少路，则因时因事而不同。《唐六典》卷3户部度支郎中条规定：“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这是最一般的规定，不仅指驿，因此还规定有“步行”的程限。从史籍记载看，日行两驿和日行六七驿的都有。唐玄宗天宝年间，由于流人和贬官者多在道途中逗留，于是规定：“自今左降官，日驰十驿以上”（《资治通鉴》卷215）。也就是每天行三百里以上。这样疲劳地连续赶路，使得“是后流贬者多不全矣”（同上）。这种高速赶路，在当时称为“驰驿”或“飞驿”，比“乘驿”要快。隋文帝时，王韶为秦王长史，“岁余，驰驿入京，劳弊而卒，时年六十八。高祖甚伤惜之，谓秦王使者曰：‘语尔王，我前令子相（指王韶——笔者注）缓来，如何乃遣驰驿？杀我子相岂不由汝邪？’”（《隋书》卷62）可见驰驿的速度相当快。当然最快的还是敕书赦书，按规定要日行五百里。这原因也好理解，就是保证皇帝旨意的迅速下达，其中赦书若迟到，有些人就赦不了了。《朝野佥载》卷1记了这样的一件事：“逆韦之变，吏部尚书张嘉福河北道存抚使，至怀州武陟驿，有敕所至处斩之。寻有敕矜放，使人马上昏睡，迟行一驿。比至，已斩讫。”于是可知对乘驿或驰驿而违程的使者进行惩罚，也是有必要的。
唐代法律对乘驿的规定还有许多，如不许出使途中绕道回家或探亲访友，不许私自多带行李货物，不许在馆驿停留三天以上等等。规定得严格而细密，其中最重要且有趣的一桩公案，当属御史和中使对馆驿中上厅的争夺。唐宪宗元和四年（809），监察御史元稹奉召入京，“宿敷水驿。内官刘士元后至，争厅。士元怒，排其户，稹袜而走厅后。士元追之，后以箠击稹伤面”（《旧唐书》卷166）。后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就规定“御史到馆驿，已于上厅下了，有中使后到，即就别厅。如有中使先到上厅，御史亦就别厅”（《唐会要》卷61），也就是谁先来谁就住好房子。但实际上是“多不遵守”，所以在一年后又重申这一规定，并把互让的范围扩大到“三品官及中书门下尚书省官，或出衔制命，或入赴阙庭；诸道节度使、观察使赴本道或朝觐；并前节度使、观察使追赴阙庭者，亦准此例”（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