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马有关的还有马社、马肆、马行、马铺、马坊等。马社是为保证马匹供应的民间组织,若有马死,社人共同补充。马行、马肆与马的买卖有关,马铺则是通信设施。马坊是养马的地方,隋代就有,唐代更多,仅关内道的岐、邠、泾、宁四州就有八马坊,唐玄宗开元年间,四十八监有马四十四万匹。此外如中央的龙武军,以及地方一些州县,都有马坊。唐代还有传马坊或叫长行坊,养的马叫“传马”,因与驿传有关,我们放在后面一并论述。
(三)驴
驴是比马低一等的出行工具。隋朝杜子春由富而贫,其出行工具相应地也就变成了“去马而驴,去驴而徒”(《太平广记》卷16)。所以,当时把驴称为“劣乘”。不过由于驴比较便宜,因而它在民众中使用较普遍。百官一般骑马不骑驴,如果骑驴就十分可疑。李夷简任郑县县丞时,发现“有使走驴东去甚急”(《唐语林》卷3),结果此使果然是叛军首领朱泚派往幽州的人。流外官中骑驴的不少,可能是因为国家不供给流外官马骑。举人、进士中有钱的骑马,无钱的骑驴。十分饥贫的人,就三兄弟“共有一驴赴京”(《云溪友议》)。不过,后来进士们追求车服的华奢,以至到唐懿宗咸通年间特意规定进士不许乘马,只许骑驴,但这一规定估计没能贯彻下去。进士之外,百姓骑驴的就更多了。隋开皇五年(585)遭灾,文帝命“买牛、驴六千余头,分给尤贫者。令往关东就食”(《隋书》卷24)。这里的驴中,恐怕有些就是供骑乘的。由于驴是一般人未做官时的出行工具,因此那些仕途不达的落魄英雄、没中第或虽中第但无官的诗人骚客都骑驴,甚至由于不做官的人才骑驴,致使它又成为隐士处士等高人的坐骑,给人以虽穷但很旷达的感觉。如中兴宰相裴度微时就骑驴,诗人杜甫、贾岛、李贺也都骑驴,其中杜甫骑驴骑了三十载(一说十三载),生活一直很贫困。此外,唐德宗时的山人宰相李泌骑驴,甚至传说中的张果老也骑驴。此外,当时以驴为坐骑的,还有俳优、乐工以及一些妇女。唐天宝年间萧颖就曾遇见“一妇人年二十四五,着红衫绿裙,骑驴”(《太平广记》卷242)。

唐蓝釉带鞍陶驴(1956年陕西西安出土)

唐李昭道《明皇幸蜀图》
与马一样,驴也有官驴。百官赴任,只要符合条件,官方要给车马,也要给驴,大致是一品给十五头,二品给十头,直至九品给二头。唐代驿中也有驴。另外,官方要用驴时还可以派差,也可以借驴。《唐律》规定,借驴的价钱是一日绢三尺,与庸一样。民间也有借驴或赁驴、雇驴的,十分兴盛。据日本和尚圆仁的经历,唐文宗时在海州,若雇驴的话,“驴一头行廿里,功钱五十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雇驴的人多了,就有客店养了许多驴供客人用。也有专门的租驴业,经营这一行业的多称“赁驴小儿”。《续玄怪录》记载,马震住在长安平康坊,一日,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见一赁驴小儿云:适有一夫人,自东市赁某驴,至此入宅,未还赁价”。从这一记载还可知,那出租驴的地方在长安的商业区即东市。
(四)其他畜力及徒步
畜力出行工具除马、驴外,还有牛、骡、骆驼、象等。牛主要用于拉车,单骑的也有。隋末英豪之一的李密,辞了三卫之职后,“专以读书为事,尝欲寻包恺,乘一黄牛,被以蒲鞯,仍将《汉书》一帙挂于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卷读之”(《旧唐书》卷53),为杨素所赞许。骡在当时还是使用比较多的,除用于战阵的“骡子军”、“骡子营”以及用于运输的“骡纲”和用骡驮物外,史籍记载骑骡的有胡人、隐士、奴仆等。从制度上说,上述畜力骑乘的等级顺序,是马、驴、骡、牛,因此骑骡的人的身份不高。骆驼主要用于北方特别是西北沙漠地区,骑者多是胡人。《资治通鉴》卷216记载,哥舒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驼,日驰五百里”,速度还是够快的。南方骆驼很少,甚至到了五代的后蜀时,还是“蜀地无骆驼,人不识之”(《十国春秋》卷115)。象主要生活在南方特别是云南,那里的居民养象用于载物和出行,与中原地区养牛、马一样。徒步出行是出行的最自然状态,这里只特别指出两点:第一,就有身份的人来说,出行而徒步意味着已经十分贫穷,前举“去马而驴,去驴而徒”可证;第二,当时很时兴雇夫、佣力等,也就是徒步行走为人负重以换取生活费用。这当然都是更贫穷者所做的事情,严格说它不算出行,只算谋生,但也可算是雇人者出行的附属物或组成部分。《太平广记》卷23说,“唐贞元初,广陵人冯俊以佣工资生,多力而愚直,故易售。常遇一道士,于市买药,置一囊,重百余斤,募能独负者,当倍酬其直。俊乃请行。至六合,约酬一千文”。冯俊以其徒步负重,达到与道士一同出行的结果。

隋骑骆驼俑
(五)舟船
舟船,是出行工具中很重要的一种。南、北方都使用舟船,而南方使用较多,有些地方简直就是唯一的出行工具。船的种类有多种,除去用于战争的战舰、战船外,若以原料分,有木船、竹船、竹木筏、皮船等。以形式分,有海船、轮船、小斛底船、小舸子、大河船、篷船、舫船、舴艋舟、小舫、大舸、画舸、楼船、舶船、棹船等。以用途分,有偏重于运输的米船、粮船、盐船、租船、漕船、饷船、转运船;有偏重于游玩的龙凤船、竞渡船、行酒船、采花船、彩舫等。这其中的轮船,指唐朝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皋造的船,史称其“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旧唐书》卷131)。这种轮船在当时是很先进的。
就船的规模来说,隋炀帝乘坐的龙舟比较大。他一次出行,船队长达二百余里。《隋书•食货志》说隋炀帝“造龙舟凤、黄龙赤舰、楼船篾舫……以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已上给黄篾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楼船一般也不小,有的上建三层楼,高百尺。巨船还有唐末成汭造的“和州载”,“三年而成……上列厅宇洎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北梦琐言》)。一般的船中,小船长八尺,大船长三丈,三丈以上的船,就有用作战船的危险。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曾下诏说:“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已上,悉括入官。”(《隋书》卷2)商船也有十分巨大的,著名的如俞大娘航船,《国史补》卷下说:“江湖语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则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这船上不仅住有人家,而且还建有街巷,种有菜蔬,可谓大矣。官方所有的转运船,一般载重在五百石至一千石之间,以十只为一纲。小船中有一种竞渡船,为了速度快,有时在船的底上涂漆。
除了上述用作出行的各种船外,还有一种船专门用于渡口摆渡。据《唐六典》卷7:“其大津无梁,皆给船、人……白马津船四艘,龙门、会宁、合河等关船并三艘。渡子皆以当处镇防人充。”摆渡船不仅渡人也渡牲口,而且到晚唐,渡口增多,渡船也增多,其中有些还由私人经营。日本和尚圆仁说黄河“南北两岸,各有渡口……此药家口多有舟船,贪载往还人。每人出五文,一头驴十五钱”(《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这一渡价并不便宜。此外,作为水上的出行工具,当时还有木罂、浮囊等。后者是“以浑脱羊皮吹气令满,紧缚其孔,缚于胁下,可以渡也”(《太白阴经》)。这种浮囊在现在的陕北还可以见到。

隋展子虔《游春图》中的渡船
隋唐五代的船,也有官船和私船之分。中央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船都是官船,其他个人特别是商人所有的船是私船。官船包括驿船在内,就是官家使用的船,官府的长官就是官船的当然使用者。安禄山造反前回长安,怕遭暗算,得到允许回河北后,“疾趋出关,乘船沿河而下。令船夫执绳板立于岸侧,十五里一更,昼夜兼行,日数百里,过郡县不下船”(《资治通鉴》卷216)。安禄山乘坐的就是官船。由于官船往往不够使用,这就需要采用和雇、差雇等方式向私人借船。这种借船,名义上是给钱的,但“州县虽云和雇,商人焉敢请钱”(《全唐文》卷89)?实际上就是掠夺。如果此处官府想要雇彼处的官船,还需要下帖才行。由于当时除富商外一般拥有船的人不多,所以隋唐五代时私人间佣借船只非常普遍,史籍称为雇船、赁船、佣船、僦船等。唐天宝年间,有个姓崔的县尉欲去吉州赴任,“乃谋赁舟而去。仆人曰:今有吉州人姓孙,云空舟欲返,佣价极廉”(《太平广记》卷121)。这个姓孙的大概是运货而来,空船而归,顺便搭客,所以价钱便宜。这也是当时很普通的一种雇船方式。日本和尚圆仁要往楚州,“遇新罗人陈忠船,载炭欲往楚州,商量船脚价绢五匹定”(《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这也是搭货船前往,但船价五匹绢,却并不便宜。
(六)辇、舆及其他
除去前述车船畜力等出行工具外,当时还有使用人力抬、扛、举的出行工具,主要有辇、舆、担子、兜笼等。辇和舆都是没有轮、用人抬或扛类似后世轿子的出行工具,《隋书•礼仪志》说:“辇,制象轺车,而不施轮……用人荷之。”“舆……制如辇而但小耳”。辇、舆特别是辇,主要为皇族所用。唐代殿中省有尚辇局,掌管皇帝乘用的七种辇和三种舆,即“一曰大凤辇,二曰大芳辇,三曰仙游辇,四曰小轻辇,五曰芳亭辇,六曰大玉辇,七曰小玉辇。舆有三,一曰五色舆,二曰常平舆……三曰腰舆,则常御焉”(《唐六典》卷11)。这其中的七辇和舆中的前两种,主要用于礼仪,但腰舆是平常用的。传世阎立本的《步辇图》,画宫女肩上搭带,双手抬一辇舆,这种辇舆其实就是腰舆。前面讲过,隋与唐初礼仪大典多用辂车,唐高宗以后“每有大礼,则御辇以来往。爰洎则天以后,遂以为常”。正因为辇主要是皇族用的,所以在史籍记载中,我们看到主要就是皇帝、皇后、得宠的妃子、公主等乘坐辇。如果抬步辇召学士,就是对学士的最大恩宠,而安禄山造反当皇帝,在军中也坐起“铁辇”来,史称其“乘铁辇,步骑精锐,烟尘千里”(《资治通鉴》卷217)。辇有各种种类,步辇是其总名,其他还有卧辇、重辇、运辇等,比较豪华的则有四环金饰辇、玉辇、金漆柏木镂金花版的御辇,赐给同昌公主的七宝步辇等。最初的辇比较简单,可能只上面有盖,后来则在四面有遮蔽,有垂帘,所以才能有卧辇之类。

唐人摹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中的辇舆,绢本,设色

宋摹唐阎立本《步辇图》(局部)帝王乘坐的辇舆,绢本,设色
舆不是皇族独有的,种类也很多,如有软舆、板舆、竹舆、篮舆、彩舆、绿舆、藤舆、卧舆等。这些舆都可以用“肩舆”来概括,即它们都是用肩来抬的,只不过在材料、样式和颜色等方面有所不同。肩舆可说是后世轿子的前身,最初只有老、病的贵臣才有资格坐,上朝时允许一直抬到大殿上。后来肩舆逐渐普及,上自皇帝、宰臣、节度使,下至县令、百姓都有乘坐,其中妇女乘坐的比较多。《因话录》卷3记郑怀古“初家青、齐间,值李师道叛命,扶老亲归洛,与其弟自舁肩舆,晨暮奔追,两肩皆疮”,可证肩舆是用肩抬的。白居易老时可能因为坐肩舆平稳没有颠簸,所以十分喜爱肩舆,在他的诗中提到各种舆的不下十余处。如《出使在途所骑马死,改乘肩舆,将归长安,偶咏旅怀寄太原李相公》诗中有;“驿路崎岖泥雪寒,欲登篮舆一长叹。”这里坐肩舆是被迫的,但也可知篮舆就是肩舆。他又在《春雪过皇甫家》中说;“晚来篮舆雪中回,喜遇君家门正开。”
担子就是肩舆,主要为妇女乘坐,最初不合礼法,但随后也就普及了。唐德宗时,名将李晟治家严谨,他的女儿不顾婆婆生病,在李晟过生日时前来祝贺,被李晟大骂一顿,“遽遣担子归”(《唐语林》卷1)。到唐文宗时,鉴于坐担子已很普遍,就只好在制度上作了规定。《唐会要》卷31引太和年间的敕文中有云“妇人本合乘车,近来率用担子。事已成俗,教在因人,今请外命妇一品二品、中书门下三品母妻……担子,舁不过八人,三品……担子,舁不过六人”等等。但是商人或庶民妻女不能乘担子,只能坐兜笼,而且“舁不得过二人”。这是习俗变为礼法的一个很好例子。担子到唐末,允许百官有限制地乘坐,即只能在有病时乘坐,而且必须自己雇用担夫。这大概一是因为男子乘担子不合制度,二是怕男子坐担子丧失了骑马驰骋的体魄和豪气。

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唐壁画《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临摹,局部)中的轿子。宋氏是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的夫人
太和敕中提到的兜笼,最初流行于今四川地区,也是妇女乘坐的出行工具,可能与滑竿之类相类似。到唐肃宗以后,由于它轻巧易抬举,开始在京城普及。史称“京城……兜笼,代于车舆矣”(《旧唐书》卷45)。兜笼也叫兜子,以女子乘坐者为多,似乎四周有遮蔽,门上有帘子。《桂苑丛谈》记李德裕镇浙西时,为辨明某寺僧人诬告事,“召兜子数乘,命关连僧入对事。咸遣蔽帘子毕,令门不相对”。这种形式的兜子,也与后世的轿子很相似。兜子而外,当时还有一种叫“背笼”的出行工具,只用于今贵州山区。《太平广记》卷483记刘隐到黔巫之南的南州去,“州多山险,路细不通乘骑……州牧差人致书迓之。至则有一二人背笼而前,将(刘)隐入笼内,掉手而行,凡登山入谷皆绝高绝深者,日至百所,皆用指爪攀缘,寸寸而进。在于笼中,必与负荷者相背而坐。此即彼中之车马也。洎至近州,州牧亦坐笼而迓于郊”。设想一下,坐在人背上笼里的使者和来相迎的同样坐在笼里的州的长官,会发现这是一幅很精彩的山区出行的风俗画。
馆驿与旅店
出行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因公或因私要离开自己的居住处,到较远或很远的地方去。在这一过程中,出行者避免不了要在途中憩息或作各方面的补充。于是有供官方使者和官员出行,以及供私人行旅商贾住宿的种种设施出现。它们在隋唐五代被称为馆驿、旅店等。因此在研究行生活时,必须研究这些为出行服务的种种设施。另外,由于出门在外,出行者常常需要向上司汇报,向下属布置,以及与亲戚朋友联络,这些也是出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当时的通信方式,也就是必不可少的了。